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到灯塔去》与《守望灯塔》中的意象比较
作者：潘秋子
一、理性之塔与爱之塔
对于《到灯塔去》中灯塔的象征意义，学术界已经有了不少的争论：容新芳，张士民在“人与物的相映与生辉”中认为灯塔是拉姆齐夫人的美德精神的象征。[1]杜娟认为“灯塔是拉姆齐夫妇的整体代表”，即“理智与情感，现实与理想的统一”[2]
笔者认为在《到灯塔去》中灯塔象征着一种理性精神。
第一，《到灯塔去》是以现实中的父母：莱斯利·斯蒂芬与朱莉亚·斯蒂芬为原型的，而与人们料想的恰好相反，莱斯利·斯蒂芬虽然在性格上存在种种弱点与缺陷，但伍尔夫对他的看法与评价却是很高的：“一个爱挑剔的精细的头脑，训练有素而明晰透彻”，在整个童年和少女时代，伍尔夫就在父亲的指引下阅读了大量的优秀作品，父女俩还会就某个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可以说现实中的莱斯利·斯蒂芬是孩子眼中的引导者，朝着某种肯定的道路上走去。第二，一开始，拉姆齐先生是一个在性格上有缺陷的人物，他盲目地追求所谓的真实，而忽视了个人在其他方面的发展，当时的他所代表的理性是一种狭隘与静止的理性，他渴望达到R，但同时他也明白“他将永远也达不到R”。（伍尔夫，238）不过，这种情况在拉姆齐夫人死后得到了改变，他不再需要他人的同情与安慰，因为此时他内在的理性精神已经达到了一种永恒的完善的境界，是包容了博爱，牺牲等属于感性内容的理性，而只有这样的理性才能独立地长久地存在。
而在《守望灯塔》中的灯塔象征着宗教博爱精神。
《守望灯塔》中的主角银儿是一个缺少关怀与爱的孤儿，其内心是不平衡的，“我一生下来就掉进了这个倾斜的世界里，而从此以后我也就过上了这种带有倾斜角度的生活。”（温特森，3）更为严重的是，周围的环境和人们并没有把爱传达给这样一个需要爱的孩子，相反，在那个最孤独最没有人味的灯塔里，银儿找到了爱。给她爱的人就是瞎眼的守塔人普尤，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讲故事——来传达自己的爱，银儿也正是从他所讲的一个个充满爱的故事中正常成长起来的。这种爱填充了银儿空虚的内心世界。
塔中的故事也都是一段段爱的历史，作者借着普尤与银儿之口在漫长的历史范围内找寻她要讲述的故事：《圣经》中力士参孙，有着《红字》中丁梅斯代尔和《呼啸山庄》中希斯克利夫影子的牧师巴比·达克，还有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中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这些故事都是关于爱情的悲剧，但其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为了自己心目中完美的爱情而努力地去追求，即使牺牲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詹妮特·温特森笔下的灯塔是一座浓缩了各种爱的聚合体，它包容了一切人世间的爱，这种爱就类似宗教里的博爱精神，有如上帝之光一样，在危险的大西洋上坚定地矗立着，引导着迷失的水手们走向生的希望，同时也照亮了每一个与它相关的人的心灵深处的阴暗。
二、独立发展之塔与寻找自己的声音之塔
《到灯塔去》是一本回忆性的小说，以自己的父母为原型进行写作的，在写作中她得以仔细地重新观察自己的父母，深入到父母的内心世界去思考与关照，但这种回忆是一种创造性的回忆，“我把那个世界[斯蒂芬家庭的世界]包容进了由我自己的气质所造就的另一个世界之中。”（MB，P.84）她这样做的目的是双重的。
一方面她渴望摆脱母亲加在自己身上的影响，茱莉亚的死在一段时间内给伍尔夫带来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在母亲死后很长时间，不管在思想里还是在幻觉中都充满了母亲的各种形象。于是在《到灯塔去》里伍尔夫就通过正面和直视自己的母亲，同时创造出新的情境在塑造她内心中新的母亲形象，以摆脱母亲的阴影，这于她是一种自由和解放，当她完成这部小说之时就是她获得自身独立发展的时候。
另一方面，做为英国女权主义运动中的杰出代表，早年伍尔夫就发表了她的女权主义宣言《一间自己的屋子》，认为女性必须在经济和物质上不依赖他人才能取得真正的独立。在这部小说中所塑造的主角——拉姆齐夫人也承载了作者的相类似的期望。她如圣母般的用自己的博爱精神去安抚每个人的心灵，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完美的人物，在她空闲下来的时候却遭遇了生活的困境，但是每到这种时刻，她就会把目光聚集到那座灯塔上，“她注视着这灯塔的闪光，就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和某种东西，特别是她所看到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而这东西，这稳定的，长长的光柱，就是她的光柱。”（伍尔夫，268）文中的“这个东西”就是上文所提到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让拉姆齐夫人在虚无杂乱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一个牢固的支柱和确定的方向，使她能够从缠绕在她身上的琐事与人们中突破出来，找到片刻的安宁，寻求到自我存在与发展。
在《守望灯塔》中银儿的成长则是作者温特森阐发自己思考的结果，同样是作为英国女权主义的代表，温特森更以身作则，向世人显示自己的女权主义思想，在她16岁的时候，她就不顾世人的眼光而与一位女孩相爱了，而且她并不刻意隐瞒自己这种身份，在她的一篇散文（The Semiotics of Sex）中曾这样说道：“我讨厌女同性恋这个词，它除了可以用来张扬以外什么不能告诉你。我并不为任何团体写作——男性，女性，异性恋者或同性恋者，我写作只是想为意识和思想带来一种转变。”她的这些话语一方面是为女同性恋者的辩护，另一方面也是以一位女作家的身份来向世人和社会昭示自己的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
文中的银儿，在开始时是个内心倾斜，迷失自我的弃儿，然而在灯塔里，在普尤的照顾下，她一点一点地成长起来，而成长的标志就是学会自己讲故事：
“给我将个故事吧，普尤。
哪个故事，孩子？
一个重新开始的。
那是生活的故事。
可它是关于我的生活吗？
只有你讲它它才是。”（温特森，98）
银儿刚起初是一个认真的倾听者，后来普尤极力鼓励她自己把故事讲出来，“自我是在讲述生活故事的过程中形成的”（Ricoeur，1986，p.132）“叙事帮助我们发现自我，了解自我，故事为我们呈现出一个栩栩如生，极具感染力的心理世界。”[3]学会讲故事就是一种成长，随着银儿由倾听者顺利地转变为讲述者，她内心倾斜的世界也随即平衡了。
所以在《到灯塔去》和《守望灯塔》中两位作者都从“灯塔”这个意象中找到了自己想为女性说的话。但不同的是，伍尔夫的“灯塔”主要是以男性所代表的理性为基点，希望女性能从中汲取坚定地力量和毅力，为自己的博爱找到真正的支点，以求得独立自由的发展。而温特森的“灯塔”虽然是建立在基督的博爱精神之上的，但同时又鼓励女性在其中要学会争取到自己的发言权，找到属于自己独立的爱，“如果你无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那你最好造出一个你自己的世界。”（温特森，4）由此看来，两位作者相同的创作动机却创造出了不同的艺术形象，她们都试图把目光聚集到女性发展这个根本问题上，希望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然而，两者却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并通过不同形象——两个灯塔来阐明各自不同的思考。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