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中西“古今之争”思潮比较
作者：林 芳 周红芬
一、中西古代文论上的“古今论争”
中国的文论史上，因对古今文学评判标准问题引起的论争，主要发生在唐中期的“古文运动”和明清时期的“师古复雅”。
先秦两汉时期散文简易畅达、声情并茂、体物浏亮。魏晋南北后逐渐骈偶化，讲究声律、辞采，过分追求形式美，内容空洞苍白。唐初，陈子昂、萧颖士、柳冕等人提出“追建安风骨”、重兴儒家思想和注重文章的教化功能等主张，从理论和实践上初步奠定了古文运动的基础。
到了唐中期，出于复兴儒学和政治改革的需求，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思想家掀起了古文革新的热潮，倡导“古道”和“古文”，力图从提倡优良的文学传统入手来拯救这一颓风。
韩、柳发起的古文运动主要革新理论：（1）主张“文以载道”，强调文章的政治功用，以文章来传达儒家的政治教化；（2）语言要流畅易达、词必己出、务去陈言，反对藻饰雕琢；（3）认为“文如其人”，要求作家提高道德修养。在古今文的取舍上，主张以人的心性品质（即道德修养）为标准，充分肯定秦汉古文对于为人为文的积极意义。韩愈和柳宗元在提倡学古的同时也反对因循守旧，主张对文学传统进行变革创新同时要求从自我出发来熔今铸古，主张还是十分的融通。
明永乐至成化年间，“台阁体”和“茶陵体”先后占据文坛。台阁体追求平正典丽，内容上多为歌功颂德、粉饰太平、酬唱应答，而茶陵体虽另辟蹊径，作诗主张“宗唐法杜”，强调声调，注重抑扬顿挫之美，但仍未能脱尽“台阁”习气。“在师古复雅的文学观念引导下，元明时期的文学接受往往流溢着浓烈的复古情调。”[1]
针对此现象“前后七子”诗文复古的创作和理论。提倡学习古人格调，遵循古人法式，“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儒家传统文学观为指导，企图复兴风雅比兴、美刺讽谏的传统，以古典审美理想的情理、意象统一为目标，重建诗文传统。
但“前后七子”“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落入了斤斤学古、拼凑捏合的地步，对文化传统的继承变成了胶柱鼓瑟的行为，扼杀了文学发展的活力，遭到李贽、汤显祖和公安三袁的猛烈抨击。他们认为衡量文学之优劣并不在时间的先后，每个时代的文学都各有千秋。对于优秀文学的评判标准，虽各有差异，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主情论”、公安三袁的“性灵说”，但都出乎是性情、人性。李贽、汤显祖等人的文学观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文学的发展，为通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宽松的文化环境。
无独有偶，西方文论史也发生了两次大型的“古今之争”浪潮。
1.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论争
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标识就是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但是如何复兴，就存在一个对待古代文化的态度问题，保守派主张恪守古训，革新派主张古为今用，因而就产生了所谓的“今古之争”。
保守派认为，以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为代表的古代文艺规则是永恒的真理，不因时间而改变。因此后人的创作应该严格恪守他们制度的规则，尊崇他们的史学观念，即使是在体裁的选取上应选择传统材料。
革新派则反诘道，权威具有时代性，作家不应该让前人的规则束缚住，盲目的模仿古人是错误的，时异世异，应该遵从当代权威作家所定的范围，在选材上，即使是古代的，也要使它适应现时的风俗习惯。总之，制定文艺规则要古为今用，推崇创新，融合民族性于其中。
保守派将真理绝对化、僵固化，限制了文学的发展，革新派强调文学因时因地而变，注重突破和超越，不墨守成规，不谨守教条，推动了艺术向前发展。但此次论争促进了当时和以后文艺思潮的活跃，影响深远，开一代风气之先。
2.法国新古典主义论争
十七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文艺思潮和文论原则占据统治地位。
新古典主义戏剧理论立法者布瓦洛在总结高乃依、拉辛、莫里哀等大戏剧家的创作经验后，形成了一套内容、形式都体现君主专制的戏剧理论。布瓦洛要求文艺作品要“首先须爱理性”、“一切要合乎常理”，这“理性”“常理”指的是当时的现世秩序和规则。从拥护君主制立场出发，对文艺制定了严格的规范，以古希腊罗马文艺为依据，并规定新古典主义的文艺创作要模仿古希腊罗马的题材，表现人情事理，为王权服务。
今派文论家否定永恒理性、永恒法则，更强调文艺随着时代变化而发展，不能永远受一种古老规矩的制约。诗人“应该把脚移到一个新的制度上去站着”。这样“才能适应现时代的趋向和精神”。并要求悲剧要表现现实生活和高尚的人性，不能像古代总表现天神。
自从文艺复兴以来，直至17世纪末，法国文坛上厚古薄今和尊古、仿古的风气一直是占上风的。尤其是古典主义盛行的时期，厚古薄今是不容争辩的天经地义。古今之争的出现，革新派的胜利，标志着古典主义的衰落。厚今派是当时进步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它的抬头预示着18世纪启蒙思潮即将来临。
二、中西论争浪潮的比较
在中西文论史上，“古今之争”可以说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从以上对中外“古今之争”思潮的梳理和分析，我们能透视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相同之处。
首先，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每次的革新，不管如何的风起云涌，都有一条潜流持续不断的流，贯穿始终。在中国，这条小河流是儒家的思想，儒家思想是封建王朝历朝历代的治国治道思想，也是文人安生立命的处世原则。文人在创作中也不自觉的以它为治道思想。在西方，绵亘不断的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传承下来的理性思维方式，这种方式指引他们在历次的变革中不断进取。
其次，人类的精神并没有跟随历史的前进步履而呈现上升的态势。因此，面对文坛上出现的种种弊端，一些人便主张复古，在古代文化当中寻求安宁。无论中西，对古代优秀文化总体上都是认可的。中国的先秦文学、西方的古希腊罗马文化，在人类之初都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遗产，这种文化的优秀是后人无法复制，甚至是无法企及的。关于这一点，无论中西，无论哪次变革都是充分予以承认的，守旧派和革新派的区别是囿于仿古还是依古创新。
再次，无论中西，文学家们都是通过时代生活的需要来衡量文学传统的继承与革新问题，不是就事论事地探讨文学传统问题，而是更加注重从原则、规范和方法上来解决问题。革新派面对当时文坛上的弊端，更主要的是从方法论角度高屋建瓴的指导文学的解决方案，使之长远发展。
历次的论争规模大，引起广泛的参与，并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国的古今之争思潮中，基本上是引起举国文人关注，一方面是因为科举考试的钳制，与他们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文人间彼此唱和风气的引领。而在西方，范围更是宽广，有时候，这种论争甚至跨出一国边界，形成一种国际性的大讨论，并有大量理论和实践作品涌现。
当然因为国情、时代背景、心理特征、文化传统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在分析中西的文学思潮时，二者文化上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西方主张回归古希腊或古罗马，回到前苏格拉底的诗歌时代，或者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时代。但他们之所以重新继起古典时代的恢弘荣光，仅仅在于与糟糕的现实构筑一种思想的张力。同时，召唤有灵性的人们去追问“什么是美好的生活”等哲学命题，启动对渐趋失落的终极价值的温暖关怀。
其次，中国则要求恢复先秦儒家思想，对古今之争的理解尚未抵达这一巍峨的高度。有将其作为批判现实的利器，作为抽打时人前行的鞭子的意图，但更主要的原因是迎合统治阶级对儒家思想的需求（当然，因为文化的潜移默化，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渗透，这种迎合也可能是无意识的），不似西方对文化的一种自觉性。
再次，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形成了明辨物性的科学精神，到文艺复兴、再到17世纪、直至18、19世纪之交，其社会学倾向乃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社会学倾向影响到文学传统论，从文学之外的社会生活中去寻求理论依据。而中国古代文学传统论则呈现心理学倾向。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深入探讨文学传统问题，大力推动文学的发展演进的王充、刘勰、韩愈、柳宗元、李贽等人无不是以人心为本，充分肯定人心对于文学发展之根本作用的心理学倾向。
林芳，周红芬，江苏扬州大学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