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沈从文《边城》中的乡土情结

作者:冉继辉




  沈从文《边城》的文学世界是特异的“湘西世界”,湘西是中国的边地,因此相对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乡土中国的文化。在这个世界中,乡情风俗、人事命运、下层人物形象往往和谐地融为一体,“湘西”所代表的是一种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从文自传》)。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不是产生在乡土、本土,而是产生在都市。是湘西的乡土文化和城市文化(特别是北京文化)的相遇和相撞,这才产生了乡土文学。
  所以有人说,沈从文的小说,尤其是《边城》这部小说是一个关于湘西苗族“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这是不无道理的,如果我们用人物象征和心理分析的方法,来透视《边城》所隐喻着的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就会看出,沈从文在当时有着极大的隐忧和深刻的思考。而他的这种焦虑,是由于当时的湘西苗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碰撞而产生的矛盾与冲突所引起的。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说来,其也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
  翠翠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从文以其独特的笔致刻画出来的具有湘西苗族特质的人物形象。“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优美、健康、自然”。不过这形象也蕴含着深深的隐痛。“黄麂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向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对民族文化的热爱,铭刻着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戍的军人,严格地说,其是相对于苗族文化而言的。所以说,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亲文化)和苗文化(母亲文化)融合的产物。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与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这在小说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如作为小说主人公之一的老船夫,这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在小说中却连个名字都没有,只是以“爷爷”、“老船夫”、“老家伙”来代替。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则似乎都有名字,如:“翠翠”、“顺顺”、“天保”,等等。在这里我们可以说,“爷爷”代表着苗族古老的历史,而“翠翠”则代表着新一代的苗族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就是爷爷(苗族古老历史)的死亡。翠翠爱情的美满,既是翠翠个人的成长仪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当然,在《边城》的结尾,翠翠的成长并没有完成。大佬、二佬同时爱上翠翠,这是两种文化观念为争夺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归属权而发生的历史冲突。大佬象父亲,船总顺顺。这一形象是对与沈从文大致同龄的湘西同乡军人的隐喻,其既有先进的一面,同时也有保守的一面。正是这样的人物性格,使得其在当时的旧中国也仍然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大佬的死,看起来觉得很偶然,但是如果从深层次上来分析,就正如二佬所说的:“老家伙(老船夫)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佬是他弄死的。”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老船夫是苗族古老历史的隐喻,大佬的死,蕴含着某种必然。沈从文在《长河题记》里说:“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沈从文以湘西军人、水手、农夫为主角的作品,如《会明》、《柏子》、《连长》等作品中为我们描绘了许多名种各样的“大佬”形象,其敏锐地看到了“大佬们”的悲剧性命运,他不愿大佬得到翠翠,在其看来,大佬不可能使翠翠(湘西苗族文化)得到幸福,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现代,因此,让大佬在急流中死去。实际上这也就是沈从文对以“大佬”为代表的湘西同乡大佬们的深刻的文化批判。
  “《边城》中二佬的形象是沈从文对自己的隐喻。”沈从文在他的许多自传性的作品中都以“二哥”的名字出现,这在他的很多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么,二佬的命运是否比大佬好?二佬真的可以拯救翠翠吗?二佬与翠翠相互爱悦,然而,有碾房陪嫁的王小姐挡在二佬与翠翠之间。在湘西苗族文化、汉族文化、西方文化这一多重权力关系中,“碾房陪嫁”这一意象有着无尽的文化内涵。碾房是个封闭、循环的意象,它将水的线性流动转换成石碾的周期循环,这就可以看作是汉族文化(沈从文的父系文化)的象征。“碾房陪嫁”这件事,对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这种“异质”,是与边城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淳朴民风截然相反的,惟利是图的价值观念进入了边城,不可抗拒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其将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摧毁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湘西古老的传统世界行将崩溃。如白塔坍倒,渡船被水冲走和老船夫的死,等等。“碾房陪嫁”预示的生活方式就是在“一个公式里发展”的“庸俗生活”,这与沈从文来自苗族古老文化的十分旺盛的热情和少安定性发展的性格是十分不相容的。二佬对“碾房陪嫁”的反抗可以看作是沈从文对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霸权的反抗。“我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房,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在这里,“渡船”是苗族文化特殊性的象征,“碾房”是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的象征。选择渡船意味着捍卫苗族文化的传统和特殊性,而选择碾房则意味着认同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放弃自身的特殊性,二佬沈从文陷入了两难的困境。所以说,这也就造成《边城》这部小说没有结尾的结尾:“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但是,这个上川东下桃源的二佬沈从文能找到返回边城的路吗?
  总之,在《边城》中,沈从文抒写了对家乡绮丽迷人的山山水水的痴迷。作品以古朴、雅洁、明慧、潇洒随心又明澈似水的笔致,以诗化和散文化的小说体式,展示了一个遥远、奇特而又带点神秘色彩的山间水上世界,展示了一片纯朴、强健而未被都市商业文化大肆污染的自然人性的天地。
  冉继辉,教师,现居甘肃通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