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地域与文学相关性分析
作者：刘庆元
“秦中自古帝王州。”周、秦、汉、唐都在陕西建都，不令人兴叹么？而《汉书》中也记载着当时的谚语：“山东出相，山西出将。”见多了有关关中战略地势的研究成果，同时也由那一带产生了那么多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的事实产生了关于那一带民风的一些猜测……“无湘不成军，无徽不成商”：湘军、徽商，是近现代中国两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徽商的兴起据说是由于徽州田少的缘故，所以人们经商以谋生，但为什么别的山区没贡献出那么多的商人，而湘军的崛起一方面是由于曾国藩的极力提携，另一方面不也与“其人率多劲悍决烈，天性然也”的民风有关么？而江南则有“一榜九进士，六科三解元”的自豪。政治家们逐鹿中原、文人学士则偷安江南。画山秀水正与柔心慧性相映，莺歌燕舞恰同琴棋书画共乐。所以有“无宜（宜兴）不成学”的俗语，有“才秀之士，焕乎俱集”的盛况。
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文学现象，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又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古人说：“南方谓荆扬之南，其地多阳。阳气舒散，人情宽缓和柔”“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阴，阴气坚急，故人刚猛，恒好斗争。”从地域因素看人性的丰富，便有了“北人”与“南人”的话题。地气不同，则民风有异，则文风也迥异：“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中国文化“究天人之际”的传统在“文学与地域”的话题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不仅仅是中国文人。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就认为：“在南方的国家，人们的体格纤细、脆弱，但是感受性敏锐……在北方的国家，人们的体格健康魁伟，但是迟笨……你将在北方气候之下看到邪恶少、品德多、极诚恳而坦白的人民。当你走近南方国家的时候，你便将感到自己已完全离开了道德的边界；在那里，最强烈的情欲产生犯罪……在气候温暖的国家，你将看到风尚不定的人民，邪恶和品德也一样地无常。”他是从“法律和气候的性质的关系”的角度触及到“地域与民性”这个话题的。文学思想家斯达尔夫人则是从“地域与文学”的角度去论述“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的差异的。她说：“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一种来自南方，一种源出北方。”“南方的诗人不断把清新的空气、繁茂的树林、清澈的溪流这样一些形象和人的情操结合起来。”而“北方各民族萦怀于胸的不是逸乐而是痛苦，他们的想象却因而更加丰富。”文学思想家泰纳更进而提出了文学创作与发展的“三要素（种族、环境、时代）论”，他认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他比较了两大拉丁民族的想象力：“一个是法国民族，更北方式，更实际，更重社交，拿手杰作是处理纯粹的思想，就是推理的方法和谈话的艺术，另外一个是意大利民族，更南方式，更富于艺术家气息，更善于掌握形象，拿手杰作是处理那些称之于感觉的形式，就是音乐与绘画。”一切似乎颇有些神秘意味。一切又的确耐人寻思。
具体说到中国，在“南方”与“北方”的分野之外，还应有“东方”与“西方”的区别，东方的“海洋文化”就与西方的“高原文化”明显不同。当代文化史家萧兵先生就曾将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四大集群，——东夷、西夏、南苗、北狄，并在四大集群的交汇背景中考察《楚辞》文化，他指出：“我国的东方和南方都崇拜太阳，《楚辞》里确实潜在着一个‘太阳神文化’，跟东方典型的海洋性较强的‘太阳神文化’比较起来，它是次生形态的水原性的而又带着些内陆色彩的‘太阳神文化’，它热烈、活泼、浪漫、灵动，显然跟带着严酷、冷峻、朴实色彩的北国‘山神文化’、‘草原神文化’不大一样，后者显然是大陆性的、高原性的。”“‘相士烈烈，海外有截’，我们古代人民、尤其是东方滨海的夷文化共同体注目于海外，曾试图向海外扩展和进发。”近代以来，沿海地区得到“东部”与“西部”的分野便成为“开放”与“封闭”的某种对应象征。
又由于“东部”、“西部”与“南方”、“北方”交叉的概念，所以，地域文化研究也呈现出更丰富的色彩。山东地处黄河流域，属“北方文化”，又濒临黄海，与“东部”有缘，所以山东作家群既富于凝重的道义感，又具有浪漫的情怀。如张炜的凝重、浪漫；矫健的悲怆、神秘；王润滋的深沉、奇幻，莫言的空灵、绚烂；苗长水的淳厚；山东到底是孔子的故里，又是蒲松龄的家乡，拥有泰山的雄浑、朴实；还拥有大海的浪漫、宽广。而陕西也在黄河流域，属北方文化，但地处西北，所以陕西作家群多以朴实、悲凉的风格见长——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就像贫瘠、坚忍的黄土高原一样。同样的奇观也不难在南方发现：同处长江流域，上海的“十里洋场气息”（例如张爱玲、苏青、王安忆、程乃珊的小说中的情调），南京的“六朝古都”风格（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小说是代表），武汉的“九省通衢”的暄哗（例如方方的《落日》、《黑洞》、池莉的《不谈恋爱》《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中传达出的武汉市民的生活气息），他们各具特点，绝非“南方的明丽”“南方的清新”所能概括括得了的，上海在华东（东部），最早得海洋之惠，曾经十分繁华；武汉在华中（中部），在四方文化的冲击下呈现出驳杂的文化景观。
在“南方与北方”和“东部与西部”的交叉研究中，值得注意的还有“山区文化”与“水乡文化”的不同。“山区文化”与“水乡文化”这一对概念的引进有助于我们发现地域文化的又一重景观。
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当代文学，我们可以获得宝贵的文学启迪。因此，地域文化的自然景观（山川风物、四时美景）与人文景观（民风民俗、方言土语、传说掌故）是民族化、大众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学作品赋有文化氛围、超越时代局限的一个重要因素。相对于变幻的时代风云，地域文化显然具有更长久的（有时甚至是永恒的）的意义——它是民族性的证明，是文明史的证明。它能够经受住时间的磨洗，战乱的洗劫，昭示着文化的永恒生命力；同时，它还能以斑瓓的色调、别致的风韵博取文艺女神的青睐，在文艺圣殿占据一个醒目的位置。
地域有东西南北之分，民风也有东西南北之别，文风当然也因地而异了。不早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名句么，还可以补充上：刚者乐山，柔者乐水。无论南北东西，都有仁智相补，刚柔相济的文化现象，山水与人的联系是一种注定的缘分，所以，山水与文学风格的话题也与东西方文化、南北文学的分野与融合一样，具有绝妙的魅力。
刘庆元，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