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祝福》中“我”的形象与文本意义
作者：钱 华
1924年，鲁迅创作了《祝福》，后又收入到他的《彷徨》中，不难看出，鲁迅是想通过祥林嫂的悲剧命运来反映现实和人生，同时通过“我”的感受来触摸那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灵魂世界，揭示他们的心路历程，带有深刻的审视反思意味。
下面我们不妨从“我”这个形象入手来探究其文本意义。
一、“我”是见证人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视角，写“我”离开鲁镇后又回到了鲁镇，亲眼目睹，亲耳听闻了祥林嫂的悲惨遭遇，祥林嫂的故事是镶嵌在“我”的故事中的。在追叙祥林嫂的故事的时候，“我”看似隐身不见了，代之以第三人称叙述，事实上“我”是站在故事的背后客观冷静地叙述祥林嫂初到鲁镇，被逼再嫁，二到鲁镇，沦为乞丐的悲惨经历。作为故事的见证人，“我”几乎见证了一个女性的生命被践踏遭毁灭的整个过程。因此，“我”既是线索，串连起了这两个故事，又作为一个见证人来叙述故事，有助于增强故事的可信度，也利于“我”剖析自己的内心感受，深剜社会人世的精神毒瘤。
二、“我”是个漂泊者
小说中的“我”是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个与鲁镇社会格格不入的异类。当年离开鲁镇，从弥漫着浓重封建宗法和迷信思想的农村走出，进入受到新思想新文化影响的都市中，满怀希望追求别样的新的生活。可现实的黑暗混乱与重重矛盾，使“我”感到苦闷彷徨，甚至觉得前途迷惘，无路可走。这时故乡的丑陋一面可能变得模糊，而故乡鲜美生动的一面日益清晰起来，于是“我”怀着寻求慰藉与希望得到排解的心理重新回到故乡。但“家”已不存在，而在我离去后的几年里，故乡竟丝毫未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一切都没有改变。祝福的习俗、各种祭祀活动“年年如此，家家如此”，“今年自然也如此”；鲁四老爷依然在骂早已成为保守派的康有为为“新党”；几个本家朋友“也都没有大改变”。这种一成未变的情形与思想上难以沟通的窒息令“我”度日如年。因此，故乡之行不仅未让“我”找到精神上的皈依，反而使“我”陷入了更大的苦闷之中，“我”像逃跑一般地“明天决计要走了”。如此看来，“我”从混乱黑暗的都市来到故乡小憩排遣，又从封闭窒息的故乡中逃离而去，“我”在中国封建传统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落脚点，也找不到一个契合点。在“我”身上，折射出了那一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精神状态，他们游离于现实与理想之间，找不到栖息心灵月亮的树，成为了一个精神漂泊者。
三、“我”是个逃避者
鲁镇社会的封闭窒息、迷信落后，鲁镇人们的麻木愚昧、冷淡浅薄是“我”决计离开的一个因素，而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祥林嫂临终前对“我”的追问，使“我”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而“我”的“说不清”的回答很难说与祥林嫂的死不无关系。我们再来看一下祥林嫂的三个提问：①人死后有没有魂灵？②有没有地狱？③死去的家人能否见面？
我们知道，祥林嫂沦为乞丐以后一直是在生的艰难与死的恐惧中痛苦地挣扎着，而她苟延残喘至今的主要原因也是由于对死的恐惧的精神支撑，因此这三个问题是一直萦绕在祥林嫂心头的挥之不去的难题。当她遇到了“我”这个见过世面的读书人，于是似乎是本能地郑重地提出来的。如果我们分析一下祥林嫂的心理，似乎可以肯定祥林嫂因为生之艰难而宁愿去死，又因为对死的恐惧她趋利避害宁愿相信人死后没有魂灵也无地狱。如果“我”给了祥林嫂这样的答案，也就求证了祥林嫂的怀疑，那她的死亡之路或许可以走得轻松一点。但“我”先是顺应迷信而后又含糊搪塞的回答摧毁了她原有的疑虑，加深了她对魂灵和地狱的肯定，最终使她在对死的极度恐惧中凄惨离世。在这里，祥林嫂对死亡的提问“却将自认为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我置于困境：我既对这类形而上意味的深层问题缺乏关注与思考，面对祥林嫂的追问，又落入‘说出真实’与‘说谎’的两难境地，我终于以‘说不清’即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回避了对追问的明确回答。”先是逃避了祥林嫂的追问，后又欲逃避祥林嫂死亡给自己带来的心理负担，于是再次决计明天离开，让福兴楼的鱼翅去安慰和忘却内心的不安和欠疚。同时又为祥林嫂的死找到了更好的理由，以为像她这样的玩物死何尝不是一种最好的选择，“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虽不乏愤激之意，沉痛之感，但我的内心反而“渐渐舒畅起来”，以至于第二天起来时“懒散而且舒适”，这是我经历了一番内心挣扎之后的解脱法，用忘却来逃避对这件事的责难。因此，我之再度离开故乡与其说是逃避这个窒息的环境，逃避祥林嫂之死带来的不安与自责，不如说是在逃避家乡现实所提出的生存困境，逃避着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必然要面临的社会矛盾。
四、我是个反省者
虽然“我”的再度离开多少含有对家乡现实所提出的生存困境的逃避性，但小说并不限于“我”为逃避而找种种理由来排解，更为重要的是“我”由此而深入地开掘自己的灵魂，反思传统文化下人们的生存现状。当祥林嫂以一个“灵魂审问者”的角色一再追问“我”的时候，我也就把自己放在了灵魂的审判台上；当我仓皇逃离祥林嫂的追问后，却又背负上了沉重的精神十字架，不得不拷问自己的道德良心；当听说祥林嫂就在那一晚去世后，我回忆起祥林嫂的这悲惨的一生，深入地体察到造成这一悲剧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根源。强烈的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挖出了“我”人格和灵魂的分裂，我痛恨愚昧落后的鲁镇文化，痛恨伸向祥林嫂的无名黑手，但在现实问题面前，却缺乏与之彻底决裂抗争的勇气。面对落后的封建意识形态，“我”无招架之力，不仅暴露出本质上的软弱与浅薄，还透视出了内心深处与之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正是这一种深刻的反省，让我们听到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内心的挣扎、彷徨、忧虑和无奈，听到了社会矛盾文化矛盾相互碰撞的声音，“从而在读者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唤醒效应和震撼效果，激发他们自身的反省、困厄与思索。”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祝福》中“我”的形象有了深刻全面的认识，“我”在小说中实际上承担着多重的角色，不仅仅是个叙述者、见证人，同时也是一个脱胎于传统文化承接于现代文明之间的一个彷徨者与反思者。这样小说的文本已完全超越了祥林嫂悲剧本身所蕴涵的意义。它通过“我”对祥林嫂悲剧与鲁镇文化的深刻洞察与反思，揭示了具有现代意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新旧历史交替时期种种精神上的矛盾和面临的困厄，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意识。如果我们能从这样的视角来探索文本的复杂意蕴，不仅更能接近作者的创作意图，而且也能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更能使学生深切地体会到一个作家强烈的责任感与民族忧患意识，从而真正达到教学的三维目标。
参考资料：
[1]钱理群 《〈祝福〉：“我”的故事与祥林嫂的故事》《语文学习》1993.7
[2]周宪 《超越文学》
钱华，教师，现居浙江上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