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张爱玲小说中的俗情世界
作者：张玉霞
一、“通常人生的回声”——凡俗的情爱
张爱玲把观察的视角锁定在末世的遗老遗少和市民阶层，锁定在日常家用的生活琐屑和爱恨悲喜，着意于对世俗社会生存状态和生活本相的描写。用张爱玲自己的话来表述，她的创作中充满“通常的人生的回声”，特别强调“日常生活的况味”。与这种对普通日常生活的重视相联系，张爱玲在选择人物时更喜欢选择“软弱的凡人”为对象，认为“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写到，“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这大约是张爱玲之所以要选择婚姻恋爱的角度来表现世态人情的重要的原因。
张爱玲对人之本性一贯持悲观的认识，认为人作为一种渺小的动物，无力抵抗外在世界的力量，人性本身自私而软弱。因为偏执于对人性丑的表现，看不到人性的光辉和伟大，因此她的小说中的情爱世界就充满晦暗和冷漠的悲悯，使情爱世界成为构成冷酷世情的重要部分。
当然，在特定阶段，她不否认“情爱”的重要性，但却很少把它理想化、神秘化。在她的小说中，男女二人的相悦相知的“情爱”的内质并未改变，但却几乎没有像传统小说中如《红楼梦》里那样充满诗意和理想浪漫色彩，那样具有伟大的力量。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女人是一个孱弱的群体，强烈的生的欲望使她们忍受了种种生的痛苦，情爱的意义完全在于生存的必需，男女真情往往因粗粝、艰难的生存和种种外来的或者内在的因素的摧折而庸常或破灭。张爱玲是反对将爱情理想化的。张爱玲立足于表现生命中真实又残酷的内涵，对生活戏剧化十分警惕。一方面她看到“我们对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之间很难划界”。另一方面，她又清醒地认识到“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联系到现实，很多人总是在接受了许多文学作品的关于爱情描写之后，才有亲历爱情的经历，我们的爱情观念有着文学和戏剧先入为主的认识。张爱玲不仅尽力表现生活的平庸，也力图消解生活戏剧化的浪漫和感伤。《殷宝艳送花楼会》中的殷宝艳，就是追求生活的戏剧化的典型。这个擅长演话剧的校花，把生活看成了演戏，热衷于扮演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她的爱情美丽却昙花一现，悲剧可以说是她自己一手导演的。《五四遗事》中的罗文涛，为了追求诗意爱情，先后两次离婚，结果却发现他理想中的新女性，“崇拜雪莱数十年如一日”的密斯范，结婚后日益平庸懒散，似乎与旧女性无甚大区别。失望之余，变得世故妥协，听从别人劝告接回离婚的两个太太。小说结束在朋友的打趣上：“至少你们不用另外找搭子，关起门来就是一桌麻将。”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她们的生活写在文字中就有了戏剧化，在平淡的生活中就裸露其庸常的本来面目。罗文涛的爱情幻灭，根本在于，他所追求的，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罗曼蒂克的爱，这种爱落实于人生，只能导致失望和产生幻灭感。
二、“苍凉的手势”——畸变的情爱
张爱玲不仅写了世态人情中的情爱的庸常，写了情爱的妥协与幻灭，而且进一步写了各种各样变态、疯狂与畸形的情欲，异常冷静地展示人间这种畸形的变态的情爱，剖析了这种情爱的后果：如果情欲的放纵是一种罪恶的话，情欲的压抑也会导致罪恶。这样的文字，首推《金锁记》。《金锁记》中曹七巧，长期的性压抑导致变态，使她从一个曾有青春的温情回忆的曹大姑娘变成了阴鸷、凶狠、残酷的近乎精神分裂或心理变态的姜老太太。她不容许子女有真正的爱情和家庭，逼死儿媳，拆散女儿的姻缘。相比于主角而言，几个配角的故事显然缓和多了，曹七巧的女儿长安曾经有过几个美好的日子，只是连像样的抗争似乎都没有有过，就用一个凄凉和苍白的手势结束了。长白对于自己的妻妾被虐致死，似乎也没什么在意，只不过换个方式，常去妓院走走而已。爱上了父亲的许小寒（《心经》），对丹朱既羡又妒，得不到她的爱，就引发对异性的病态报复的聂传庆（《沉香屑·第二炉香》）等。《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早年压抑过甚的情欲在中年独立后恣意发泄，要填补心里的饥荒，广结“相好”。年老色衰后，借助财势以少女为诱饵猎取男人，甚至连侄女也不放过。侄女葛薇龙也在自己所存身的生活环境中一点点地被销蚀，对奢靡生活的贪恋，最终使她选择了躺在奢华糜烂的生活里。文章最后，薇龙看着一个个路边拉客的妓女对丈夫乔其乔说道：“本来嘛，我跟她们有什么分别？他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她对爱情的仅有的一点憧憬幻灭了，夫妻关系畸变等同于嫖客与妓女。
张爱玲小说的荒凉的笔调其实就是她孤独荒凉心境的折射。她笔下的女人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更没有“爱”，与周围的一切都隔了一层厚厚的墙，都生活在这堵无形的墙中。这些女人就在这千疮百孔的情感世界里辗转着思想着，挣扎着浮沉着，畸变着毁灭着。
三、“一切都是虚空”——情爱的幻灭与生命的毁灭
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它以生命的终结对人的一生作出评价。何时、何种方式的死既有一些不可抗拒的外在因素的制约，同时又体现了个人的意志，并反映出一定时代的精神特质。作家在表现死亡和死亡意识时，同时也就表现了作家的精神世界。《红楼梦》借《好了歌》以死后的虚无来嘲讽世人的各种欲求，以生之短暂来表现人的卑微。《红楼梦》的女儿国中大量写了人生的无常，情爱的幻灭，写了大量的“女儿之死”。张爱玲深受《红楼梦》影响，她四岁读《红楼梦》，十四岁模拟了《摩登红楼梦》共计五回，晚年致力于《红楼梦魇》，曾自谓“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但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他们不会因为情爱的幻灭而用自杀实现自己的理想，不主动地寻找死亡，而是本能地逃避死亡，即使生命沦落到如何不堪的地步，也紧紧抓住一线生机。《花凋》中，川嫦并没有在备受压抑的灰色家庭生活中病倒，而是在与医生恋爱，在对生命充满热爱的时候被疾病击倒，她在长期的疾病中感受到恋人、家人对自己的感情的消退，眼睁睁地看着医生新的女朋友怎样占据了本应属于她的位置。《金锁记》中，长安媳妇寿芝在别人的冷眼中，忍受着婆婆的刻毒和丈夫的冷遇，在姜公馆阴暗潮湿的发霉的空气中无声无息地死去了。其实，她们在死亡的前夕就已经退出了人生舞台，她们深知自己在世界上的多余，她们在生时已经看到人们对她们的遗忘和捐弃，正如《倾城之恋》中描绘的“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她们怀着小小的愿望可怜地生活着，在程序化的一生中，委曲、自私、无可奈何地生活着，即使死去，她们也无法获得一个优雅的死亡。在张爱玲的笔下，生命是一个逐渐消亡的漫长的过程，生与死都遵循着生命的自然规律，是被动的存在状态，是一种被惯性推着的无意识地生存。她们生是世俗的人，在情爱欲望的支配下苦苦挣扎着，她们的死也是世俗的方式，在情爱的幻灭之后无可奈何地走向生命的毁灭。
张爱玲自觉继承了世情小说表现婚恋家庭的传统，始终把女性命运和情爱世界作为表现的主体。作为一位作家，她刻意寻找和表现着一个旧的时代谢幕后女性角色的归依问题，她深深的渴望女性能挣脱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诸般枷锁的桎梏，自在优美的生存。但是，她一贯的“人性阴暗”的悲观论调和“冷眼看世情”的清醒目光，使她看不到人性的平凡朴素的光芒，更看不到人性的崇高与伟大。对世态人情的表现始终囿于世情虚无的层面，她笔下的情爱世界也就始终处于残缺状态。张爱玲不能用理想主义或济世情怀来表现女性生命价值，未能从精神上与作品中的人物拉开距离，这使她的作品在写实力度和深度之外，始终弥漫着逼人的消极色彩。
张玉霞，甘肃酒泉职业技术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