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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教育哲学思想对当前语文教育的影响
作者：蒋永顺
一
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特别是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统治思想界达千年之久。“在漫长的岁月里，儒学思想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与发展，经历了几次重大的转变，并由此表现出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儒家思想发展中，曾与道家思想结合而出现的魏晋玄学，与佛家思想结合而出现的宋明理学，同近代西方哲学和科学思想结合而出现的新儒学。”[2]儒家思想虽在不断变化之中，但也有本质的不变的东西，以下便是儒家教育哲学的一些基本特点。
1.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概念最早见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阴阳义》。“天亦有喜怒之心，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和之，天人一也。”董仲舒的本意是为了说明天人同类，这是汉代思想家普遍信奉的思想。在董仲舒以前，儒者们虽然没有讲“天人一也”的命题，却已有类似的思想。比如《孟子·尽心》：“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知性”之所以能够“知天”，乃是因为人的心性和“天”是一致的，否则不可能尽此而知彼。孟子要求知天的目的是为了“事天”，“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到了宋代，儒者们用更精确的理论去表达了天人一致的关系，宋代儒者说，天就是气，就是气中之理。从身体到灵魂，既然都是源于天，那么天人本来就是一体，没有什么和与不和的问题。到明代，王守仁更彻底的指出，我的心就是天：“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也。”（《阳明全书·答季明德》）“人心与物同体”，“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传习录》下）。那么，认识了自己的心，也就认识了天，认识了万物。心中本有良知、良能，人要做的就是把心中的良知、良能用于待人处世，用于事事物，这是最彻底的天人一体说。
从天与人的关系到人与教育的关系，《中庸》作了最概括的阐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为教。”因而，天所赋与人的就叫做性，循性而行就叫做道，修治此道就叫做教。首先，它指出人性是与生俱来的秉性，既然说要循性而行，就表示这种天赋秉性具有某种趋向性。因此，所谓“率性”也就是要遵循人性中潜在的本然之善，使之得以发扬和扩充。其次，《中庸》继而提出“修道之为教”——教育与人性发展的问题，从“修道”一词可见，《中庸》以为人性的真正得到保持和发扬，还要靠教育来修治。这三句话勾画出了中国古代教育哲学逻辑结构的基本脉络。
2.政教统一
儒家的一贯思想是从政治要求出发看待教育的作用，使教育为政治服务。《大学》开首就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儒家对大学教育目的和为学做人目标的纲领性表达。“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就被称为“三纲领”。“明明德”就是指把人天生的善性——“明德”发扬光大，这是每个人为学做人的第一步。大学教育的终极目标是“止于至善”。《大学》对此的解释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教，为人父止于慈，为国人教止于信。”每个人都应在其不同身份时做到尽善尽美。《大学》三纲领从“明明德”到“亲民”到“止于至善”是一个要求从低到高，内涵由简单到复杂，活动由自身到他人，以至群体社会的过程，表现了很高的道德要求，较强的逻辑性和易解性、可行性。三纲领表达了儒家以教化为手段的仁政、德治思想。《学记》中指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欲化民成俗，其为有学乎”。这里所说的“教学”与“学”，都是指整个教育而言的。重视教育的政治功能是儒家教育思想的一大特点。
儒家非常重视“仁政”和“德治”，并以“仁”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让全社会成员互爱又协调。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不如“道之以德，其之以礼”，因为前者只能达到“民免而无耻”，而后者则能达到“有耻且格”。要施仁政，行德治，就必须抓教育工作，通过教育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自觉的约束自己的行为，以达到国泰民安的政治目的。孔子的“德治”和“仁政”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曾起过爱民的积极作用。总而言之，教育与政治关系的极端密切是中国儒家传统教育哲学的一大特点。
3.文道结合
儒家教育哲学的一条重要原则是“文以载道”，“尊德性而道问学”。“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传统教育，把知识教学与教学过程道德化了。把知识教学与道德教育融为一体，形成了知德论的特点。”[3]因为“知者不或，仁者不扰，勇者不惧”，“好学近乎知，为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在儒家思想中，有关智德体的要求离不开道德的内容，孔子设“文、行、忠、信”四教以教人，大都具有道德教育的性质。他编写的《诗》、《书》、《礼》、《乐》、《易》、《春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教科书。六种教材，各有教育任务，对人的思想教育都有重要价值。
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要求在知识教育中渗透道德教育，把道德理想和现实理想生活密切结合起来，并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朱熹将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这样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8岁至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因为小学儿童“智识未开”，思维能力很弱，所以他们的学习内容应该是“知之浅而行之小者”，力求浅近具体。为此，他提出以“教事”为主的思想。在《小学书题》中他说道：“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在《大学章句序》中又说：“人生八岁，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第，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以此向儿童灌输道德伦理观念，培养和训练道德行为习惯。到大学阶段再“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这个道就是当时社会所要求的伦理纲常和行为准则。
4.知行一致
知行合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指导行动，行又反过来加深理解知识，知与行就是在这种辩证的过程中相互促进和统一起来。在教学过程中，知与行的统一，由于学生一般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来接受人类已积累起来的知识和经验，因而一般的是知在行前，当然在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情况下也会有多种不同的组织和模式。
对儒家来说，在知行关系问题上更多的是从伦理道德的要求出发，一般的是重视行的意义。《尚书·说命中》曰“非知之难，行之维艰”成为儒家重行的准则。孔子主张“敏于事而慎于言”，“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知行体现在不同领域内，也有不同的要求。但在伦理为本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践行是其主要特点。
二
中国儒家教育哲学强调的“天人合一”，“始终把谋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作为人生理想的主旋律，反对人的对立意见和锐意进取，培养人的群体意识顺从诚敬意识等”。[4]这对中国的语文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国民族性格的形成，热爱集体的情感的形成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它压抑了个性的自由发展，导致从众心理普遍，多元化和多样化价值观难以形成，人的创造性难以充分发挥。‘千人一貌’现象严重，无论在教育内容上，还是在教育形式和方式的选择上，都雷同多而差异少。”[5]正因为这样，我们在语文教育进行改革的今天，一方面，要使传统教育哲学中的积极思想得以发挥和升华，另一方面，对它的负面作用也应有所认识和限制。
中国儒家教育哲学是把教育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加以考察的。把教育作为人、社会、国家一体化的统构力量，这对中国现代的语文教育的影响也同样是巨大而深刻的。中国人接受教育的强大动力与其说是为了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不如说读书是为了做官，为了改变自己的社会处境，它直接造就了中国人对应试教育的依赖和看重。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不能适应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语文教育新课改的重大问题就是积极推进素质教育。素质教育要求人在道德、知识、身体、心理方面都有所发展。
总而言之，儒家教育哲学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对于中国民族的心理结构、民族性格、思想文化的基本品格，社会政治实践的演进都起过重要作用。我们当前的语文教育改革在创新前进的同时，也得从传统文化思想中汲取养分，让儒家教育哲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注释：
[1]于述胜、于建福主编 《中国传统教育哲学》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6年3月版
[2][3]杨淑娥 《儒家教育哲学思想探析》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6年第26卷第二期 第79页
[4]许启贤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第89页
[5]顾明远 《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 第68页
蒋永顺，教师，现居广西凌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