首页 -> 2008年第3期
《围城》讽刺艺术的层次性
作者：谢真贤
1、从讽刺的力度讲具有层次性。
讽刺力度是指作品对人物和现象描写时的“刺”与“不刺”，“重刺”与“轻刺”。为了达到恰如其分的讽刺效果，作者在作品中很好地把握了讽刺力度的分寸。
在刺与不刺上。作者对作品中大部分的人物和现象予以讽刺。如李梅亭、高松年、顾尔谦等大批封建遗老、西洋奴才；当时社会的阴暗丑恶面也触及很多，如玩政治、办教育、搞哲学、婚姻、租界等，作者对少部分的人物未予讽刺。如天真、漂亮、纯洁的女学生唐晓芙，热情、大方、英俊的新闻编辑赵辛楣。作者对个别复杂人物，作品辩证地对待，如方鸿渐，他是个复杂人物，作品对他的聪明才智、真诚善良、追求纯真爱情、厌恶市侩风气等优良品质予以肯定，对他的犹豫苟且、胆小软弱、不能摆脱外界干扰的性格予以无情讽刺。
在重刺与轻刺上。作品对人物和社会现象的讽刺力度有轻有重。轻的委婉含蓄，看似轻描淡写，可有可无。但如细心体会，就会发觉讽刺的所在。如作品写孙柔嘉，几乎没有贬斥和嘲讽的字句，订婚前她单纯、幼稚、事事要鸿渐替她拿主意，并言听计从，使人觉得可爱；订婚后她很有主见，千方百计训练鸿渐，虽然常同鸿渐吵架，但很善于掌握“分寸”，写得很实在，并不怎么让人讨厌。但前后对比，差距甚大，这就讽刺了她攻于心计、虚伪、做作的本性。对苏文纨的讽刺也较委婉含蓄。重的则锋芒毕露，酣畅淋漓，誉毁之意溢于言表。如对李梅亭、顾尔谦、褚慎明等人，还有上海的法国巡捕、日本人、安南人等，把他们比作青蛙、禽兽、畜牲，讽刺深刻，一针见血。
2、讽刺的深度、广度具有层次性。
讽刺深度是指讽刺的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讽刺广度是指讽刺内含覆盖面的大小。作品对人物、现象的讽刺有些是就事论事，讽刺意义只停留在表层意义上或事物的本身，并无引申或转折含义。如把高松年的脸比作“擦过油的黄皮鞋”，只是讽刺高松年脸刮得亮；如说曹元朗，“有他，菜可以省一点，看见他那个四喜丸子，人都饱了”。这是讽刺曹元朗可憎、可笑的丑态。
而有些讽刺却带有深刻的哲理，讽刺意义有多层次性。如作品写赶驴人用红萝逗驴，即可以说赶驴人，也可以讽刺高松年对方鸿渐的戏弄，还可以理解所有上司对下属的驾驭和戏弄。还有褚慎明、苏文纨引用有关婚姻的两句古语，不仅是讽刺婚姻，也不仅只讽刺作品中的人，它有全方位的讽刺意义，婚姻、家庭、事业、爱情都适合，有超国度的适应性，中国人、外国人、古代人、现代人都有这种“基本根性”。作品中揭示的哲理还有许多。
3、从讽刺的方式上讲，也具有层次性。
讽刺方式这里主要指对同一对象讽刺时，作品使用的篇幅和方法。作品对有些人物、现象的讽刺点到为止，一笔带过。如把文凭比作“遮羞布”，把留学比作“出痘子”，对信教与学医，车夫与站长的嘲讽等，都是寥寥几句。而对有些人物、现象的讽刺则要利用各种讽刺方法，层层剖析，面面俱到，淋漓尽致。如对李梅亭的讽刺，作品用很多篇幅，从肖像、行动、言语等方面，用比喻、对比、描写等方法，把他的贪色、贪财、吝啬、虚伪、市侩、卑鄙等丑恶的本质体现出来，并达到讽刺的目的。
作品通过描写病态社会知识分子群，揭示他们在中西文化大碰撞，国难家仇相激荡中的动摇和怯弱，讽刺了他们丑恶和落后，也讽刺了那个病态社会。作者的讽刺艺术熔中西为一炉，即发展了《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的优点，又吸收了欧洲《流浪汉》和其他外国讽刺作家的长处，使作品的讽刺炉火纯青，讽刺魅力永放光芒。
谢真贤，教师，现居湖南郴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