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论《水浒传》的忠义观

作者:庆啟娟




  在《水浒传》中,作者塑造了108位梁山好汉,他们受恩必报,有仇必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劫富济贫,扶困救危,使性逞气,好勇斗强,追求类似手足兄弟之间的平等和公正,体现了一种“侠义”精神。而这种“侠义”精神通过不同人物的塑造,又体现出不同的层次和境界。这里我们例举一些“义士”和群体进行分析:
  
  一、兄弟情深 恩怨分明
  
  武松是《水浒传》中最具传奇色彩和魅力的人物,其侠义精神大有惊天地、泣鬼神之势。武松来自市民社会,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城市低层市民圈子里。城市平民家庭赋予武松一个超越平常人、甚至众多英雄的长处,那就是对亲情的关爱和呵护。武松在柴进家中,思念的是哥哥,因为寻求武大,才偶然打死一只猛虎,成了天下闻名的英雄,阳谷县的都头;在街上遇见人见人欺、“三寸丁谷树皮”的哥哥,一往情深,翻身便拜,绝无“一阔脸就变”的恶习;潘金莲几次引诱武松不成,不是因为手段不够高明,而是武松对哥哥爱得太真太切;最后,武松甘冒判刑斩首的风险,剐了潘金莲、斗杀西门庆,完全出于手足情深、血脉相连。武松胸中所荡漾的人间至爱,温暖的骨肉之情,使这位冷面杀手的形象高大了许多,使广大市民阶层有了一种心理上的安慰。
  武松的另一特点是“有恩必报,有仇必复”,武大兄长抚育之恩要报,县太爷的提拔之恩要报,施恩庇护之恩要报,凡是恩加于己者,一律不忘,甚至不分好坏,上当受骗;潘金莲、西门庆害兄之仇必复,张都监、蒋门神谋害之仇必复,凡是仇人,一个不漏,斩尽杀绝,甚至“城门失火,殃及鱼池”,无辜者也成刀下之鬼。
  武松的“侠义”,是以市民社会的道德伦理观为支撑的,带有理性的江湖豪杰,虽然他也有行动过头的地方,但总的来说,刀锋所向,并无大错,都是为了明确的恩仇目的,他的忠和义更多的带有亲情性、友谊性、报恩性。武松身上散发着强烈的市民社会气息,表现了市民阶层的愿望和追求,是市民社会的理想英雄。
  
  二、扶困救危 伸张正义
  
  武松是一位正义的复仇之神,但他的“恩、仇”总是与自身利益休戚相关的。同样,梁山泊大多数好汉都是因自身利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迫害,而步入江湖路的。但是,有一个人,也只有这一个人是因为助人为乐、仗义救人而被逼入江湖的,他就是鲁智深。鲁智深官居提辖,戎御边关,地位特殊,以他的能力和地位,本可以过着富足无忧的生活。但他善良、伟大的心灵,刚正不恶的个性却为他选择了另一条路。鲁智深与金氏父女毫不相关,甚至还嫌金翠莲哭的烦人,但一听说遭人欺负,立即施以援助,不仅送了十五两银子,还三拳打死镇关西,因此而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地位,以及所有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全部丢弃干净,赤条条一人走入凶险的荆棘之路。至此,我们不妨试问一下,在此情况下,我们又将会如何?救人于危急之中,并非人人动机高尚,有的是“施小惠而获大利”,或“放长线钓大鱼”,如梁中书不顾众怒,破格提拔身为囚犯的扬志,目的是让他去办别人办不到的事;有的是纯粹为了表现一下个人的英雄气概,如石秀救扬雄。而鲁智深救人的动机绝对高尚,毫无污染,他的心就像九寨沟的水一样,晶莹剔透,一眼望到底。此外,鲁智深救人的态度是倾心尽力的,即所谓“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鲁智深身为有身份的体面军官,又是火急火燎的急性子,可是为了让金氏父女有逃走的时间,他居然耐住性子,守在小店里,不让店小二去报信;为救刘太公的女儿,他可以拿自己的性命与桃花山几千人马抗衡;为救林冲,他从东京跟踪而来,大闹了野猪林不说,还一路护送林冲到达沧州地界,才放心而去。鲁智深不仅救“急”,而且救“彻”,这是“施小惠而获大利”者所不屑,也是逞一时英雄气概者所不为,只有诚心实意助人者,才有这份体贴、耐心和温情。
  鲁智深一路“大踏步”走来,成全的是别人,牺牲的是自己,从“人上人”变成“人下人”,跌入社会最低层。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他从无怨言,从不后悔,没有一丝一毫个人恩仇的影子,实可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鲁智深的义是大义,是崇高的义,是发自人性深处,未被尘世玷污的义,其行为可真正配得上“替天行道”四个字。
  
  三、杀人越货 江湖义气
  
  《水浒传》108将中并非个个都是伸张正义、除暴安良的好汉,这里还聚集着许多恶霸、强盗、杀人越货者。如揭阳镇的穆弘、穆春弟兄,凭借家族财大气粗的势力,血腥、残酷地统治着揭阳镇,一声令下,店铺关门歇业,偌大的市镇居然无人敢吭一声;私设公堂于都头家中,吊打薛永,又驱使家丁,追杀宋江,为所欲为,官匪一家,比孟州快活林的蒋门神有过之而无不及。浔阳江的张横、张顺弟兄,先做“本分”的事,那便是在扬子江畔僻静处渡客,到了江中心,操起板刀敲诈乘客。由于敛财不够快,于是张横干脆就在江上杀人越货,张顺则到江州城外做起渔霸。还有开人肉包子的张青、孙二娘,他们“经营业务”的范围绝对不属于英雄事业。这样一群十足的恶人为什么又能与宋江、武松、鲁智深等正义人士和平共处,称兄道弟呢?说到底,就是江湖帮派原则和江湖义气使他们走到了一起。江湖帮派原则可以简单地概述为几句话,即:只要是入了这个圈子的人,不管是好汉还是混蛋,统统是好汉,只要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不管是好汉还是混蛋,统统是混蛋。江湖帮派原则说穿了就是利益原则,凡是圈子里的人和事一概保护,圈子外的人和事一概排斥;判断问题的标准不是以社会公正为前提,而是以圈子利益为准绳。江湖帮派的形成和维持靠得是江湖义气,圈子里的人大家皆以兄弟相待,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人有难众人帮。在108位好汉大聚义时,书中曾有这样的描写:八方共域,异性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怨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
  中国社会特别讲究人际关系,“义气”原则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相互间的压力,起着协调作用,甚至有时还可抗拒外来势力的欺辱。但是,“义气”毕竟是以特殊集团利益为前提的,并非真正社会公正的原则,它与社会进步与文明有着一种离心作用,而且人类越发展,其离心的力量和速度就越加剧。
  
  四、替天行道 扶国安民
  
  当英雄们聚集到梁山泊形成一个整体的时候,当他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去与黑暗腐败的官府去对抗的时候,那一个个英雄具体的“义”字,都被改造、包容成社会正义,使英雄们变成了春秋大义的承载者、实现者和开拓者。这时,他们的“义”,已经表现为执行“替天行道”的政治路线,体现为“损有余而补不足”,体现为保国靖边、扶国安民,体现为通过对贪官集团的打击而力求改变“大贤在下,不肖处上”的畸形局面,体现为实现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社会清明、政通人和的政治理想。这是水浒“义”字的最高层面。这个层面,是在前面众多个体“侠义”层面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又对前面众多个体“侠义”据有指导和优化的作用。没有这个层面,《水浒传》的思想性和认识价值就不会有这么大。“义”字在梁山事业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他起到团结人、凝聚人的作用。宋江、晁盖、柴进、卢俊义等梁山英雄们,为人仗义,扶危济困,得到人们的好评和拥戴。由此获得良好的形象,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受人助,感人恩。见人义仗,赞人伟岸,这是人间通则。在最讲义气的江湖,这种情况就更具有加倍的效果。这也是宋江能在众多武艺高强、桀骜不驯的梁山好汉中成为统帅和精神领袖的原因。“义”不仅在那些被逼上梁山的社会底层人物里得以体现,就是在招降纳叛的过程中,也是这样。一个个舍命也不肯投降的朝廷命官,也是因为看到宋江的忠义才投奔到革命队伍中来。比如呼延灼就对宋江说:“非是呼延灼不忠于国,实感兄长义气过人,不容呼延灼不依,愿随鞭镫。”正是这样的义气,使得众头领死心踏地跟着宋江干,“水里水里去,浪里浪里去”。征辽归来,却受朝廷压制,不准英雄随便进出京城,众将皆有反心,只碍宋江一个,但他们还是全部听从了宋江的指挥,这就说明,“义”字使他们化为一体,不可分割,谁也分化不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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