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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新编》基因变异原因探析
作者：杨世宇
一、不同的时代背景与政治环境
首先，鲁迅处在一个新旧交替时代，并且在传统中浸染已久。他激烈地反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并把整个中国历史概括为“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轮回，认为四千年的历史整个是一个吃人的历史。但他总是发现自身与传统历史有着无法摆脱、割舍不断的联系。“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
这种与历史有千丝万缕联系，想超越而又不能的心态也同样体现在他的“历史中间物”的自我认同上，他把历史看成是无穷发展的锁链，把自我看作是这个锁链上的一个环，这个环必然摆脱不了与过去历史的关联。这种“中间物”意识体现着鲁迅精神与灵魂的某种“分裂”性存在。他想跳出这种传统历史，可还是寻找不到一种新的替代品，因为他同时也对西方那种工业文明心存极大疑虑。他想创造一种属于未来的原则，一种能够使他从传统历史牵绊中解脱出来的情趣中心，而又不得不把这种内在要求首先通过对历史与传统的感受表现出来。基于此，他在创作《故事新编》时，只能做到“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而已，要他像新历史小说家那样完全地虚构历史，他是做不到的。
相比而言，历史没有给新历史小说家多少沉重的记忆。他们大多生于上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创作期在80年代或90年代。与传统历史相接的文革梦魇对他们也影响较小，因此他们不像“归来”作家和知青作家那样难于摆脱历史的阴影，更不像鲁迅那样在传统历史中挣扎。他们创作之时正是商业消费文化大行其道，西方后现代主义高歌猛进的时代。西方后现代那种对待历史的观念深深影响了他们。于是，他们面对历史，因隔膜而“悠闲”，因距离而“洒脱”，便索性“玩”起了历史。因此，他们的历史文本完全可以不要“一点因由”。如果说，《故事新编》还是在历史真实的枷锁中艰难舞步，那么，新历史小说就成了打掉枷锁的脱缰野马了。
二、不同的审美趣味与道德成规
《故事新编》因其“油滑”而在外观上少了《呐喊》、《彷徨》那种沉郁、严肃的美学风貌，而显露出反讽、戏拟的特征和某些滑稽、狂欢的场面。在《故事新编》中，鲁迅把那些圣哲先贤们从人类童年的诗意背景中拉出来，放到具有现代意味的凡俗日常中，从而使其历史书写呈现出凡俗化、日常化的特征。“油滑”也正是在这种种错位中产生。一般说来，“油滑”是容易流于粗鄙的，但这种“油滑”是整体性的、是导向反讽与戏拟情境的，所以它没有流于为“油滑”而“油滑”和语言“粗鄙化”的地步。
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描述了许多他极端厌恶的“小东西”。那些“小东西”们都是些无信仰、无节操、自私、虚伪、油滑、善变、没有责任感的人。对这些人鲁迅曾痛切地说：“这一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致也将永远存在。在中国，惟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着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复着先前的命运。”但即使如此，鲁迅在描述他们的时候，也没有用那些恶毒、粗鄙的语言来宣泄，而只是勾勒出他们的言行，从中透出他们的无耻与可笑。比如在《理水》中写视察大员回来的宴会情形：
酒过三巡，大员们就讲了一些水乡沿途的风景，芦花似雪，泥水似金，黄鳝膏腴，青苔滑溜……等等。微醺之后，才取出大家采集了来的民食来，都装着细巧的木匣子，盖上写着文字，有的是伏羲八卦体，有的是仓颉鬼哭体，大家就先来赏鉴这些字，争论是几乎打架之后，才决定以写着“国泰民安”的一块为第一，因为不但文字质朴难识，有上古淳厚之风，而且立言也很得体，可以宣付史馆的。
这段文字古朴典雅，但那些官僚们的丑态已被作者通过滑稽的场景描写刻画得淋漓尽致。这其实不只是个方法问题，也牵涉到艺术趣味与创作态度。可以说，鲁迅的艺术态度是极其严肃的，他毕生以启蒙为己任，以改造“国民性”为目的，其创作不可能走向我们下面将要论述的新历史小说家的那种“粗鄙”。他的“油滑”是一种感受和认知的特殊方式，由它所导向的也不是粗鄙而是反讽，“它是整体性的，不是指向这个或那个具体的存在，而是指向某个时间或情状下的整个现实……它不是这个或那个现象，而是经验的整体……”，可以说，《故事新编》在经“油滑”而导致的历史凡俗化这个阶段上就适可而止了。
但新历史小说却走得较远。他们在后现代语境所提供的超道德的合法保护下，使一切既有审美法则和道德成规都面临着被质疑被审视，甚至被游戏的境地。他们的许多历史小说抛弃了传统的浪漫诗意，跨过了凡俗化和日常化的底线，大步踏进“审丑”的粗鄙之中。当然，生活中是美丑并存的，反映到历史小说中亦如此。这里关键是一个“审”字，是以丑为美，嗜痂成癖，还是用一种理性的眼光来审视它。新历史小说家不但少了理性的审视，而且更以一种拥抱姿态对“丑”加以认真把玩，沉溺于“形而下”的欲望叙述中，把人性的非理性成分、日常生活中的阴暗肮脏甚至于人本身的生理缺陷都加以展示与放大。写过新历史小说的莫言在《关于战争文学的对话》一文中说：“假如审美有道德含义的话，她唯一的道德含义就是恶，对于道德上认为最丑恶的东西，是审美的聚光点。”基于这样一种理念与叙事姿态，其笔下的“粗鄙化”倾向是在所难免了。这种情况在许多新历史小说的句子和语段中大量存在。试看下面这段：
罗大爷被剥成一个肉核后，肚子里的肠子蠢蠢欲动，一群群葱绿的苍蝇漫天飞舞。
——莫言《红高粱》
像上述这类句子在新历史小说中不难找到，这些句子渲染着一种阴沉凶残鲜血淋漓的暴力场面，细节化全方位地描述着日常生活中那种不堪见闻的丑陋。另外，他们文本中所讲述的人物倾向也有了大转变，正面人物、英雄纷纷退场，活跃在新历史小说文本中的大多是恶人、小人、丑人，至少也是被传统道德所遮蔽的人物。如莫言《红高粱》中我爷爷是土匪；苏童《罂粟之家》中的主人公陈茂是一个“干遍了枫杨树女人”的“乡间采花盗”，投身革命后流氓习性未改，强奸地主刘老侠女儿素子；《红粉》中的主人公——秋仪、小萼是妓女；《故乡相处流传》中更是“洪洞县里无好人”，除了精神委琐，人格低下外，更是粗鄙言语满口，除了毛泽东，任谁都是“鸡巴”“×”的满口。对此，他们本身也逐渐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李冯曾对此评价说：“我们似乎都生活在隐秘压抑的淫欲，不可理喻的暴力或彻底的平庸凡俗中，几年来我们写得最好的是生殖器和神志迷乱，最出色的人物是几十年前的荡妇、地主和土匪。”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看，新历史小说中的“审丑”与粗鄙化也标志着文学对历史、对人性认知的一种深化，特别是对历史进程中的反理性现象和人性中的非理性与弱点的揭示。它通过一些强刺激的特殊方式让丑恶的东西从自我曝光走向自我否定，并也因此释放出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生命体验和历史感悟。但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尺度问题。沉溺于“审丑”与粗鄙之中不是文学的康庄大道，毫无节制地把玩更是作家主体价值暧昧，缺乏良知的表现，尤其在当下，我们面临欲望横行、道德脆弱、信仰迷失的挑战，这些“恶之花”的疯长更是遮蔽了“救赎”的道路。虽然我们也承认历史中的丑恶是事实存在的，但正如卡西尔所言：“事实的财富并不必然是思想的财富”[25]，局部的“丑”也并不等于历史的全部，历史之中总有人性的光辉和温暖的亮色。就像鲁迅，虽一面用优雅的语言讽刺了那些丑恶的“小东西”，描摹那些失去了耀眼光环的神和英雄哲人们，但在女娲、大禹、墨子、后弈等人物身上，我们还是感受到了鲁迅那真挚的同情，听到了鲁迅深深的叹息。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3]李冯：《创作谈》，载《花城》1994年第5期。
[4]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杨世宇，男，河南濮阳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