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曹操诗文所体现出的人格魅力
作者：王 卉
一、天地苍苍一英豪
曹操占主导性格的是他的大丈夫的胸襟和气魄，这种性格不是一朝一夕就完成的，是他在血与火的政治风波和战争中锤炼而形成的。初平元年（190），袁绍借各地联军起兵讨伐董卓之际，欲废献帝另立新君，趁机扩充自己的权势，拉拢曹操，曹操义正辞严的拒绝，在《答袁绍》的信中说：
“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众，兴义兵，而远近莫不响应，此以义动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孰能安之？诸君北面，我自西向。”
这篇书信所体现出来的曹操的性格魅力，不仅仅在于他对时局判断的准确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更重要的是，它体现出曹操独立独特个性的形成。“诸君北面，我自西向”，那种自信自负的强势性格，是一种一柱擎天，顶天立地，苍茫天地中巍巍然一丈夫的伟岸形象。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曹操性格完全成熟的标志，是曹操作为一个大写的“人”的完全独立和形成。它是曹操性格的各方面都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的体现，而在曹操以前的文章中，仅仅体现曹操性格中的一面或两面，如《上书理窦武陈蕃》，显示出来的是曹操的政治革新抱负；《拒王芬辞》则显示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独到了这篇文章，曹操在性格上有了“质”的飞跃，这个飞跃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伟大一代枭雄的完全独立。
曹操的过人之处，还在于肯定别人，赏识别人，欣赏别人的胸襟和气魄，这是作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所必需的性格特质。
建安五年（200），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兵少粮缺，钟繇挑选了二千多匹战马，送往官渡，给曹操以强有力的支持。曹操手书《与钟繇书》：
“所得战马，甚应其急。关右平定，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昔萧何镇守关中，足食成军，亦适当尔。”
这封书信，可谓将钟繇的功劳推崇备至，不吝于任何溢美之词。这种文章，非曹操这种大气魄大手笔所能为也。遥想一千八百年前，钟繇读其信时，岂不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冲动和感动，岂不心甘情愿的效犬马之劳以报知遇之恩。这就是大丈夫的过人之处，其直率和坦荡的胸襟，非常人所能比拟。
曹操这种敢于肯定别人的胸襟在许多书信中都有体现，如《报荀彧书》“微足下之相难，所失多矣”；再如《封臣令》“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这种大丈夫的胸襟与气魄还表现在能对别人的错误谅解上。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战之后的“书信事件”，一直为史学家传为美谈。建安十年（205），曹操又颁布新法令《赦袁氏同恶令》，令曰：“其与袁氏同额恶者，与之更始。”当然我们不排除曹操有争取民心的政治目的，但这一法令确确实实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曹操作为一个大政治家的胸襟和气魄。
二、铁骨柔肠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之于舞咏。”他认为诗是对人的心灵表现，是对情的表现。曹操的文对情的张扬，体现出一个大政治家所拥有的同于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友情，亲情，爱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情感基础，即使是曹操，一个戎马生涯，在血与火的战争中锤炼成长的钢铁男儿，亦有柔情万种。也正是因为曹操文中情的表述，使我们透过纸背，看到一个活生生的曹操。
建安十二年（207），作为曹操重要谋士的郭嘉病逝于北征乌丸途中。曹操惋惜非常，连写三篇文章，悼念这一生前好友，如《与荀彧书追伤郭嘉》：
“郭奉孝年不满四十，相与周旋十一年，险阻艰难，皆共罹之。又以其通达，见世事无所凝滞，欲以后事属之。何意卒尔失之，悲痛伤心！今表增其子满千户，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
郭嘉与曹操是上下级关系，曹操却并不视之为下级，而将他视为良师挚友。他痛惜的是自己失去了知己，失去了好友，并不是在痛惜失去了一个能帮助自己出谋划策的谋士。痛惜之情，娓娓道来，字字是泪，句句是血。不知何故，吾读其言，一股悲凉凄怆的感觉涌之于心，竟忍不住要泣下了。
曹操有二十五个儿子，作为父亲的曹操，其性格中又具有慈爱的一面。曹植是曹操的第三子，也是他最痛爱的儿子之一，曾谓曹植说“儿中最可成大事者”，建安十九年（214），曹操曾亲笔书曹植说：
“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欤！”
假如事先我们不知道这篇文章是曹操为他的儿子所写，也许永远也猜不到出自他的手笔。因为曹操给我们的形象并不是一个柔情如此的人。从上文可以看出，作为父亲，曹操是极称职的。他并不抽象的要求儿子应该怎样怎样，而是以身作则，以自己为榜样，让孩子们懂得作为一个男子汉应该拥有的抱负，让孩子懂得人生的路是自己选择的。人生是否成功的评价标准，是在年老以后，回过头看看自己年轻时候的选择，自己并不后悔。这样的家书，能不让子弟们尽心竭力，努力上进！
另外，从曹操的《遗令》的安排身后事，也于琐细中见出他为人的真情，更能见出他对世事的留恋，这些都是他作为普通人所拥有的真情，千百年的读者，为之心动。
三、幽默大师
曹操文章的魅力所在，在于他随心所欲的运用语体式散文，以我手写我心，将自己的胸臆尽情袒露，毫无遮隔，达到我笑文自笑，我哭文也哭的随意境界。但这不是全部，有时候曹操的文章中还偶尔幽上一默，千百年后，读之，仍让人情不自禁。如《手书与阎行》：
“观文约所为，使人笑来。吾前后与之书，无所不说，如此何可复忍！卿父谏议，自平安也。虽然，牢狱之中，非养亲之处，且又官家亦不能久为人养老也。”
阎行是韩遂（字文约）的部将。建安十四年，被派去见曹操，回去后劝说韩遂归顺曹操，并送自己的父母到许都作谏议大夫，表示真诚归顺。建安十六年，马超、韩遂等十部联合反曹。曹操将阎行的父亲下狱，这封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
其文甚是滑稽，让人不禁发笑。它将一件有关身家性命甚至威及家邦安定的大事，用幽默轻松的语气和文字说出，显得举重若轻。但其轻松语气背后却是曹操无尽的威严和血淋淋的现实。轻松的语气与残酷的现实的交融，让人欲笑无声，欲哭无泪。遥想当年，阎行接书后的哭笑不得，不禁让人发笑。
曹操不仅在私人信件中偶尔幽默，即使在给皇帝的报表中，也不放弃自己幽默的本性。如《掩获宋金生表》：
“臣前遣讨河内、获嘉诸屯，获生口，辞云：“河内有一神人宋金生，令诸屯皆云鹿角不须守，吾使狗为汝守。不从其言者，即夜闻有军兵声，明日视屯下，但见虎迹。臣辄部武猛都尉吕纳，将兵掩获得生，辄行军法。”
这是建安四年（199）掩获和处决宋金生以后，给皇帝写的奏章，反映了曹操不信鬼神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它也是以轻松幽默的口吻写就，猜想，在写这个奏章时，曹阿瞒一定忍不住发笑。
在文章中，如此的坦然而又坦率的展示自己性格的作家，在中国五千年的文学史上，曹操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他的性格与他运用的语体式散文形式相互配合，遂使曹操之文具有了大气喷涌、一泻千里的气力，比起那些盛藻繁饰的文章，曹操的文更能让读者接受，更让人喜爱。可以说，非曹操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非如此之文章不能展示曹操。曹操之人和曹操之文，是文学史上的唯一，无人可模仿，也无法模仿。只有曹操个人，才能一往无前臻于此等抒情的高境界。
参考书目：
夏传才.曹操集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
安徽亳县曹操集译注小组.曹操集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
赵明等，两汉大文学史.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
王卉，济南职业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