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故事新编》与新历史小说比较论
作者：杨世宇
当鲁迅和新历史小说家们都消解了既有历史的神圣光环后，其实也同时消解了他们所处的现实世界中的权威和偶像。面对失去偶像的历史和世界，个体的自由使人面对着荒诞的、绝望的世界，个体必须自己面对自己，自己判断自己，个人都必须独自承担起自我存在的责任。但弱小的个体很难成为自己的上帝。对此鲁迅也认为：“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1]，因此，虚无和绝望的情绪必然长久地弥漫于他们心胸。
这种虚无和绝望的情绪首先表现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感觉到了历史可怕的循环。在这种循环中，个体存在的价值和所有的努力都显得那么虚妄与无聊。对此鲁迅有许多论述，他曾说：“试将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2]在《故事新编》中，这种因循往复的历史循环感也比比皆是，尤其是古今的“小东西”们何其相似，说禹的爸爸变为黄熊，说叔齐欲食天遣的母鹿，这种古代的流言家在现代更是屡见不鲜；逢蒙学于羿又欲杀羿，这与学于鲁迅又中伤鲁迅者的形态何其相似；杀人越货的古代强盗与现代相对应的有“剥猪猡”的“海派”；现代的募捐救国队也可以与古代假借大义的团伙相互阐释；文化山上的文人与现代无聊的知识分子神情毕肖。于是，历史在这里变成了一幅令人失望的图景。在新历史小说中这种循环也是随处可见。如在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和《故乡相处流传》中，虽历史流转，但“权力”本质依旧，因此轮回几乎成了历史不变的宿命。还有苏童《妇女生活》中娴、芝、萧三代女性的命运轮回，《妻妾成群》中颂莲命运也并无独特之处，只不过是陈家所有的女眷命运的一种轮回。
鲁迅一方面在内心体验历史循环论的同时，另一方面更把自己看作是“在转变中”或“在进化的链子上”的历史“中间物”。这一自我认同使鲁迅在虚无与绝望之中找到了很好的切入点来反抗绝望与虚无。一方面意识到“黑暗又会吞没我”，另一方面又在与“黑暗捣乱”。这种分裂、矛盾的悖论中包含着肯定与希望，鲁迅曾对有岛武郎那“觉醒的”而又“免不了带些眷恋凄怆的气息”的《与幼小者》大加称赞。他引用道：
时间不住的移过去。你们的父亲的我，到那时候，怎样映在你们眼里，那是不能想象的日子。大约像我现在，嗤笑可怜那过去的时代一般，你们也要嗤笑可怜我自己古老的心思，也未可知的。我为你们计，但愿这样子。你们若不是毫不客气的拿我做一个踏脚，超越了我，向着高的远的地方进去，那便是错的。[3]
这种认识把历史看成无穷发展的锁链，把自我看作是这个锁链上的一个环。因此历史循环论的悲观之中蕴含着对新时代的渴望和人类发展必然性的乐观主义认识。这种意识体现在《故事新编》中，便是使历史在黯然之中呈现出了暖人的亮色。无论是对辛勤创造人类的女娲，还是对务实操劳、奔波四方的墨子与大禹，抑或是对末路困顿的后弈，甚至是对迂腐的伯夷和叔齐，鲁迅都有肯定与深深的同情。这是绝望之中的希望，虚无之中的实在，鲁迅因此才没有被这种历史循环论所完全淹没。
与鲁迅相比，新历史小说家们缺乏那种承担虚无，并为之做“绝望抗战”的勇气，也不能拥有像鲁迅那样在无始无涯的历史长河中把自己定位为“历史中间物”的魄力。随着社会前所未有的大转型，精英启蒙文化历史性地大溃退，以及他们内在的脆弱性，因此文化悲观主义弥久不散。所以，面对历史，他们无法把握，在无尽的虚无绝望之中只好皈依宿命与偶然。当他们把变幻无凭、虚无绝望的历史解读成命运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偶然之作时，他们自己同时也获得了一种逃离后的休憩，一种无所依时的依靠。以格非《大年》为例，豹子袭击丁家大院的计划本来极有可能落空，因为丁伯高一个远房亲戚的小孩已从村中磨房里听到了这一消息。然而，就在他飞奔回家把这件事禀报给父亲时，却正值父亲痔疮发作，“坐在马桶上痛得大汗淋漓”，没顾得上搭理他。小孩只好又去报告给母亲，但巧的是他的母亲竟是一个哑巴。所以，当这个哑巴跑去通知丁伯高一家时，虽然“冲着在场的每一个人足足比划了有两袋烟的功夫”，也无人能够懂得她究竟想说什么，而且，“哑巴的比划使他们越来越觉得不耐烦”。结果，豹子的袭击就在这种富于戏剧性的巧合情势之下，鬼使神差地取得了成功。这种把历史解读成宿命与偶然的写法，其实也还只是一种饮鸩止渴，因为宿命其实仍是虚无的一种形态，宿命不是“救赎”之径。
在精神上说，《故事新编》是承接《呐喊》与《彷徨》的，那些困顿的神和英雄先哲们在精神内核上是接近吕纬甫、魏连殳他们的。但更具悲剧意味的是，他们更错乱地生活在一个“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4]的嬉笑、庸俗的世界中。但即使如此鲁迅还是通过这些人物来表达自己对“国民性”问题和“启蒙”主题的关注。对那些“小东西”的描述，其实就是对国民劣根性的展示。在“小东西”们与神圣先哲们的对立中，展开了“启蒙”的叙事。在墨子、大禹、眉间尺身上，还分明有着“过客”的某些影子。比如眉间尺的“复仇”就如过客的“走”一样，他不知道结果，当然更不知道自己的“复仇”会成为一场众人观看的滑稽闹剧，毫无意义；但他仍然和黑衣人一起，在“复仇”中获得了一种真正的实在。墨子也同样如此，虽然归途中的遭遇是他们这类人物在所难免的，但他们不改初衷，仍然会不停地做下去。鲁迅在这些困顿的英雄身上，分明寄托着“反抗绝望”的理想。在这些人物身上，闪烁着精神的光芒。
但在一些新历史小说中，我们更多感受到一种因虚无而生的挽歌情调和颓废气息。在叶兆言《夜泊秦淮》系列和苏童的《妻妾成群》、《妇女生活》、《红粉》等作品中，充溢着吱吱嘎嘎的二胡，岁月尘封的古旧小楼、夜半的舞姿、废弃的古井以及胭脂盒、绣花鞋、老式的座钟和服镜等一系列古典意象堆积的颓废与伤感，还有那些遗老遗少的岁月慨叹，那些真真假假的新旧爱情，以及那些类似“过去的岁月像醒来的梦，像烟，像雾，像鸟在天上飞”（叶兆言《半边营》）的句子。怀旧和感伤糅合出对世事无常的迷惘、怅然和无可奈何。这些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怪圈，作家主体在其中幽怨彷徨，寻寻觅觅寻不到可以逃离的路。
在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中，他以“上帝”般的姿态嘲讽了一切历史，解构了一切神圣光环。但在历史成为一片荒原之后，连微弱的希望也无处生成，在价值和希望都荒芜的土壤上，鲁迅用“历史中间物”的意识和“过客”般的姿态，那么刘震云用什么来反抗绝望与虚无呢？
这些困惑同样存在于晚生代的历史创作中。但他们在故事和结构之间，重心放在结构上，用对“怎么写”的关注来部分消解“写什么”的焦虑，比如李冯的《我作为英雄武松的生活片断》一书是对古典名著《水浒传》、《金瓶梅》中武松故事的重写和戏仿。作品显示出对小说叙事艺术的浓厚兴趣，让武松穿行于现实与梦境、古代与现代之间。作者所要达到的一个创作目的，似乎是要通过叙事的种种不确定性展示武松故事的虚构性——武松有没有打过虎取决于小说家的想象和叙述。从文本中看不到精神建构方面的努力，救赎的期望已让位给了语言所指的游戏。
当下时代和鲁迅所处的时代，都是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大变革、大转型时期。而这种时代造成的价值失范和虚无弥漫是有着历史的必然性的，关键是如何面对此历史困境。通过以上对文本的分析，我觉得鲁迅和新历史小说家们最大的差别还是在价值取向和精神状态上，而这一点对我们当下也尤为重要。鲁迅那种以“历史中间物”为自我认定，用反抗绝望去填充虚无，在“无边的旷野”、“冬夜”、“荒凉”、“风沙”之中，直面生命尽头的“坟”，即使陷入“无物之阵”，也要执着如“过客”般不停往前走的精神，对新历史小说家来说，不正是一种希望的昭示吗？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2]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3]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2页。
[4]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页。
杨世宇，男，河南濮阳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