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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文学成因分析
作者：白金香
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其他如孔融、王粲、刘桢、阮王禹、徐干、陈琳等都是建安文学集团中有成就的重要作家，后人称他们为“建安七子”。
建安文学的主要形式是五言诗的运用。诗人采取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慷慨悲凉的情感，反映和描述了东汉末年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形成了“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建安诗风。东汉末年政治腐败黑暗，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广大人民蒙受着极其深重的苦难，客观的社会现实需要有一个相适应的文学形式来表现它，反映它，因此“建安文学”便应运而生，例如被誉为“建安七子”中成就最高的王粲《七哀诗》中对社会现实有如下的描写：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逶身适荆蛮。亲朋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各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王粲的“七哀诗”共三首，此为第一首，写于汉献帝初平三年，当时因董卓被王允杀死后，董的部将李催、郭汜等作乱长安，王粲因避乱南下荆州，于途中所见所闻，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通俗朴实的语言，深刻地反映了广大人民所蒙受的苦难，表现了诗人对国家的关切，对人民的同情。这种强烈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就是建安文学的实际内容。再如被后世誉为“建安之杰”曹植写的《薤露行》。
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苦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鳞介尊神龙，走兽宗麒麟，虫兽犹知德，何况于士人！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重华芬。
这首诗以慷慨形容人格，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怨愤情绪。诗中“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就是曹植“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政治抱负。这种要求在政治事业上有所“建功立业”的思想感情，又迫于客观环境而无法施展的抑郁，通过文学抒发出来，引颈高歌，这就形成了“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气质。
建安文学的作家，都是汉末社会现实的目击者，感慨颇多，他们或伤时悯乱，苍凉、凄楚；或慷慨悲壮，气魄雄豪。这种慷慨激越的悲壮情调，便是建安文学区别于这个时代以前所有文学形式的特有个性。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认为建安文学是“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宋书·谢灵运传论》也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所谓“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就是说建安文学以气质为体，冲破了质胜于文的旧作风，开始了文质相称的新的创作时代，作家们不但继承了乐府诗中强烈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同时把自己对生活的感触，忧国忧民的悲育思想情感充分地表现在他们自己的作品中，形成了“建安风骨”的实际内容，也就是“以气质为体”的“雅好慷慨”的文学艺术特色，这便是千古以来被人们称颂的“建安风骨”。
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动乱的时代是形成建安文学的社会原因
《文心雕龙·时序》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犯，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刘勰的这段话不仅总结了建安文学的特点、风格，同时也说明了这一文学派流形成的社会原因。
东汉末年，政治进入黑暗时期，社会动乱不安，人民流离失所，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土地兼并剧烈，宦官外威，豪强土族交相干政，互相倾轧，刘汉政权分崩离析，加之统治阶级对羌族连年用兵征战和自然灾害的不断袭击，促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终于激起了以张角为首的黄巾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镇压起义军中扩张了军事力量的豪强军阀却纷纷拥兵割据，他们争权夺利，互相残杀，长期的混战使广大人民受着极其沉重的苦难，使一个繁荣昌盛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变成了“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的凄凉景象，据《三国志·董卓传》记载，董卓在挟持献帝迁都长安时，强驱白姓西行，并纵火烧毁洛阳，当时是“官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饥穷销甚，尚书朗以下自出樵彩，或饥死墙间”。朝廷官员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当时处于低下层的人民大众所受的苦难是何等的悲惨。这时期的文人目睹和经历了战争、饥荒、凄惨的社会现实，饱经忧患，有的夹在平民之中逃荒避乱，过着流离颠沛的苦难生活；有的胸怀政治抱负，忧国忧民，投军从戎，充当军阀的幕僚以展雄图；有的雄心勃勃，领兵统帅，直接指挥战争，以求霸业；有的目击社会现实，政治上不得志，慷慨悲歌。萧条冷落的社会，忧患凄楚的生活，苍凉激越的人生，慷慨悲壮的事业构成了一幅悲壮激昂的图景，这些生活现实奠定了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基调，加之那些饱经忧患而心多哀思的建安才子妙笔生辉，把自己伤时感事的情调，通过艺术手段充分地展现在自己的诗文里。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文学是社会的写照，这就自然形成了“慷慨苍凉”，“气魄雄豪”的建安文学。
二、统治者的爱好和提倡是形成建安文学的政治因素
凭借政治军事上的优势，逐步统一了中国黄河流域的曹氏父子酷爱辞章，招揽文士，邺下文风，盛极一时，形成了一个以曹氏父子为首的，以邺都为中心的文学集团。钟嵘的《诗品》云：“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至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之之盛，大备于时矣。”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亦云：“自献帝搬迁，文学篷转，建安以来，臣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付君之重，妙善知音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曹操、曹丕、曹植可谓当时三雄，他们不但是咤叱风云的政治上的权柄人物，也是杰出的作家诗人。曹操的诗作《薤露》、《蒿里行》、《苦寒行》、《短歌行》、《观沧海》；曹丕的《燕歌行》、《大墙上蒿行》、《上留田行》；曹植的《泰山梁浦行》、《薤露行》、《送应氏》等等都是他们遗留下来的著名诗篇，而当时名噪一时的建安诸子如孔融、王粲、刘桢、陈琳、徐干等，除孔融因政治上反对曹操被杀外，其余都是曹氏权的幕僚，羽翼，也是曹丕、曹植吟诗作文的好友。曹操虽是“乱世奸雄，也十分残暴，但对文士们却十分宽容，例如他可以释放当众辱骂自己的士人弥衡，他称陈琳的文章可以医治头疼病，杀孔融也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迫不得已的事。曹丕位居太子之位，他不仅善于和文士们相处，也善于引导他们走上正路，他在《典论·论文》中能十分客观地评价、批评七子的诗文，曹丕旷荡不拘，王粲死后他亲率众文士为其送葬，因为王粲在生前喜欢听驴叫，曹丕竟然叫送葬的文士们跟他一起在王粲的墓前学驴叫“以慰仲宣（王粲）之灵”。想想当时曹丕和众文士在旷野里学着不三不四的驴叫声，是何等的滑稽和可笑，然而曹丕确实这样做了，可见他对王粲的感情是何等的深厚。曹植更是一个“任性而行，不自雕动，饮酒不节”的纯粹文士，经常和邺下文人过着宴饮唱和的生活。曹操、曹丕、曹植他们于己吟诗作文，才华横溢，又能重视招揽文士，与他们交朋结友，给予优越的创作条件，让建安文士们的创作才能得到以充分的发挥，这对建安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就像社会发展规律一样，每到一个时代替换的关键时刻，总会有一批英雄人物应运而生，他们既是旧时代的结束者，又是开拓新时代的战士，文学的发展史也不例外，同样遵循着这条规律不断发展，不断进步。曹氏父子就是这样的历史人物，以他们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及其卓越的文学才能，开创了一代宗风，为建安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白金香，江苏盐城高等师范学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