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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列传》的创意及主题思想
作者：符 玲
从文体上看，“列传”作为一种人物传记，本应以叙述传主的生平事迹为主，但《伯夷列传》恰恰相反，全文七百余字，叙述伯夷、叔齐生平的只有极简略的二百来字。文章大部分篇幅，都在发表议论、抒发感慨，叙述传主生平的二百来字，也只是作为论据来用。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
从主旨上看，作者不在给伯夷、叔齐立传，而在借他们作引子，“自发其感慨之意”，揭示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观点，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质疑。将其置于首位，表明作者为古人立传的宗旨及入传的取舍标准，有发凡起例的作用。
从体例上看，全文可分为五个段落：第一段从“夫学者载籍极博”到“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第二段从“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到“由此观之，怨邪非邪？”第三段从“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到“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第四段从“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到“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第五段从“‘君子疾没而名不称焉。’”到“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五段结尾均是发语句，一问六艺，二问孔子，三问天道，四问人事，五问君子何以不朽，意境极为开阔。与其他列传论赞口吻不同的是，在其他列传中司马迁对其所论赞之人物的褒贬评价都是及其明显的，但在《伯夷列传》中，通篇论述都以反问口吻出之，答案或多或少隐于问题本身中，使人难窥其意旨所在。
《伯夷列传》是《史记》七十列传的首篇，其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其形式和章法上的与众不同，更在于其主题思想的深厚与丰富，以下从五个方面对它的主题进行解析。
歌颂伯夷的“让”，批判现实生活中的“争”。《伯夷列传》中有两处讲到“让”的行为。一处是“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隋、务光者，”另一处是“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司马迁在开篇即讲尧舜的禅让，许由、卞隋和务光的让国，然后讲到伯夷、叔齐二人，不为王位而争权夺利，相反都表现出了谦让的态度。这些人身上都体现出一种高尚的“让”德，这种“让”的精神是太史公所推崇的、所提倡的。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叙》中说：“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作者赞美“奔义”“让国”的高尚行为，其目的是要影射、讽刺末世的“争利”与“死权”。我们知道，汉代建国以来，统治集团内部君臣、父子、兄弟、叔侄之间争权夺利，互相残杀，演出了一幕幕令人不寒而栗的人间惨剧。汉高祖的屠杀功臣，汉文帝与淮南厉王刘长的兄弟相残，都是有目共睹的。另外，汉景帝与窦太后、梁孝王之间，也围绕着王位继承明争暗斗，勾心斗角。到了汉武帝时，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更加残酷激烈，连卫太后和卫太子也命丧黄泉。司马迁歌颂伯夷的“让”，是为了批判现实社会中的“争”。
揭露天道的欺骗性，批判“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宿命论。《伯夷列传》中的第三个意义段，写了伯夷、叔齐去位让权，积仁洁行却饿死首阳山；紧接着引历史上正反两个方面的例证：颜渊好学却早夭，而盗跖暴戾恣睢却以寿终；再引近代现实社会的两个例证：操行不轨的恶人却富厚累世不绝，非公正不发愤的善人却遇祸灾。这难道是“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吗？文章纵横今古，正反对比，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将谎言一层层揭穿，直至体无完肤，有力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力量。司马迁撕开了庸人自慰的幻象，不信“天道”、“以天命自解”，对“天道”、对不合理现象的强烈愤激之情溢于言表。天道是必然的，天命是偶然的，司马迁否定了“天道”，也就是否定了历史的必然，就当时而言，即否定了帝王的神圣性。当然司马迁不可能走得更远，以天命自解，实际上是一种无奈的低徊。
天道无亲，人道却可守。在第四意义段中，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又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每个人的追求不同，有的人以现世名利禄位的享受为好，有的人认为品格与操守更重要，有的人就宁愿为追求一个完美的品格而付出生命代价，在春暖花开的时候，所有的草木都很茂盛，你怎么能看出谁更坚强呢？只有经过严霜冰雪的考验，松柏才显示出它耐寒的品格。人也是一样，整个世界都龌龊坏了，清白的有操守的人才能够显示出来，那不就是因为每个人所看重或看轻的并不一样吗？天道已没有了善恶的赏罚了，但一个人自己的行为是可以自己持守把握的。
附青云之士，乃施于后世。《伯夷列传》一开篇即提出疑问“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而相比之下，“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同是有让国之美德，吴太伯和伯夷，因曾被孔子“序列”，所以声扬名显，远播千古。而许由、卞隋和务光，却因为不见称于孔子，所以虽然“其义至高”，甚至明明“有冢”，也其名不显，甚至其人其事亦在有无虚实之间，后人不敢据以为实。由此可见，人要显名并名留青史，是多么离不开大人物的称引奖掖，离不开著述之人的记载提携。最后一个意义段，照应首段，再次说到名的问题，如果说首段重在提出问题，即提出为什么许由、卞隋和务光声不扬名不显，那么末段就是重在回答问题，照应首段。文中说，伯夷、叔齐虽然有贤德，只有得到孔子的称赞，名声才愈加显赫；颜渊专心好学，也只是追随孔子，他的德行才更加显著，岩居穴处的隐士，或名声晓达，或湮没无闻，有时也是这样的；穷乡僻壤的士人要砥砺德行，树立名声，如果不依靠德隆望尊的人，是很难名扬后世的。所以，要附青云之士，乃施于后世。
有怨之人与怨之由。文章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个“怨”字。许由、卞隋和务光义至高而名不显之怨，虽然没有说他们是否有怨，但司马迁是为他们鸣不平的，辩明他们内心的怨愤。伯夷、叔齐积仁洁行却饿死首阳山，孔子说他们“怨希”“何怨”，因他们已经“求仁得仁”，他们追求仁德，就得到了仁德，又有什么怨恨呢？司马迁看了伯夷、叔齐的遗诗《采薇》“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后，对孔子的说法提出大胆的质疑“由此观之，怨邪非邪？”虽然司马迁只问而不正面回答，但我们从他的语气中是可以得出他的态度的。颜渊好学而“早夭”，司马迁亦为之鸣不平。此外，还有天道无亲之怨，君子没世而名不称之怨。其中，有伯夷、叔齐，岩穴之士、闾巷之人的怨，亦有史太公之怨，怨的原因要么是天道无亲，要么是君子没世而名不称。联系到司马迁为李陵辩冤而惨遭宫刑的身世经历，我们不难看出问题中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它们确实包含着作者自己的身世之感和激愤之情的。因此他写来“如喉鲠之快于一吐，有欲罢而不能者”（《管锥篇》页306）。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刘洪仁:《名虽“列传”，实乃杂文——读<史记·伯夷列传>》[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第十三卷第二期1997年4月
[3]叶嘉莹：《神龙见首不见尾——谈<史记·伯夷列传>的章法和词之若隐若见的美感特质》[J].《天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一卷第一期1999年3月
符玲，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