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论奥斯丁和张爱玲小说中父亲形象的缺失
作者：田玉霞
张爱玲1920年生于上海，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中西交融的时代。张爱玲从小既接受了传统文化的陶冶，又接触过西方文学艺术。她的作品以三四十年代的香港和上海为创作背景，以婚姻爱情为主线，展露出自己极具个性的人生观与世界观，表达了她对婚恋问题、亲情问题、女性问题及人性等方面的思考与认识。简·奥斯丁是十九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她生长于英国南部有文化教养的牧师家庭，她一生四十多个年头基本上是在英国的乡间度过的。她的六部完整作品大都是描写她自己熟悉的乡间所谓体面人之间的生活与交往。细读两位作家的作品不难发现，尽管她们在生活时代、文化背景、家庭背景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她们的作品都无一例外地塑造了一系列委琐、粗暴、世故、虚荣、自私、不负责任、甚至是卑怯的父亲形象，解构了传统文化以父亲为中心建构起来的男性世界。这种叛逆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位女作家强烈的女性意识。
在简·奥斯丁的所有作品中，父亲形象不是缺位就是形同虚设，这种父权的缺失往往使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鲜明、突出。以《傲慢与偏见》为例，在这部小说里，奥斯丁塑造了班纳特先生这样一个失败的父亲形象：他虽为一家之主，但却玩世不恭，缺乏对家庭的责任感。作为丈夫，他听任妻子的喜怒无常和浅薄无知，对妻子插科打诨，当着女儿的面对妻子揶揄嘲讽，从中寻找乐趣。作为父亲，他消极懒散，从不将智慧用于教育约束自己的女儿，甚至在对待女儿们品行上的弱点也是得过且过，不闻不问，放弃了作父亲应尽的责任。当伊丽莎白劝说父亲不要让丽迪雅去布赖顿这样一个充满诱惑的地方以免丽迪雅干出什么蠢事，班纳特先生只是笑了笑说：“丽迪雅不到公共场所之类的地方去出出丑，是决不肯罢休的。她这次要去出丑，既不必花家里的钱，又用不着家里麻烦，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呢。”[1]班纳特先生在这一关键时刻放弃一个作父亲的责任，最终引发了一场家庭灾祸：丽迪雅与韦翰私奔。在处理这一家庭问题时，班纳特先生表现得无能为力，而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和简却在这一时刻担当起父亲所没有承担的责任，她们安慰班纳特先生并帮助他就这一问题作一个合理的决定。此时，班纳特先生已经丧失了一个真正作父亲的能力和权利，而他的女儿实际上已替代他履行着父亲的职责。即使经历了这样的家庭危机，班纳特先生也丝毫没有试图改变自己。之后不久，他又回到了以前那种懒散、冷漠和玩世不恭的状态。实际上，奥斯丁已将班纳特先生完全冷落于父权形象之外，表现出对拥有至高无上权利的父权制强烈的不满和极大的讽刺。在奥斯丁其他的小说里，我们所看到的“父亲”形象要么在生活中消失了，要么还原成了一个在家庭中几乎不起任何支配作用的一员。如《理智与情感》中的达西伍德姐妹父亲的去世，《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汤玛斯爵士虽然品德高尚，慷慨大方，但为人冷漠世故。他的女儿范妮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诺桑觉寺》中的特纳将军则纯粹是个恶棍加独裁者。在小说《爱玛》里，爱玛的父亲不但体质虚弱，为人也软弱无能，他把料理家务的大权完全交给女儿爱玛，自己只操心夏天和冬天的散步、药剂师、麦片粥和他的惠斯特牌桌。《劝导》中的安妮虽有父亲，但他妄自尊大，生活挥霍无度，致使不得不出租田庄，面对家庭灾难，自己躲起来不敢见人。奥斯丁让她笔下的“父亲”死去或者失去其原有的职能，隐秘地传达出作家的心理期盼。在父权制社会里，正是这个代表了男性权威的父亲剥夺了女性言说自己，获得女性自我独立的权利。奥斯丁以她诙谐幽默的嘲讽笔墨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权威父亲的形象，摧毁了父亲在家庭中有着绝对的至高无上权威的谬论。在奥斯丁的作品中，父亲形象由高大变得渺小甚至猥琐直至消失的这一过程，恰恰是奥斯丁对长期以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提出的宣战，是她渴望女性能摆脱生活中由男性主宰命运，从而使女性真正走向独立的心理意识的折射，是作家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以及对传统的反叛在文学中的隐秘表达。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父亲形象更是备受其肆意贬抑和嘲讽，传统父权社会中的英雄气概和男儿本色，不但在她的文本中销声匿迹，反而凸显为猥琐无能、昏庸懦弱、狂嫖滥赌、玩世不恭等形象。与奥斯丁不同的是，张爱玲所塑造的父亲形象大都含有她父亲的影子，甚至可以说就是她父亲的化身或投影。张爱玲通过这些父亲形象对父权提出了质疑和嘲讽，她笔下父亲形象的缺失主要表现为有身体残障或精神残障的父亲形象。前者从生物学层面把男性身体优势给予贬抑丑化，后者则从内在精神层面上颠覆父权权威。在她的经典作品《金锁记》中，姜二爷虽生于富贵之家，却天生一副残废畸形的躯体，作者通篇没有对他进行一句正面的描写，他仅仅出现在别人的言谈中，成了一个被言说和被蔑视的客体。他“坐起来，脊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还没有我那三岁的孩子高”。[2]叙述者更透过姜二爷的妻子曹七巧的质问，表达出姜二爷在他人眼中的形象：“那样儿，还成个人吗？还能拿他当个人看？”[2]在这里，女性家长直接藐视父亲的躯体，姜二爷不仅失去了“父亲”的权威，也失去了作为丈夫的尊严，成了被女性所嘲弄和蔑视的对象。这一身体畸形的形象在《怨女》版对姚二爷的描写中进一步获得了较为清晰的面貌。
“前鸡胸后驼背，张着嘴，像有气喘病，要不然也还五官端正，苍白的长长的脸，不过人缩成一团，一张脸显得太大。眼睛倒也看不大出，眯着一双吊梢眼，时而眨巴眨巴向上瞄着，可以瞥见两眼空空，有点像洋人奇异的浅色眼睛。”[3]
从这些去势男性在家庭结构中的角色可以看出，男性首先在身体上被剥夺了其为男性的主体性，畸形的身体使他们在家庭中只能充当一个“父亲”的符号或者说一张遗照而已，从而丧失了传统的家长地位。
张爱玲不仅赋予父亲形象残缺的身体，她还从精神上使这些男人彻底残废。《花凋》中的郑先生自民国纪元便不再增长过年纪，只知道酗酒、嫖妓和抽鸦片，有钱的时候在外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女儿生命垂危，他不但不给治病，却声称女儿拖累了他，使他连姨太太都养不起，眼睁睁的看着女儿死去。《多少恨》中的虞老先生视亲生女儿为摇钱树，为了得到钱，他劝女儿做姨太太，甚至给女儿造谣，说女儿已经和宗豫同居了，无视女儿的自尊。在这里，传统的父亲权威形象被贬抑得既无英雄气概也无阳刚特质，父女血缘之爱荡然无存。
精神残废型的父亲还表现在毫无人生追求，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昏庸猥琐等方面。如《金锁记》里的姜季泽和姜长白叔侄整日游手好闲，抽鸦片、逛窑子、玩女人；《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浪荡公子乔琪乔凭借着女人的钱财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花凋》中的郑先生更是“哄钱用的一等好手”。张爱玲通过塑造这些要么是肢体残缺，要么是精神残障的变态、畸形的父亲形象，撕破了父权社会强加在男性身上的各种耀眼的光环，贬抑了父权宗法制的传统文化，颠覆了人们心目中惯常认为的高大威严的父亲形象，对男权社会进行无情的批判和嘲讽，对男性英雄神话给予彻底地解构与颠覆。
在张爱玲和奥斯丁的笔下，传统的父权至上的观念被颠覆，她们所塑造的父亲形象要么缺失男性的尊严与权威，完全被冷落于家庭之外，要么是肢体残缺或精神畸形变态，从而使其作品成为以女性为叙述主体的无父文本。虽然两位作家所生活的时代相差甚远，但她们都能用自己独特的女性视角来审视男性，对传统以父亲为中心建构起来的男性世界进行颠覆，折射出作家强烈的女性意识。
参考文献：
[1]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M].新疆：伊犁人民出版社，2001.
[2]张爱玲.倾城之恋—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一[M].台湾：皇冠出版社，1994.
[3]张爱玲.怨女[M].台北：皇冠出版社，1988.
田玉霞，女，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讲师，从事英美文学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