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阮籍嵇康的儒家思想
作者：孙晓峰
嵇康字叔夜，谯国至人，魏晋之际著名文学家、哲学家、音乐家。他少年而孤贫，博览群书，长好老庄，史称“有奇才，远迈而不群”。曾任中散大夫，故世称“嵇中散”。嵇康为魏宗室女婿，处于曹魏与司马氏争权夺势的斗争旋涡之中，又不与司马氏合作，后被诬杀害。
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都是身处黑暗官场、嗅着血腥，惶恐度日的正直文人，为了自保，他们敢怒不敢言远离政治，较之前代的邺下文人集团，他们与统治集团关系要疏远的多。表面上看来阮籍、嵇康行为放浪，不遵礼法，任意而为，但对他们的思想的判断一定要注意到心与迹的不同，任意而为只是迹，那么心呢？对于阮籍的心鲁迅先生曾做过这样的点评：“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的多。”鲁迅先生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是经过科学的分析得出的结论。阮籍的儒家思想是有他自己的发展轨迹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究其实质是先期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后期由于政治逼迫，他混乱迹于老、庄，借以掩盖心向儒学的实质。从以下几个方面能够得出以上结论：
一、从少年的志向上看，阮籍之父曾是曹操的幕僚，且常是曹丕、曹植兄弟的座上客，把酒吟诗，以诗会友，成为以曹氏兄弟为首的邺下文人集团的一员重将，造就了我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建安文学。虽然其在阮籍三岁时便去世了，但看得出对阮氏家族影响至深的却主要是儒家思想，阮籍在《咏怀诗》其十五中说：“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先进篇》曰：“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阮籍在这句诗中用了两个典故，说明少年时志在《诗》、《书》，且以孔子有高尚德行的弟子自勉。正说明了他少年本有济世之志。
二、从功名观上看，对于功名的看法道家和儒家有着本质的不同，儒家主张积极入世，而道家主张出世、远离凡尘俗世，可见二家之观点是针锋相对的。阮籍对功名荣辱的看法，从本质上讲是儒家的观点。《咏怀诗》其七十五说：“岂为明哲士？妖蛊谄媚生。轻薄在一时，安知百世名！”可见他鄙视一时的轻薄而羡慕百世功名。也正是诗中有这样立功立名的志向，当世事不可为时，他才与酒为伴，但心中常常被痛苦占据，“穷途而哭”正是这种心情的表现。
三、从忠孝思想上看，“忠”和“孝”是属于儒家的思想道德范畴，阮籍在思想上还是恪守儒家这个道德准则的。据史料记载，阮籍在听闻其母过世时，吐血数升，虽然在母丧过程中曾饮酒、食肉，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是对司马氏所提倡的伪善的礼教的一种不合作的态度，吐血数升才是他的本心。这看来阮籍从本质上来说仍是儒学的信奉者，庄、老只是他借以避世的手段。嵇康对儒学又是怎么看的呢？嵇康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对儒家的经学教育进行了最彻底的批判。
嵇康对儒学教育的批判是深刻的。首先，他从教育的起源批判了经学教育的必然性。他说，在远古洪荒之时，没有“仁义”、“名分”、“六经”之类的东西，后因统治者的需要，才“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可见经学教育并非有的，而是应历史的需要产生的，是统治者用来束缚人民的思想和行为的工具。
其次，嵇康从人的本性上批判了经学教育。他认为人们之所以苦读经书，目的是“学以致荣，计而后学”，看似自然，但却违反了人性，六经主张人们的言谈举止都要拘于礼节，而真正自然的人性是自由发展的不需要各种条条框框约束，因而经学教育使人性扭曲，违背了自然的人性。
再次，嵇康还从教育的功能上批判了经学教育。以六经为标准，主旨思想以“仁义”为主，顺应这种思想就会富贵荣华，背逆而行则无出路而言，被这种思想教育出来的人只是一些追求名利的人，嵇康对经学教育的批判可谓淋漓尽致，主要是由于嵇康身处动乱朝野之中，耳闻目睹倡导儒学的司马氏对曹氏集团大开杀戒，故看清了儒家思想的真面目，痛心疾首。
阮籍与嵇康对儒学认识的不同导致了政治观的不同。阮籍对儒学虽有褒有贬，但褒大贬小。表现在政治观点上，他虽然对统治者极度不满，但敢怒不敢言，司马氏想与他联姻，娶他的女儿那天他喝得大醉，久久不醒，故事过也不曾受到司马氏的迫害；他虽然行为不羁，但却一世在朝为官；虽对统治者不满有心隐匿，却迫于性命之忧，一生未得如愿。这所有的一切，都看得出阮籍在政治上一直采取一种柔软的政治手段，不与大权在握的统治集团发生正面冲突。
而嵇康则不然，他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嵇康一生与曹魏集团是紧密相连的，嵇康妻沛穆王曹纬之女，与魏宗室联姻，历官郎中，拜中散大夫，仕途亨通。但是曹魏集团在与司马氏斗争中以失败而告终。对于司马懿发动的高平陵事件，嵇康心中十分不平，据史载田丘俭造反，嵇康也起兵响应。嵇康得罪司马氏集团不止这一件事，最使司马氏所不能容忍的有两件事：一是不为其所用。山涛依附司马氏集团后，力荐嵇康，他不但没有答应还写下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二是对司马氏的猛烈抨击。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这两方面使司马氏对嵇康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借吕安案而杀之，罪名为“言论放荡，非毁曲谟”。临刑前，太学生数千人为他请命，终未获准。嵇康索琴弹一曲《广陵散》，从容就义，时年40岁。嵇康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尖锐的、不可调和的。
人说时世造英雄，依我愚见，纵观五千年间，在文学史上留有名姓之文人墨客不也都是依时傍世而生吗？阮籍、嵇康纵有不同的儒学思想，但最终二人面对时世，也只能一同把酒吟诗，空余济世之才，连鲁迅先生都不禁这样说他们的文章“刚开了头，又煞了尾”。到了晋末，长期的社会动乱、改朝换代，人们看多了，更看腻了。讨厌官场，向往田园，成为士人们的一种普遍心理，于是产生了陶渊明那样的田园诗人，向往归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出现了桃花源那样的世外仙境，充分的反映了人们对和平的渴望和追求。也许没有阮籍与嵇康将文学领入浪漫主义的世界里，就没有“桃花源”的诞生。更也许桃花源就是阮籍、嵇康心灵的最佳归宿。
孙晓峰，教师，现居黑龙江七台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