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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主题解读
作者：刘 玲
在鬼子用易于被接受的大众文本形式，保持着一种精神维度上的先锋。《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平淡、不露声色的叙述背后，是关于是苦难背后的有如野草般的生命张力，蕴含着对人性的复归和对人类的深刻思索。
一、“吃错了药”的生存境遇
主人公寒露所面临的生存境遇是一种苦难的困境。贫困中的母亲为了家人能够改善一次生活，偷了别人一小块三两多四两不到的而且是被人践踏了很多遍的脏肉，偷肉受辱这一并不是太大的事件，推动着这个本就相当贫困的家庭迅速地走向了灾难的深渊。父亲因为母亲蒙羞而弃家出走，在接下来被母亲逼着寻找父亲的日子里，苦难一个接着一个，无法读书，被诱奸怀孕，母亲自杀，导致最后家破人亡。叙述者用平淡安静的叙述却残酷地把寒露一步步推向了苦难深处，她面临的生存境遇是无序的、怪诞的，实无法理解的，她把它称为是“吃错了药”的现象。
细究起来，这种“吃错了药”的境遇既有来自于家庭的因素，也有来自于社会的；她由此所遭受的苦难，既包含有物质上的匮乏，也有并且更多的是来自于精神上的困顿。在家庭方面，父母的失业使家庭的物质生活极为困难，更可怕的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让她无法理解的亲人间的冷漠、不可沟通的异化关系。父母之间失却了应有的感情，变得陌生冷漠，母亲不知道父亲每天在外面忙什么，父亲也无法理解母亲的苦楚，他不问青红皂白，“吃错了药”一般，把母亲的人格狠狠地踩在脚底下，父亲的离去很难说就是仅仅因为母亲偷肉受辱这个微不足道的过失。而“我”和母亲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变得微妙，母亲因为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过错付出了家庭破碎的代价，她无法解释也无法接受这样残酷的现实，苦难使她精神错乱，她把自己无法排解的苦难重压转嫁到“我”身上，“我的泪水在暗中悄悄地流着，流了一个房门又一个房门，但母亲却一点也没有发觉。”深夜找父亲使“我”白天上课打瞌睡无法学习，而母亲认为这没有什么要紧，“我两眼傻傻地看着母亲，我知道我无法对她再说些什么。”母亲从来没有想过要听听“我”的想法和感受，而“我”对母亲有的只是“说不出话来”，母女之间也变得无法沟通。父亲的出走家庭的破碎已经使“我”备受苦难，本来想从母亲那里寻求一点点的温暖，母亲的行为又使“我”陷入更加的困境，这种困境并不是来自于物质，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困顿。父母之间、母女之间的非正常的异化关系，使家庭失却了应有的温度，父亲的出走、母亲的死亡，无家可归，苦难使“我”的心灵备受创伤，精神上的重压犹如巨石压在小草上，小草没有任何人可以倚靠，只能一个人孤单地默默承受。
家庭中亲人关系之间的错位，已经让“我”感受到了“吃错了药”的可怕环境；然而走出家庭，社会上更多的这种“吃错了药”的现象扑面而来。生活的周围到处都是“吃错了药”的人，他们都以别人的倒霉遭殃来满足自己的快感，人性的阴暗、恶毒、丑陋一览无遗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卖肉男人的心理阴暗，他本可以制止母亲偷肉的行为，但他一定要让母亲出丑；卖肉大婶的得理不饶人的小人得志；母亲偷肉是母亲的不对，但是这也并不是一件什么重大的事情，奇怪的竟是被传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可见人心又是多么的无聊和幸灾乐祸。母亲原单位的同事老李，他并不想伸手相助，而是想炫耀消息的灵通，以别人的苦难作为满足他虚荣心的媒介。马达看上去对“我”是照顾有加，实际上是心怀叵测，诱奸并且使“我”怀孕；马达奶奶明知道“我”怀孕的事情是不能对母亲讲的，她却非要拎着一篮鸡蛋去到母亲的床前，结果导致母亲自杀身亡。黄老师的女朋友，一定要立刻揭穿“我”流产的事情，让“我”当场出丑，根本不曾考虑过“我”是否是个无辜的受害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可理喻、无法理解，变异了的精神一片空虚，只能通过互相的倾轧才能获得一点精神快感和慰藉。然而这一切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人们都习惯了这种异化，以至于感觉不出有什么不对，当我责问马达奶奶吃错了药时，她却说，“哪吃了什么药呢？我什么药也没吃”。人性中那一点点仅存的纯净也没有了，心灵开始溃烂变质，人们习惯了在这样的风气中互相陷害而获得心理的或物质的满足，这让“我”感到窒息，感到压抑，美与丑、善良与邪恶，社会的道德秩序完全颠倒了，变得扭曲，荒谬，不可理喻。
二、极限困境中的生命张力和人性的复归
寒露的生存环境是荒谬、扭曲的。鬼子在短短的篇幅里几乎把人生的苦难写到了极致，他如此大肆地渲染苦难，并不是为了控诉苦难带来的不幸，是希望通过苦难的故事来表达对人生、对人性的一种理解，是为了彰显一个弱小平凡的生命个体在对抗苦难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如野草般顽强柔韧的生命张力，是为了点亮污浊世界里的一盏光线微弱但却可以长明的心灵之灯。
大绝望中往往孕育着大希望，对寒露来说，处境愈是艰难，愈是能够彰显她对于生命的珍视、对于生活的希望。在叙述着平淡娓娓道来的叙述中，我们看不到苦难接踵而至时的惊慌失措，那种镇静的生活态度颇有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味道。父亲不愿承担家庭贫困的担子一去不归，而母亲则一味地依赖父亲，无法接受现实安排的母亲最终精神错乱，对生活的绝望使她消极地结束生命寻求解脱。而寒露，一个小女孩并不因为没有父亲就不生活，小说中有一个父亲摔碗的细节，父母的碗全碎了，踢翻了的饭桌预示着家庭的破碎。但是，父亲想摔“我”的碗时，“我没有给他，我把碗首先抢到了手上”。父亲想毁了“我”的生活，但是“我”抢先把生命的饭碗抢在了自己的手里，“我的饭还没有吃完。吃完了我也不会给他”。生活的外部环境无法改变，但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决定“我”对待生活的坚定态度。母亲连独自寻找父亲的勇气都没有，不堪重压时就草草毁掉自己的生命，而“我”却每晚要守候父亲深夜才能回家，以一个小女孩的身份在发廊打工养活母亲；被马达诱奸怀孕后，能够坚强地一个人找马达奶奶交涉，一个人到医院做人工流产手术；一个人把自杀的母亲送往医院，在没有任何人可以求助的情况下想方设法想把母亲拉到火葬场去、处理母亲的后事。这一切，对一个孤立的成年人来讲处理起来也是有相当的难度的，何况一个未成年的小女孩，没有力气，更没有钱，她有的就只有坚定地活下去的勇气，是勇气使她战胜了苦难的挑战。鬼子的笔触平淡而安静，寒露如同一棵荒野中的小草，平淡无奇而又绚烂至极，她的震撼人心之处也就在于她的柔韧的生命所蕴含的顽强的张力，为了寻求一个和谐自由的生存处境，与现实的生存困境坚定地抗争。
苦难的生存境遇使“我”更加坚定了生存的勇气，在与环境的抗争中，“我”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变得像“吃错了药”，依然固守着在污浊扭曲中的一点难能可贵的心灵的净土。没有因为母亲的歇斯底里而对她不闻不问；没有因为家中一系列的变故就放弃了学业，睡眠严重不足，仍然坚持上课，甚至母亲死后第二天，还是到学校参加考试；被诱奸怀孕，并不就此对马达的奶奶径行报复。面对生活的打压，并没有自甘堕落逃避现实，“我”到发廊打工，并没有做任何不光彩的事情，只是为了每晚老板塞进口袋的三五块。并不因为有拉母亲去火葬场这样的正当理由而就去偷别人的三轮车。姓李的老人帮“我”把母亲拉到火葬场，还是懂得感恩的，想着以后一定要好好地报答他。面对母亲的厂长的虚伪，还是做到了不亢不卑。无论是作为女儿还是做为学生，“我”都没有失掉自己的本真中最美好的品质；无论生活怎么样的困苦，除了对苦难的抗争并没有对社会的恶意的报复。鬼子通过描述一系列人与人之间的变异、人心的险恶，来表达他对违背基本价值准则的、充满了各种欲望的存在秩序的反感，他把寒露置于这个污浊的世界中，让她在其中闪亮，尽管微弱，却不失温度，人性的复归在这光亮中看到了希望。
寒露，是一个生活在困境中的小女孩，鬼子选取了这个平凡而弱小的形象，她与普通的平民极其相似，就是普通百姓中的一员，因而更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人的生命力。他用民众易于接受的民间的文本形式，阐述他高扬的对于人生和人性的理解，保持着精神维度上的先锋姿态。对苦难和困境的顽强抗争，彰显的是如野草般柔韧而坚定的生命张力，同时也是这篇小说的生命张力。
参考文献：
1.洪志纲：《宿命的体恤——鬼子小说论》，《南方文坛》，1999年第4期。
2.鬼子：《关于98、99年的几个小说》，《南方文坛》，2000年第2期。
刘玲，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