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非典型公仆》中的参差对照写法

作者:李喜华




  与同类官场小说一样,铁戈先生的长篇小说《非典型公仆》反映了中国官场贪污、腐败、跑官、骗官等诸多不良现象,揭示了官场以官管官体制的弊病、主观主义的官场作风、官场人性和人格的变异等一系列问题。创作中尽管作者是在谨遵生活真实原则的基础上,以不矫情、不刻意、不浮夸的态度来进行写作,但是由于作者运用了“参差对照”的创作手法,从而使作品在平淡的真实中,显现出了深奇的意味,增强和拓展了作品的可读性和思想内容。
  所谓“参差对照”的写法,张爱玲曾释之说:“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是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1](p112);而把“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的掺糅在一起”即是“参差对照”的写法。《非典型公仆》采用了这种手法,这主要表现在人物生存环境的建构和人物形象的处理、设置上。
  蒙阳市作为人物活动的主要舞台,是作者为人物精心设置的生存环境。作为一个紧邻K省、S省的边远山区县市,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心理皆处于大转型的历史时期,因为自身地域和文化等原因,她表现出了其历史的特殊性。其一,封闭、偏远的地理环境,单一、落后的产业结构,以及农业文化在几千年历史演变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的残存,如地方主义、宗派思想、排外思想、封建迷信等依旧残存,影响并支配着人民的思想、情绪,使这里好像是“朗朗阳光”下“高楼中照不进阳光的房间一样”,成了改革开放大潮中的“暗角”;其二,旧事物在衰亡中苟延残喘,新事物在滋长中还迟疑踌躇,社会主义性和封建性、现代意识和封建观念、都市文明和乡村情调,既相互斗争又相互渗透,使这一“暗角”在亦新亦旧、新旧交替中还有“开拓”和“创新”的可能;其三,改革开放、发展创新等现代观念已逐渐进入蒙阳市人民、特别是为官为政者的思维和视野,重建和创造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和文化秩序已进入政府和决策者的议程,这就使蒙阳市这一“暗角”又进入了“黎明前的黑暗”这种关键性时期,穿越了“黑暗”就是“光明”。
  在这个新与旧、现代与传统、进步和保守相互斗争、相互交织的历史时期,几千年来中国农业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封闭、狭隘、落后、保守的文化思想观念依旧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人,特别是对现代农民的价值信念、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影响更为深刻,其中最典型的表现是权力崇拜和官本位思想。如省委书记杜志尚的父亲,作为一个老式的农民,以为公社书记亲自为其女儿上门给儿子提亲,便“欢喜得晕了头”,“喜滋滋地认为是杜家的祖坟冒了青烟了”[2](p145),而断送了杜志尚和苏修娟的美好婚恋,给二者造成终身遗憾。赵玉兰由寒山乡的党委书记提拔为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委副书记后,她的父亲也以为是自家的祖坟冒了青烟,而要女儿朝数座祖坟“三叩九揖”[3](p249)。市长李沛远更为自己屈任二把手,没有当上市委书记而一直耿耿于怀……虽然作者认为蒙阳市作为一个“照不进阳光的房间”是“纯属意外”[4](p376),但蒙阳市所表现出的时代历史特点具有普遍性,它表现了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时期背负着历史因袭包袱艰难前进的当下特点,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它是中国农村的缩影,是历史发展的明证。
  作者就是用“参差对照”的手法,把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各种不协调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时代情绪掺杂糅合在一起,为我们勾画了一幅斑驳苍凉又绚丽壮伟的历史图景,把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艰难与缓慢表现得极其真实而深刻。
  在人物塑造上,作品中除了阴险邪恶、权力欲强、善于玩弄阴谋诡计的曾广是个较“彻底”的人物外,其他的人(包括投机者赵玉兰)都是些思想性格非常复杂的人物,其中既没有“叱咤风云”、能“扭转乾坤”的英雄,也没有“无恶不作”、“人性殆失”的恶人,作者是用“参差对照”的写法把各种不同的品性掺合在每个人的身上,表现和挖掘了人物思想、个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如市长李沛远,他既勤劳肯干、正直廉朴,又思想狭隘、观念落后。同前蒙阳市市委书记曾洁清相比,他公正、廉洁,而不贪污、腐败;同副市长赵平相比,他稳重、节俭,而不贪财好色;同赵玉兰相比,他德才兼备、脚踏实地,而不虚伪浮躁、装腔作势;同曾广相比,他坦荡正直、敢作敢为,而不搞歪门邪道、阴谋诡计;同市委书记宋谦相比,他则更富有农村实际工作经验;他很少为自己和家庭打算,几乎把自己所有的心力都投放在蒙阳市的政治经济建设工作中,但这样一个有着君子的坦荡和公仆情怀的人,又是一个有着较强的权势欲、并有着根深蒂固的地方主义和排外思想的人,就是因为对没有当到市委书记的介怀,也因为地方主义思想的作祟,他一直无法突破自我和现实的局限,把省委派来当市委书记的邵谦当作来“镀金”的“飞鸽牌”,而不满邵谦、排斥邵谦,最后与邵谦两败俱伤。
  主人公邵谦,他虽年轻有为、公道正派、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得失,有“统揽驾驭全局的能力和魄力”(104),但作者也没有把他美化,而写出了他作为年轻干部所具有的缺陷,如书生气重、缺乏实际的农村工作经验等。其他的人物,作者也没有把他们脸谱化、简单化。如作品的另一重要人物赵玉兰,作为作者极力批判和贬斥的一个人物,她世故老练、自私浮躁,工于心计,有极强的权力欲,为了自己追求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甚至鱼死网破。但作者没有把她“彻底化”,而写出了她思想性格的复杂性。如她虽然虚伪浮躁、装腔作势,但她又确实精明能干、思想敏捷,并有着较强的外事能力。作者在作品中也曾借邵谦的嘴表达了他对赵玉兰能力的肯定,如邵谦离职前曾对申少华、王天明、李华、厉志四人说“总的说来,赵玉兰同志是不错的,特别是在外部事务上,她还是有一套的,这点,比我们在座的强……”。另如曾洁清,他虽贪污腐败,但他关心蒙阳,对蒙阳有着很深的感情,希望蒙阳“政治局面平稳,经济上一年跨进一步”。
  另如地委书记苏修杰,作为一个“做官做学问都行”、“一切都恰到好处,连做出的事也是恰到好处”的人,在实际工作中却偏偏犯了主观主义和好大喜功的错误。如他不作任何深入的调查研究,而是偏信一词,粗暴、武断地批评任劳任怨、正直肯干的邵谦;利用李沛远给他做事;提拔重用浮躁、虚伪的赵玉兰,严重地破坏了蒙阳市的党建工作;又不顾实际,凭主观想象,强行指令在全区下种“二百万亩烤烟生产”的计划,结果捅了一个“天大的漏子”,以致整个州城的财政差点全部陷死在烟上,给州城的财政收入、经济发展及老百姓的利益带来严重的损失。省委副书记杜志尚,虽工作和事业耗尽了他将近一生的精力和心血,为人正直、重情重义,但也有“任人唯亲”的思想缺陷,如他对旧恋人的弟弟苏修杰的提拔、重用,及苏修杰因种烤烟在经济上犯了严重错误时,他又试图包庇,把责任推到主管州城经济的行署专员肖平毅身上。
  总之,“参差对照”手法的成功运用,不动声色地抹去了故事和人物身上的浪漫色彩,深入刻画了官场中人和人性的复杂,真实描述了当代农村的意识形态,给作品增添了无穷魅力。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张爱玲散文全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2][3][4]铁戈.非典型公仆[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
  李喜华,男,湖南省湘南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