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论《水浒传》的忠义观
作者：庆啟娟
一、兄弟情深 恩怨分明
武松是《水浒传》中最具传奇色彩和魅力的人物，其侠义精神大有惊天地、泣鬼神之势。武松来自市民社会，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城市低层市民圈子里。城市平民家庭赋予武松一个超越平常人、甚至众多英雄的长处，那就是对亲情的关爱和呵护。武松在柴进家中，思念的是哥哥，因为寻求武大，才偶然打死一只猛虎，成了天下闻名的英雄，阳谷县的都头；在街上遇见人见人欺、“三寸丁谷树皮”的哥哥，一往情深，翻身便拜，绝无“一阔脸就变”的恶习；潘金莲几次引诱武松不成，不是因为手段不够高明，而是武松对哥哥爱得太真太切；最后，武松甘冒判刑斩首的风险，剐了潘金莲、斗杀西门庆，完全出于手足情深、血脉相连。武松胸中所荡漾的人间至爱，温暖的骨肉之情，使这位冷面杀手的形象高大了许多，使广大市民阶层有了一种心理上的安慰。
武松的另一特点是“有恩必报，有仇必复”，武大兄长抚育之恩要报，县太爷的提拔之恩要报，施恩庇护之恩要报，凡是恩加于己者，一律不忘，甚至不分好坏，上当受骗；潘金莲、西门庆害兄之仇必复，张都监、蒋门神谋害之仇必复，凡是仇人，一个不漏，斩尽杀绝，甚至“城门失火，殃及鱼池”，无辜者也成刀下之鬼。
武松的“侠义”，是以市民社会的道德伦理观为支撑的，带有理性的江湖豪杰，虽然他也有行动过头的地方，但总的来说，刀锋所向，并无大错，都是为了明确的恩仇目的，他的忠和义更多的带有亲情性、友谊性、报恩性。武松身上散发着强烈的市民社会气息，表现了市民阶层的愿望和追求，是市民社会的理想英雄。
二、扶困救危 伸张正义
武松是一位正义的复仇之神，但他的“恩、仇”总是与自身利益休戚相关的。同样，梁山泊大多数好汉都是因自身利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迫害，而步入江湖路的。但是，有一个人，也只有这一个人是因为助人为乐、仗义救人而被逼入江湖的，他就是鲁智深。鲁智深官居提辖，戎御边关，地位特殊，以他的能力和地位，本可以过着富足无忧的生活。但他善良、伟大的心灵，刚正不恶的个性却为他选择了另一条路。鲁智深与金氏父女毫不相关，甚至还嫌金翠莲哭的烦人，但一听说遭人欺负，立即施以援助，不仅送了十五两银子，还三拳打死镇关西，因此而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地位，以及所有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全部丢弃干净，赤条条一人走入凶险的荆棘之路。至此，我们不妨试问一下，在此情况下，我们又将会如何？救人于危急之中，并非人人动机高尚，有的是“施小惠而获大利”，或“放长线钓大鱼”，如梁中书不顾众怒，破格提拔身为囚犯的扬志，目的是让他去办别人办不到的事；有的是纯粹为了表现一下个人的英雄气概，如石秀救扬雄。而鲁智深救人的动机绝对高尚，毫无污染，他的心就像九寨沟的水一样，晶莹剔透，一眼望到底。此外，鲁智深救人的态度是倾心尽力的，即所谓“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鲁智深身为有身份的体面军官，又是火急火燎的急性子，可是为了让金氏父女有逃走的时间，他居然耐住性子，守在小店里，不让店小二去报信；为救刘太公的女儿，他可以拿自己的性命与桃花山几千人马抗衡；为救林冲，他从东京跟踪而来，大闹了野猪林不说，还一路护送林冲到达沧州地界，才放心而去。鲁智深不仅救“急”，而且救“彻”，这是“施小惠而获大利”者所不屑，也是逞一时英雄气概者所不为，只有诚心实意助人者，才有这份体贴、耐心和温情。
鲁智深一路“大踏步”走来，成全的是别人，牺牲的是自己，从“人上人”变成“人下人”，跌入社会最低层。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他从无怨言，从不后悔，没有一丝一毫个人恩仇的影子，实可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鲁智深的义是大义，是崇高的义，是发自人性深处，未被尘世玷污的义，其行为可真正配得上“替天行道”四个字。
三、杀人越货 江湖义气
《水浒传》108将中并非个个都是伸张正义、除暴安良的好汉，这里还聚集着许多恶霸、强盗、杀人越货者。如揭阳镇的穆弘、穆春弟兄，凭借家族财大气粗的势力，血腥、残酷地统治着揭阳镇，一声令下，店铺关门歇业，偌大的市镇居然无人敢吭一声；私设公堂于都头家中，吊打薛永，又驱使家丁，追杀宋江，为所欲为，官匪一家，比孟州快活林的蒋门神有过之而无不及。浔阳江的张横、张顺弟兄，先做“本分”的事，那便是在扬子江畔僻静处渡客，到了江中心，操起板刀敲诈乘客。由于敛财不够快，于是张横干脆就在江上杀人越货，张顺则到江州城外做起渔霸。还有开人肉包子的张青、孙二娘，他们“经营业务”的范围绝对不属于英雄事业。这样一群十足的恶人为什么又能与宋江、武松、鲁智深等正义人士和平共处，称兄道弟呢？说到底，就是江湖帮派原则和江湖义气使他们走到了一起。江湖帮派原则可以简单地概述为几句话，即：只要是入了这个圈子的人，不管是好汉还是混蛋，统统是好汉，只要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不管是好汉还是混蛋，统统是混蛋。江湖帮派原则说穿了就是利益原则，凡是圈子里的人和事一概保护，圈子外的人和事一概排斥；判断问题的标准不是以社会公正为前提，而是以圈子利益为准绳。江湖帮派的形成和维持靠得是江湖义气，圈子里的人大家皆以兄弟相待，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人有难众人帮。在108位好汉大聚义时，书中曾有这样的描写：八方共域，异性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怨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
中国社会特别讲究人际关系，“义气”原则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相互间的压力，起着协调作用，甚至有时还可抗拒外来势力的欺辱。但是，“义气”毕竟是以特殊集团利益为前提的，并非真正社会公正的原则，它与社会进步与文明有着一种离心作用，而且人类越发展，其离心的力量和速度就越加剧。
四、替天行道 扶国安民
当英雄们聚集到梁山泊形成一个整体的时候，当他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去与黑暗腐败的官府去对抗的时候，那一个个英雄具体的“义”字，都被改造、包容成社会正义，使英雄们变成了春秋大义的承载者、实现者和开拓者。这时，他们的“义”，已经表现为执行“替天行道”的政治路线，体现为“损有余而补不足”，体现为保国靖边、扶国安民，体现为通过对贪官集团的打击而力求改变“大贤在下，不肖处上”的畸形局面，体现为实现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社会清明、政通人和的政治理想。这是水浒“义”字的最高层面。这个层面，是在前面众多个体“侠义”层面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又对前面众多个体“侠义”据有指导和优化的作用。没有这个层面，《水浒传》的思想性和认识价值就不会有这么大。“义”字在梁山事业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他起到团结人、凝聚人的作用。宋江、晁盖、柴进、卢俊义等梁山英雄们，为人仗义，扶危济困，得到人们的好评和拥戴。由此获得良好的形象，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受人助，感人恩。见人义仗，赞人伟岸，这是人间通则。在最讲义气的江湖，这种情况就更具有加倍的效果。这也是宋江能在众多武艺高强、桀骜不驯的梁山好汉中成为统帅和精神领袖的原因。“义”不仅在那些被逼上梁山的社会底层人物里得以体现，就是在招降纳叛的过程中，也是这样。一个个舍命也不肯投降的朝廷命官，也是因为看到宋江的忠义才投奔到革命队伍中来。比如呼延灼就对宋江说：“非是呼延灼不忠于国，实感兄长义气过人，不容呼延灼不依，愿随鞭镫。”正是这样的义气，使得众头领死心踏地跟着宋江干，“水里水里去，浪里浪里去”。征辽归来，却受朝廷压制，不准英雄随便进出京城，众将皆有反心，只碍宋江一个，但他们还是全部听从了宋江的指挥，这就说明，“义”字使他们化为一体，不可分割，谁也分化不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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