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王安石咏史诗与苏轼咏史诗之比较
作者：胡翠琴
一、视角不同
“考摭妍媸用破心，剪裁千古献当今。”周昙《闲吟》中这两句诗，道出了大多数咏史诗的创作目的，王安石的诗作就是这种主张的具体实践。他站在时代的前列，纵观国家民族的现状，以政治家、改革家的气概和历史责任感来评说历史人物和事件，以古喻今，告诫人们。从这点看来，他的咏史诗是他施展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的最佳表达方式。因此，王安石首先是个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学家。
随着北宋社会阶级矛盾的日益加深，逐渐形成了“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社会现实。王安石担任宰相后，开始实行变法革新，力图缓和并解决当时的社会危机。他的咏史诗常在吟咏古人的同时，借以喻今，发表他的变法思想。如在诗歌《贾生》中，王安石认为宋代的社会危机要比汉文帝时严重得多，倘使贾谊生在今日，何只“涕沾衣”，简直要“蹈东海”了。这里诗人借咏贾生来表达他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和力图救世的政治理想。
《桃源行》据陶渊明诗《桃花源诗并记》概括而成，但王安石对诗意进一步扩展深化。在控诉了秦朝残暴的统治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后指出：“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秦朝虽已过去，但后世王朝与秦朝一样，老百姓灾难深重，诗人对此痛心疾首。他和陶渊明一样，都想借桃源这一虚构的理想社会来传达自己的政治抱负，向往“虽有父子无君臣”的世外幽境。这种政治理想，正是他变法革新的思想基础。咏史是手段，为现实才是目的。因此其咏史诗充满了政治色彩和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咏史诗是立志改革的政治家的咏史诗。
苏轼的咏史诗虽然也有不少针砭时弊之作，但就内容来看，借用史实除了评述兴亡以作借鉴外，更多地表现了作者丰富的历史知识，写作时各种典故任其“左抽右取”、信手拈来。这些都体现了苏轼作为一位大家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历经沧桑后细腻的情感体验。
在将短暂富贵与万古留名作比较、警示人们不可贪慕富贵时，苏轼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高大的屈原形象，如诗歌《屈原塔》；他在表明自己愿追慕真理舍弃富贵、不流俗的倾向时，又有《咏颜阖诗》；还有晚年所作的《和陶咏三良诗》，在引发对生死存亡意义的探讨时提及三良殉穆公事，同时又以魏武帝之子魏颗不遵守其父临危之际的遗命为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表达他对古代高士追慕的同时，还寄寓了自己对士人精神风节的要求。
二、立意特色不同
诗歌立意方面，两位诗人可谓是各有千秋。王安石评价历史，不踵武前人、附和已有，而是以自己独特的观史角度，发表新颖创辟的见解，省人耳目。他善于采用七绝这一短小精悍的形式，于短短二十八字中别行一路，见人所未见。李东阳曾论：“其(王安石)咏史绝句，极有笔力，当别用一具眼观之，所见极深。”试看《读蜀志》：
千载纷争共一毛，可怜身世两徒劳。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
“问舍求田”是刘备当面批评许汜之语，意思是许汜当天下大乱、帝王失所之际殊无救世之意，反以问舍求田为事。王安石却说，刘备争天下，乃一毛细事，徒劳而已。诗人将刘备否定许汜之语再加否定，虽李壁曾批评“此诗于理未安，兴复之义，天意人心之所同，不可以纷争言也”，但实属立意创辟之作。再看《乌江亭》：
百战疲劳将士衰，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
此诗全翻唐人杜牧《过乌江亭》诗意。艺术上，二诗均以立意警辟，翻案出新见长，可谓各擅其长，各有千秋。明人都穆比较二诗曰：“荆公反樊川之意，似为正论，然终不若樊川之死中求活。”事实上，王诗诗意更进一层，王安石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进行客观分析，得出项羽败势已不可挽回的结论，虽于诗意有歉深婉，却正体现出王安石作为政治家的独到眼光。
苏轼则在评论史实时于婉曲中注入深意，如不仔细品味，则体会不出意韵之妙处。用王文诰对《是日，至下马碛，憩于北山僧舍。有阁曰怀贤，南直斜谷，西临五丈原，诸葛孔明所从出师也》一诗的评价，“犹如双层灯影，又若套版书册”。言苏轼诗犹如观烛火，粗看之下乃光源，细察之后便见其火焰尚有内外焰之别。同时几个史实融于一诗，既相互独立，又交相辉映，主题更为明确，这便是“双层灯影”的特点，表现在立意上则有一种叠加嵌套的艺术效果。
在《是日》的诗句“南望斜谷口，三山如犬牙。西观五丈原，鬰屈如长蛇。有怀诸葛公，万骑出汉巴。吏士寂如水，萧萧闻马楇。”中，前四句是起势鬰律，后四句深入刻画，突出诸葛亮出五丈原之筹谋不易与实践的艰辛。在前四句的铺垫下，后四句才承载了“犬牙”与“鬰屈”的情感实体。前后四句相互衬托、情感叠加，其妙处远远大于独立存在时表现出的艺术效果。
《颍大夫庙》一诗亦此：
人情难强回，天性可微感。世人争曲直，苦语费摇撼。
大夫言何柔，暴主意自惨。荒祠傍孤冢，古隧有残坎。
千年惟茅焦，世亦贵其胆。不解此微言，脱衣徒勇敢。
这首诗在吟咏颍考叔谏郑庄公“掘隧道亲迎母”一事时，还说到了茅焦舍命进谏秦始皇“仁政天下迎其母”之事。诗歌在结尾用“脱衣徒勇敢”的茅焦反衬出“大夫言何柔，暴主意自惨”。相比之下，颍考叔与郑庄公可谓是斗智，以“微言”不着痕迹的进谏，达到使暴主翻然悔悟的效果。既不失臣子的本分，又能在进谏不成时得以全身而退。而茅焦与秦始皇之间却是在斗勇，进谏不成则会招致杀身之祸。诗中“世亦贵其胆”与一“徒”字，委婉地点出，茅焦虽胆气过人，却智谋不足，他是不可能了解颍考叔“微言”中的深意的。
三、叙述方式不同
王安石在品评历史人物的过程中，往往是想展露自己“变法治国”的政治主张，所以在咏史诗中着意议论。他虽位居宰辅，不像杜牧每于历史兴亡成败之感慨中寄以自身抱负不展遭遇之幽怀，但他的变法理想一样遭到了极大反对，其愤激不平与杜牧似之，于是乃以叛逆精神做翻案文章，一吐胸中块垒，议论常以幽发，每有不同凡响，便发人深省。
《读史》一诗可见其卓荦不凡的史识：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黮闇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诗人认为，自古辛苦经营而卓有成就的人物，他们的历史真相在后世往往都会遭到歪曲，文字和图画也未必能传达出他们的品德与精神。因此，对待古籍不能抱残守缺，迷信盲从，必须以批判的眼光检阅旧说，创造性地领会它们的精神实质。正因为诗人对待历史常抱有审慎怀疑的态度、叙之以感发议论的方法，其创作咏史诗，才能独抒怀抱，发人深省，精警深辟。
苏轼则不同，每每论及史实，以一种豁达坦然的态度待之，于质朴自然的语言叙述中不经意间闪烁一丝哲理顿悟，令人捕捉，耐人寻味。
苏轼早年所作之《秦穆公墓》颇有“蓦然回首”的效果。在王粲等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他进一步肯定了三良的忠义，认为他们的自愿从殉，并不是秦穆公所逼迫。诗人还以秦穆公开释孟明之罪来证明秦穆公并非凶残无理之人。诗后半部以“古人感一饭，尚能杀其身”句将对古人忠义的赞颂过渡到对现实的感喟：“今人不复见此等，乃以所见疑古人。”纯用古文笔法，娴熟运用颇有深度的笔力，纵横捭阖，正表现出青年苏轼追慕古贤的愿望和关注现实的精神。
相比，前文提到苏轼晚年所作的《和陶咏三良诗》，却迥异于前诗。诗歌不限于吟咏三良，而是由三良殉穆公事引发对死之意义的探讨。“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就是他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刻思考的结果。“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苏轼不再单纯地认为三良之殉是自愿的忠义行为，而是暗示实乃秦穆公的命令。苏轼复以魏武帝之子魏颗不遵守其父临危之际的遗命为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此论实祖柳宗元“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语，而苏轼在此却表达了对生命与死亡意义的探讨。所以，此诗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咏史诗，而是深寓作者对生命与死亡之道的思考，蕴涵深厚的哲理。这是苏轼咏史诗的亮点，也是他异于其他咏史诗人的特征所在。
胡翠琴，湖北财税职业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