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随笔三则
作者：阮 直
全世界第一个“完整中国人基因组图谱”已经完成。生命科学家们在研究中发现，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基因差异，仅有千分之一。
通过这个研究我们可以认定，人的生命属性是基本一致的。我们生老病死的结果，我们的喜怒哀乐的情绪，我们繁衍生息的方式，我们情感的达情表意，并没有多大的本质区别。
可是长久以来，我们恰恰是忽略了这“九百九十九”，也就是忽略了人的生命属性（自然性），而放大了人的社会属性。我们把不是我们生命中本源的元素都激活了，让生命基因中那些掌控我们命门的元件却慢慢地蜕化，甚至死去。比如生命属性中就渴望的平等、自由、休闲、博爱，这些美好的人性就是我们生命中的血液，没有哪一个人的灵魂会对此产生排异现象的，除非他是专制和霸权的受益者。人类本身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向往和平，渴望和谐，喜欢仁善，追求富裕，这本是“九百九十九”范围内的事，可是我们一度都用阶级、阵营甚至是思想的防火墙把它阻拦在了外围。
人的社会性构成的符号差别被我们放得无限大，比如帝王与黎民，宰相与乡绅，资本家与工人，地主与佃户，反动文人与革命文人，都是我们人类自己在人的社会角色之中制造的差别，有了角色就有了身份，于是人的等级、尊贵、卑贱、贫富也就都产生了，于是生命基因之外的身份困惑比生命基因的本身还让我们难解，破译人类的“身份基因”，要比破译人类的“生命基因组图谱”更让人类的社会学专家们犯难，甚至就是那个永远也解不开的哥德巴赫猜想。
但让我们高兴的是，当我们打倒了皇帝，废除了宰相，取消了以财富多寡划定人的政治属性时，我们在彼此的人性中又看到了那些我们共同萎缩的“九百九十九”。既然我们的共同点比互联网还能无缝覆盖我们的肉身，让我们成为在一个和谐的大家庭之中共同吃饭的“伙计”，我们就该从社会学的层面来重新理解人的“基因组图谱”。我们的祖先为我们遗传了一样的“基因组图谱”，我们有“九百九十九”个一样的吻合点，我们是一个血脉之中流动的细胞，我们为什么不珍爱相同的那一面呢？
我们相同的人性是仁爱、是悲悯、是感恩、是慈善，而不是彼此间的争斗、陷害、暗算。每一个鲜活的生命之中都洋溢着爱的本源，我们向往阳光，因为每一颗心灵都是灿烂的，我们热爱美丽，因为每一个面孔都充满希望，我们同情弱者，因为每一双眼神都会怜宠幼小，我们寻求和谐，因为和谐才是我们顺畅地生存、发展的土壤。这是我们“生命基因组图谱”中永不改变的元素，我们就要把这“九百九十九”的共同之处来放大，让我们共同的人性光彩照耀每一个灵魂中还阴暗着的那个旮旯。
肥沃的侠文化土壤
一代侠文化大师金庸11月24日正式请辞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之职，辞谢这一职务于83岁的金庸老人来说，真是扔掉一顶帽子上的帽子，这顶只压人不养人的高帽压根儿就不是金庸老人的需要，而是国人的需要，是大多数民众心中渴望侠文化滋润的需要。
9年前金庸先生受聘浙大时，不少学者和杂文家还悲哀过我们的大学，说他们是在现代民主和法制的社会中，放大了早该枯萎的侠文化，有悖于现代民主与法制精神和市场经济理念的建立，是文化的倒行。可这倒着的行走，有时速度恰恰更快，武侠文学还挤进了历来被视为载道的中学语文教材，鲁迅的作品倒是从中学教材里面往下删。无论多少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强烈反对，谁也挡不住“大侠”的雄风。难道主管着我们教育的官员、专家智囊团的那些人们，真的就不知道我们今天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就是要彻底地决裂江湖，告别侠客吗？知道的，大家都明白，这不是嫦娥探月的高精端工程。可是大众真的需要，民间真的需要。
在中国的古代社会，当老百姓无幸享受到三五百年才能冒出一个的圣君明主恩撒天下时，也就盼着能有个清官为民做主了，可是官民的根本利益不一致，官场无论是角色还是利益都是拒绝百姓加入的。于是才诞生了江湖，帮派是民间的协会，“规矩”是民间的法则，江湖的文化是一个游离于正统社会不受政治国家和礼教制约的虚拟社会，是以“侠”、“义”为核心构筑的乌托邦式的童话空间。武林侠客在江湖世界的快意恩仇实际上给现实中的人们指出了一条“以暴制暴”、“以恶制恶”的抗争的歧途。早在韩非子时代，侠就不受庙堂文化的待见，“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是法家文化为“儒”为“侠”的定位。即便“儒”后来被“扶正”了，但也很少有哪个朝代像如今这样推崇武侠文化的。
如今侠文化如此蓬勃，由此可以看出侠还是一种需要。缺少民主，帮主的权威自然受宠；法制受阻，侠的行道也就有了“义”的概念。即便当下没了帮主，没了侠客，但江湖还在。无论是官场还是商场，江湖文化的核心——义，我们还是没有舍弃，以义气突破规则是侠的美德。在不少人的心中江湖文化中那种朴素的平等观与天下一家的梦想，在人性的背景下也许比赤裸裸的“金钱”、“权力”更值得珍视。特别当官员的腐败之风四处蔓延时，有人对我们的民主与法制建设难免产生怀疑。
那么，在一个大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里，侠客自然有了众多的敬仰者，江湖世界也就比现实更理想了。没有金银珠宝的时候，破铜烂铁就不能丢吧。武侠的受宠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我们民主与法制的缺失。我们的文化是不能拒绝大众媚俗的，当“主导”导而不流时，那只能说明导的力量还不够强大。
那么有良知、有人文精神的广大知识分子就该高擎民主与法制的大旗，助推我们改革开放的速度，让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文明——民主与法制更全面地与我们的体制和民族文化接轨。
我们做人的文化有点问题
我不是学者，我研究不了孔子、庄子、老子，但我知道我们的血液中有这些文化祖师爷的“基因”，我们都是他们的“孙子”。这个“孙子”告诉我们，做人要“装”，在父母面前要装乖，在师长面前要装谦，在权威面前要装卑，在强者面前要装软，在名与利之间要装“虚无”，在政治运动来临时要装傻。反正你就是不要活出自己的本真来。
连当代的学者在研究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活出真正人生大哲学的人物时，都把装傻装到真傻的境界奉为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孙郁在2008年《随笔》第一期上撰文，羡慕张中行先生，说他才是“良谷深藏若虚，甚至大智若愚吧?”“日久天长使自己以外的人都认为，他是有精神病。”“所以才换得大报酬，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画花鸟，睡大觉，能过上闲适的日子。”这于个体的人生而言确实是得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反思一下我们做人的文化，真的如此。只要你不冒尖，就不会挨掐，只要你没棱角，就不会被踩。
张中行的“傻子”处世哲学在我们的做人文化中是智慧，是精明。其实精通此道的又何止是他这样的大知识分子，连顺着地垄沟找豆包吃的农民也都不会在生活中装“大明白”。遇事三分木，开口半分傻，总是表现出生下来就是替大家吃亏的样子，这才是保全自己的上策。我们与人相处的哲学是怕奸不怕傻，怕灵不怕愚，怕聪不怕呆。一个民族的文化元素配置出来的“人才”类型都是痴傻茶呆的型号，那不就是“集体废品”嘛。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大学里都是张中行这样的一堆“精神病”，整日里想着要怎样“靠傻气”躲过“关节”，才能保全自己“画花画鸟”的安逸日子，那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道义由谁来担呢?我们民族的气节有谁来扬呢?要工人?农民?商人?官人?他们也行，但他们不是主体，人家都有自己的专业，而知识分子的专业就是积极“入世”的参与意识，敢于批判当代主流文化的精神。
可悲的事实一再证明，只有像张中行这样的处世道法才能躲过一次次政治运动的风雨，而像陈寅恪、胡风、马寅初、梁漱溟那样自以为真理在自己的手中者，在大是大非面前觉得不装呆扮傻，总想用真理把别人从“糊涂”中弄明白，其结果是连“画花画鸟”的权利都被剥夺了，那五十五万人不会装疯卖傻，那五十五万人的头顶就多了一顶压死人的帽子。但正是有了这五十五万有良知、敢直言的“右派”们，我们这个民族才没有集体蒙羞，否则我们都能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了当时“画花画鸟”的“享受”，不知今天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我们的儿孙?
长期以来，在外国人的眼里，中国人就令他们琢磨不透，因为我们的表象与内心不一致，嘴上说的和做的不统一，这就是我们做人的哲学给定的型。就像张中行这样的人，如果不说他是教授，作为一般的游客自己到巴黎周游一圈与法兰西人玩几天装呆扮傻，人家若不把他当傻子才怪呢。不会有人说他是大智慧型人才。
如今的人们当然不用再装呆扮傻来躲避挨整的政治运动了，但也不是可以光明磊落做人的，比如不想举手的时候还要举手，不想鼓掌的时候还得鼓掌，否则你别参加这个“游戏”，不是只有娱乐界才有潜规则的，我们的文化中的潜规则连小学生都无师自通，你说谁不知道装孙子比当大爷更容易立稳脚跟。好在如今全世界在做人上的美丑价值观都能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也有鉴赏力了，如果你认可你的“傻子哲学”，你就把你的处世哲学“进行到底”。一个民族真正的强大不是向外输出航母和导弹，而是文化和做人的价值观，我们能输出我们的“装呆扮傻”吗?我看不行。套用杂文家闵良臣的一句话说，我们不能把醉汉弄醒，我们就把醒汉弄醉吧。
（选自《雨花》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