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论辞格修辞的局限性

作者:张 燕




  修辞是为了达到理想的言语交际效果而对语言材料进行调整、选择的活动。一提起修辞,很多人马上就想起了比喻、排比、反复……等辞格。在语言运用活动中,我们会发现很多对辞格的滥用现象,诸如“人生固然是一场梦”“她明眸皓齿、肌肤胜雪、长发披肩……”“曾经的曾经都已经成为曾经”之类,让人感觉形象模糊,有的甚至让人不知所云。传统的修辞教学也往往以辞格为重,甚至以辞格教学取代修辞教学,这是对修辞和辞格认识的一大误区。辞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进行表达,但使用辞格增强修辞效果的方法远远不是修辞的最高境界,有时甚至是让修辞更加远离表达目的,正如语言学家王希杰所说“修辞格是一种语言中能够提高表达效果或将是会导致效果损耗……的固定格式,特定模式”。[1]
  要在修辞活动中准确使用辞格,达到理想的修辞效果,必须正确理解修辞与辞格的内涵,准确把握修辞与辞格的关系,全面了解辞格对修辞的功能和作用。在认识到辞格对修辞的重要作用的同时,还要明白辞格在修辞活动中的局限性。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曾说过,文章要“脱去华丽的衣衫,而露出文字的裸体美来”。[2]这与中国古典美学中“寄至味于淡泊”的论点可谓不谋而合。文章以老舍的修辞观及作品为例,阐释文学大师是怎样描述形象、抒发感情、表达思想以及让语言更加新鲜生动、富有创造性的,希望借此揭示辞格修辞的局限,展现修辞的最高境界,让更多的语言表达少些脂粉,多点朴素自然的味道。
  
  一、鲜明的形象
  
  为把人和事描述得更加生动具体,获得鲜明的形象,我们可以使用比喻、比拟、借代、夸张等辞格。其中,比喻历来为文人学者所青睐。正如宋代陈骙在《文则》中所说:“文之作也,可无喻乎?”通常我们都认为使用比喻可使文辞生动形象,文章浅显易懂。但完全绝对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比如比喻中的借喻,就是比喻的主体和比喻词都不出现,只出现喻体的一种比喻形式。对于喻体的理解,要倒过去找出被比喻的本体,由于喻体往往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其所指称的事物或意义客观上并不惟一或者说并不稳定,这自然就给读者的理解造成很大的困难,文辞的晦涩即由此而生。当然,如果说隐喻周边的语意明晰,那是能够增加作品的韵味情趣和艺术感染力的。如果语境并不能为其提供明晰有效的解读信息,文辞晦涩难懂也就是必然的了。
  老舍先生认为“比喻由表现的能力上说,可以分为表露的与装饰的。”[3]“装饰的比喻,在小说中是可以免去便免去的。散文并不能因为有些诗的装饰便有了诗意。能直写,便直写,不必用比喻。比喻是不得已的办法。”[4]由此可知,老舍先生懂得比喻的局限性——“没有比一个精到的比喻更能给予深刻的印象的,也没有比一个可有可无的比喻更累赘的。”[5]为此,他提出不要贪用比喻,认为“比喻很难精彩”。[6]
  为了获得鲜明的形象,老舍先生认为,不仅要少用比喻,而且要最大限度地避免程度副词“很”。在表示一种味道或色彩的程度时,老舍先生惯用的是喷香、腥臭、焦黄、蜡黄、嫩绿、水绿、墨绿、一顺绿、傻白、雪白、溜酸、蜜甜,等等,这些词都比“香得很、绿得很、甜得很”,乃至“像……一样香”、“像……一般绿”来得具体准确,形象也更鲜明生动,让读者如闻其味,如见其色。
  
  二、真挚的情感
  
  为了抒发真挚动人的情感,我们可以使用排比、层递、反复、比兴等辞格,加强语势,造成一泻千里、波澜壮阔,或连绵不断、回环往复的气势来增强表达效果。
  我们以影视剧中的比兴辞格为例,很多影视剧在表现正面人物去世的悲痛时,都会以天地景物为之动容的场景来渲染烘托,或天降大雨、电闪雷鸣,或狂风大作、波涛汹涌……适度的渲染可以烘托气氛,但过度的夸张必将让表达效果大打折扣。看过电影《天下无贼》的观众可能都还记得刘若英吃烤鸭的那一幕场景,面对丈夫的去世,为了腹中的胎儿她必须坚强地活下去,所以强忍悲痛吞咽烤鸭,没有任何烘托渲染,甚至也没有背景音乐,但因为真实,因为贴近生活实际,看后不禁让人为之动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像老舍先生反复强调的:至味在于自然。因为自然,所以真实,因为真实,所以感人。老舍认为:“言语是心之声,发出心声,则一呼一嗽都能感人。”[7]
  正如老舍在《我的母亲》最后一段写道: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这段文字,并没有“母恩似海”“寸草报春晖”之类的比喻,只是用朴实的语言道出了感恩的情怀,让人读着禁不住要落泪。
  老舍的语言是自然朴素的,他的《我的母亲》、《宗月大师》、《想北平》和《养花》,用平头百姓的大白话,道出了一般的人间真情,令人百读不厌。我们读罢感受深刻的是他那质朴的语言和浓浓流淌的情感。
  
  三、准确的表达
  
  为了帮助我们准确地表情达意,比喻、拟人等辞格是常用的修辞手法,而老舍先生在准确达意方面更倾向于在具体的语境中精心选用最恰当的词语。他多次说过:“我们须去找到那最自然最恰当最现成的字。”[8]
  例如,《四世同堂》中有一对被鞭挞的对象大赤包和冠晓荷,卖友投敌,不知羞耻。在大赤包当上了“妓女检查所所长”之后,得意忘形,“气派之大已使女儿不敢叫妈,丈夫不敢叫太太,而都须叫所长。”冠晓荷巴结地“报告太太”的称呼并不使她满意,她要求说成:“所长太太!不!干脆就是所长!”而冠晓荷从此也就真的一口一个“所长”。这是十分切合二人性格特征的话语。仅仅一个称谓上的锤炼,便把两个没有心肝、虚伪作态的人物写活了。
  对词语的精心选择,还突出地反映在他对动词的锤炼上。动词是语用中最重要的词类,是“句眼”所在。它运用得好,能使人物“活”起来,使所描写的事物“动”起来。在老舍作品中,这种经过锤炼的动词是不少的。如:
  他们的拉车姿式,讲价时的随机应变,走路的抄近绕远,都足以使他们想起过去的光荣,而用鼻翅儿扇着那些后起之辈。(《骆驼祥子》)
  例中的“扇”这个动词显然是经过锤炼的。不仅写出了车夫瞧不起人的心理活动,而且把他们外在的表情也显示出来了。
  老舍毕生追求用既俗又白、既朴实又活泼的口语来艺术地再现生活,而且正因为是不加修饰的大白话,让人虽觉拙普,却如稻粟、粗粮般耐咀嚼,读来清新快意。
  
  四、新鲜的语言
  
  为了把话说得不同凡响,使人耳目一新,从而增添话语的情趣,提高表达效果,我们可以使用拈连、仿词、飞白、双关、反语、曲解、移就等辞格。
  而老舍先生在不用任何辞格修饰的情况下同样能让语言生动新鲜,令人耳目一新。
  如:在他的心的深处,他似乎很怕变成张大哥第二--“科员”了一辈子……(《离婚》)
  不说“做了一辈子科员”,而说“科员了一辈子”,对“科员”的不以为然而又无可奈何的情绪便隐约可见。
  老舍新鲜灵活的语言表达还体现在突破固有的词语搭配,创造性地使用语言,既出人意料又出奇制胜。如关于“笑”,经过老舍的锤炼,还可以有那么多的变化。如:
  (赵子曰)还没扭到能看见后面的程度,早就把笑容在脸上画好,轻轻的叫了一声:“老李!”(《赵子曰》)
  张大哥叼着烟斗,由嘴的右角挤出这么两个字,与一些笑意,笑的纹缕走到鼻洼那溜儿便收住了。(《离婚》)
  眼睛没什么精神,而嘴上老卷着点不很得人心的笑。(《抓药》)
  待了一会儿,她把泪收起去,用极大的努力把笑意调动到脸上来。(《正红旗下》)
  多老大从心灵的最深处掏出点最地道的笑意,摆在脸上。(同上)
  “画、走、卷、调动、掏”等动词都同“笑”搭配在一起,而且都用得精彩生动,这便是创造性的遣词炼字,充分显示了老舍锤炼词语的艺术功力。
  当然,在老舍的作品中并不是完全没有运用辞格,但真正的高境界是有辞格但看不见辞格。通过老舍的文章及修辞观我们知道,辞格可以帮助我们艺术地把思想感情传达给读者、听者,给人以美的享受,但这绝不是要我们去专门追求艳词丽句,去“掉书袋”,也不是要人们去生造词语,而是从表达的需要出发,到言语库中去寻找最需要的言语,将其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让言语在特定的语境中显示出神奇的表达效果和高度的艺术魅力来,也就是达到人们推崇的“淡中藏美,拙中寓奇”、“反朴归真”的理想境界——这才是修辞的最高境界。
  
  参考文献:
  [1]王希杰.修辞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7][3][5][8]老舍.老舍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4][6]老舍.出口成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9]老舍.老舍小说全集.[M].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张燕,女,湖北襄樊职业技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