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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大辞典与中国新诗的称呼
作者：张子清
中国作家大辞典
我非常赞赏邹建军在《外国文学的网络化与文学教育的大众化》（《文学教育》，2008年第1期）提出的“如果谁不能运用网络资源与操作网络，他就只有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了”的断语，对此，我感同身受。如果说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初期，我两次从美国带回四十多纸箱英文书籍对学术研究大有帮助的话，现在可不行了！即使身在美国图书馆，不查阅网站上有关作家的创作信息及研究资料，写出来的论文必然会挂此失彼。因此，我常常对和我同时代或比我年龄大的学者朋友、作家朋友和诗人朋友说：现在不通过网络获得信息的人，对国内外时事信息的闭塞程度无疑于解放前或解放初读不懂新闻报纸的文盲。现实已经向我们揭示了这样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而今只用稿子写作、全凭查阅图书馆参考资料的人，他/她所引证的资料必然陈旧，不缜密；现在只凭字典或工具书翻译当代外国诗歌，碰到疑难问题时不去查网站提供的资料、不通过电子信件向诗人或有关专家请教，他/她的译文必然有这样或那样的漏洞，不管他/她过去是怎样大的权威。这也就罢了，这毕竟是个别学者，个别评论家，个别译者，影响波及范围不会太大。但是令人吃惊的是，一个在中国理应最有文化、走在时代文化最前列的中国作家协会在某些地方观念上却那么落后，至今在某些学术规范上仍然不与国际接轨，最典型的一个例子莫过于迄今为止介绍中国作家唯一的工具书——《中国作家大辞典》（1999）。
该辞典编辑部在编辑这本辞典时事先向各个作家发出调查表，我接到表后，立刻给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作家通讯》编辑部写信，列出旧辞典的不足或弊端，提出编辑新辞典的注意事项（以美国作家辞典为例）。《作家通讯》编辑部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不刊载，也不做任何答复，只例行地把我的信转给在山西省的辞典编辑部主编照春先生（还算好，没有把信件扔到废字篓里）。照春给我打了电话，当时还没使用电子信件，因此交换意见不充分，也不及时，结果出版后的辞条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很不规范。例如，把作家的单篇论文、散文、小说等混同于他/她的诗集、长篇小说、散文集或论文集，而且不注明出版年代，更不必说出版社了！这样的信息，对研究该作家的中国或外国评论家或学者或史学家没有丝毫有效的参考价值。关于索引，也暴露了编辑的思想陈旧、落后。先是汉字笔画索引，这是中国辞书的传统做法，没有错，可是后面汉字拼音的作家名字排列却按照汉字的笔法多少排列却令人费解了，照理按照字母的顺序排列才能给读者带来查阅的方便。照春后来来南京出差见我，我把这个大缺陷指给他看。他也无可奈何，因为这本辞典是他个人集资出版的，条件有限。他接受我的意见，但希望我去美国寻找出版伙伴。因此，在出版这本辞典上，中国作协是不作为。前几年，中国作协发出通知，说是筹划主编新《中国作家大辞典》，要我们预先交费，钱是寄去了，至今却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这本辞典即使将来出版了，我有理由担心它仍然不大会符合规范，更谈不上与国际规范接轨。因为近几年在中美文化交流中，我为中国作家、诗人、评论家甚至是大学里的博导们翻译他/她们的简历，他/她们在简历中提供的不少是无效信息，有效信息却要反复向他/她们索要。不少大学里中文系都开设作家班。令人遗憾的是，作家班的教师、学生或毕业出去的“准作家”们对这些基本的规范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很简单，即使不亲自去欧美国家的图书馆翻阅它们的工具书，你到北京图书馆或北大图书馆或南大图书馆去查一查各种不同规模的外国文学辞典和工具书，留意一下它们的编辑形式，就解决问题了。美国出版的介绍英语国家作家的文学辞典或工具书各种各样，有单本，有几卷本，有多达几十卷的多卷本，例如《当代作者：自传系列》，种类之多，不一而足。诗歌辞典也很多，我手头就有三种：小型的《20世纪诗歌》只有526页；中型的《当代诗人》大开本，有1243页；大型的《当代诗人》特大开本，有1179页。诗人的著作栏目，根据诗人创作实际，一般分诗歌集、戏剧集、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其它（例如散文、评论集）、主编书籍，每本著作都注明出版社名称、出版年代等栏目，除了完备而言简意赅的简历外，每个诗人的辞条都有对该诗人研究的学者或评论家撰写，还加上诗人本人对诗歌创作和诗学的简述。前面提及的《20世纪诗歌》是“伟大作家学生文库”中的一本，一共有十四种，其中介绍20世纪英语文学的辞典还有《20世纪小说》、《20世纪戏剧》和《20世纪美国文学》。这种辞典或工具书为读者尤其评论者提供了完备的资料。
多年来，我从事中美文学交流，每次遇到美国学者、作家、诗人、评论家问起中国当代文学尤其诗歌，有时还请我介绍参考工具书书，这时我感到尴尬，甚至无言以对，我能举出个什么像样的中国文学辞典或诗歌辞典来呢？在国内文学界不乏对诺贝尔文学奖嗤之以鼻者，这暂且又当别论，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希望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而且不少的中国作家还是希望获得这个在当今世界上最高的文学荣誉的。如是，我们需要让世界知道当代中国文学（现在大多数人欧美读者对中国的文学了解差不多停留在《西游记》、李白、杜甫的几首名篇上，对当今中国诗歌的了解仅停留在朦胧诗上），就需要我们对世界打开窗户，而中国作家辞典或中国文学辞典就是窗户之一。如果先用汉语，然后再用英语、法语、日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语种编辑一本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的《中国作家大辞典》，我想这是符合广大中国作家愿望的。问题是我们缺少像样的窗户，而唯一的一扇窗户上的玻璃还模糊不清，怎么能让世界看清我们的当代文学全貌呢？据考证，中国最早的字典《尔雅》是秦汉时人所作，经过代代相传，各有增益，在西汉时被整理加工而成。如是，中国早在公元前200年就有了字典。那时，欧洲人、美国人在哪里呢？想一想，我们既感到骄傲，又感到气馁。这难道不值得国人深思吗？
如果说文革前或文革中我们不具备编辑出版中国作家辞典或中国文学辞典的条件，现在无论从政治、学术氛围或经济实力上看，中国完全具备了编辑出版完备的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的文学辞典或作家辞典。关键是，国人是不是抱残守缺，自我封闭？观念有没有更新？中国人历来有“上达圣意”情结，关于中国作家辞典规范化的重要性，当然无需让国家元首来操心，但让掌管文化的官员和掌管文化文学基金的官员了解和得到他/她们的支持很重要。学者的文章千百篇有时抵不上他/她们的一句话。国情使然，但愿通过《文学教育》这个管道，把我的呼吁传到有关的领导的耳朵里，同时也传到文学界和教育界那里，引起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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