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孔乙己悲剧命运的成因
作者：陈 瑜
笔者认为，隐藏在“长衫”这个符码下面的文化含义是：文化的象征、知识分子身份的代表，它象征着一种崇高的人格追求；对于孔乙己这个深受科举制度影响的老童生来说，身上的这件“长衫”不仅是读书人的标志，更是他安身立命的精神追求和思想寄托。而“茴香豆与酒”的文化含意则是现实的物质追求与享受，在鲁镇，不管是短衣帮还是长衫者，都因为口舌之欲这种最原始的本能聚到了一起。
这两样东西，本来是可以和谐相处的，但是到了孔乙己身上，二者就是对立冲突的，二者产生冲突的原因在于孔乙己只能二者择其一——如果孔乙己选择了“长衫”，那么就要放弃“茴香豆和酒”。因为他没有钱去满足这些欲望，除非去偷，而偷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这和知识分子的身份是极相冲突的；反之如果选择“茴香豆和酒”的物质享乐，他就要放下自己知识分子的清高和自尊，像个无赖一样去偷盗。
在择谁与舍谁的问题上，孔乙己内心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冲突，导致他一步一步走向悲惨的命运结局。
文章中一共有三次冲突描写。
第一次矛盾冲突产生在作者开始介绍孔乙己的时候，这个时候孔乙己是想保持二者的平衡的。作者是这样介绍他的：“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惟一的人。”尽管那件长衫又脏又破，他却不舍得脱下来，因为这是高人一等的象征物。也正是在这种人格追求的促使下，穷困潦倒的他，“品行却比别人都好”“从不拖欠”。同时，孔乙己也追逐着口舌之欲。“他排出九文大钱”，“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一个“排”字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他的自得其乐。
但是这种强撑着的平衡立马就遭到了来自外界的强大挑战。“他们又故意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一个“偷”字把孔乙己强撑着的平衡打破——偷东西的人是不配做读书人的，也是不配穿长衫的。
这时我们设想如果孔乙己脱掉长衫，那么来自外界的嘲笑一定小得多，在鲁镇人眼里，既穿长衫又偷东西的孔乙己和“又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人是没有区别的。可是孔乙己不，孔乙己竭力维持这种平衡，用他那套“之、乎、者、也”的别人不懂的话语体系来保护自己，虽然这种保护是那么微弱。
第二次冲突描写是在孔乙己给小孩子分茴香豆的时候。这次的冲突更为激烈。一群孩子围住了孔乙己，问他要豆吃，孔乙己本是贫困潦倒之人，几粒茴香豆也是来之不易，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就分给了小孩子一人一颗。这个举动足见孔乙己的善良，这也是他对“长衫”——知识分子本位的一种体认，知识分子在本能上对孩子们有一种好感，也愿意去关心他们。此时，在这场“长衫”与“茴香豆与酒”之战中，孔乙己心中的天平好像已经倾倒了。但紧接着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戏剧性的一幕，“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下腰去说道：‘不多了，我己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这是鲁迅先生的神来之笔，孔乙己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了长衫者的身份，甚至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豆子让给小孩子吃，可是一旦真正地威胁到他的这种口舌欲望，他就会在本能的冲动中放弃长衫者应该做的事，转而去维护他的物质利益。
在第三次冲突中，孔乙己的悲惨命运趋向极致。在文章最后，鲁迅先生这样描写道：“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穿一件破夹袄’，对掌柜说‘温一碗酒’。”在这短短的一段描写中，有这样几个细节：首先是孔乙己已经脱下了长衫，第二是脱下长衫的孔乙己记得的还是要酒，而且这次他是“坐”着喝酒的——为了喝酒，孔乙己到丁举人家里行窃，被打断了腿。沦落至此，他做的却是用手替腿，去酒店满足自己的口舌之欲。在这场无声的内心冲突中，“茴香豆与酒”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在掌柜和旁人的讪笑中，孔乙己这回没有分辩了，只是“摸出了四文大钱”，没有初次上场时排出九文大钱的风光与排场，这些对于孔乙己来说已经不再是那么重要了。
孔乙己在欲望与理想中徘徊，结果欲望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精神理想。孔乙己为了“茴香豆和酒”丢弃了“长衫”。丢弃“长衫”，实际上就等于丢弃了理想，荒芜了精神家园。失掉精神支柱的孔乙己，他的生命就在欲望的放逐中渐渐萎缩，最终消失。
陈瑜，武汉大学现当代文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