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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的精神遗产
作者：陈思和
我没有幸运见过傅雷先生，大概在我这个年龄以下的人都没有见过傅雷。但是我们这代人听到这个名字时，心灵都会震动。上海作家陈村在二十多年前写过一篇小说，题目叫做《死》，他以非常个人化的方式召唤了傅雷先生的亡灵，作家与亡灵进行艰难的对话，他用责问亡灵的形式来探讨傅雷先生为什么会如此决绝地放弃他一生挚爱的艺术。小说里的亡灵始终沉默不语，但作家却由此感悟到：“先生善良但远不弱小，那灿烂辉煌的死，使活着的人觉得生的暗淡。”我今天又一次想到了这句让人刻骨铭心的话。我们都是活着的人，但是正直而善良、崇高而坚强的傅雷先生的决绝选择，逼着我们所有的人每想起此都会陷于严肃反省：人生为什么会如此暗淡？
但毕竟还是有比这个答案更加积极的含义。首先，傅雷先生是一个追求崇高的精神生活的人，他翻译的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和《约翰·克里斯多夫》，都是充满了英雄主义的伟大信念，罗曼·罗兰认为：所谓英雄，并非是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心灵伟大的人。英雄的生涯，几乎都是一种长期的受难，是悲惨的命运把他们的灵魂在肉体与精神的苦难中折磨，在贫穷与疾病的铁砧上锻炼，或者目击同胞受着无名的羞辱与劫难，生活为之戮害，内心为之破裂。他们永远过着磨难的日子，他们固然由于毅力而成为伟大，可是也由于灾患而成为伟大。罗曼·罗兰的英雄主义的思想，完全是针对了19世纪末的欧洲，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发展而造成的物质膨胀而精神缺失的普遍现象。所以他在《贝多芬传》里用黄钟大吕的声音呼喊：“打开窗子吧！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这一激动人心的呼喊，是通过傅雷先生的流畅的译笔传入了中国，在中国青年中间同样引起了激动人心的回响。
应该指出的是，傅雷先生是一个对待人生非常严肃的人。他始终认为，一个优秀的翻译家必须选择适合于自己的作品来翻译，这个“译者选择论”保证了中国译者与西方作家之间的同构性和互补性。傅雷一生以翻译巴尔扎克闻名于译坛，但是他从巴尔扎克的一百多种《人间喜剧》里仅仅选择了十五部作品，推荐给中国的读者，其余的作品他都认为不合适介绍到中国来。尽管傅雷先生的这种选择论在当时和现在都引起过争议，但还是真诚地表达了一个翻译工作者的人生与艺术高度统一的责任感。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罗曼·罗兰的英雄主义的呼唤，理解为傅雷先生对中国青年人所发出的真诚的精神呼唤。罗曼·罗兰的声音也就是傅雷的声音。所以，当贝多芬、约翰·克里斯多夫等西方英雄深深激动了大批中国青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傅雷先生的神圣而庄严的工作，激动了大批的中国青年。而且这样一种崇尚伟大心灵的精神，也是傅雷先生严于律己的标准之一。我读傅雷先生给远在异国的儿子傅聪的信件里就有这样的话：“生活中崇高的事物，一旦出自庸人之口，也可变得伧俗不堪的。”对于艺术，他强调要有赤子之心：“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永远保持赤子之心，到老也不会落伍，永远能够与普天下的赤子之心相接相契相抱！……艺术表现的动人，一定是从心灵的纯洁来的！”我在今天之所以要引用那么长的一些话，因为我坚信，即使在今天的环境里，傅雷先生强调英雄的精神仍然是非常重要非常珍贵的。
其次，傅雷先生对中国现代文艺的建设与贡献是多方面的，虽然他是以翻译法国文学而著名，但是他的艺术修养和人格修养都是无与伦比的，多方面的。1928年傅雷到法国留学，主修的是美术史，拜访过法国野兽派代表画家马蒂斯；研究过著名艺术家塞尚、罗丹、米开朗琪罗；后来他受罗曼·罗兰影响，对西方音乐产生浓厚的兴趣，对贝多芬、莫扎特、肖邦等音乐大师的作品都有精深研究；他翻译的法国文学史家丹纳的《艺术哲学》，几乎涉及到全面的西方艺术门类，显示了译者多方面的修养；中年以后，傅雷有机会接触当代老画家黄宾虹先生的作品，非常喜欢，遂与画家结成忘年之交，对于黄宾虹的艺术作了极为精湛的解读。如果说，傅雷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厚积薄发，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当代文学艺术大师，我想是当之无愧的；更何况，傅雷先生还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他对于风雨飘摇中的中国局势、政治变动以及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似乎方方面面都努力去关心，去发言，尽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尽管他在这方面做得不十分理想和圆满，但他确实是尽了力，并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首先是完成了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格，然后才去培养各种各样的兴趣，从事各种各样的研究和工作，这样，他才可能在从事每一样工作时都会认真地投入自己的生命信息，并且做出出色的成绩。所以，我想，称傅雷先生是一个伟大的翻译家不够全面，正如他教导他的儿子所说的：“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我们对傅雷先生的认识，应该是：“先为人，次为知识分子，再为艺术家，终为翻译家。”大写的人格，始终是傅雷先生做人立德的标志。
傅雷先生有非常宽阔的胸襟，他一生中遇到过两次大逆境，第一次是1939年到1945年间，他蛰居在抗战时期的孤岛与沦陷的上海，闭门不出，埋头译书，完成了《约翰·克里斯多夫》等巨著的翻译；第二次是1958年到1962年，他深居简出，逆境译书，在并无希望出版的情况下，完成了一大批巴尔扎克的作品以及丹纳《艺术哲学》翻译，迎来了他生命晚期的一个创造高峰。但这并不是说，傅雷先生是一个不问天下事，埋头于艺术的人，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始终把艺术创造看作民族复兴大事业的人，即使在逆境来临的时候，他有了这样的大胸怀大志业，才会无所畏惧，从容不迫，仍然把自己的生命与国家与民族的最高利益联系在一起，履行自己的使命。他曾经用诗一样的语言教育自己的孩子：“河，莱因，江声浩荡……钟声复起，天已黎明……中国正到了‘复旦’的黎明时期，但愿你做中国的——新中国的——钟声，响遍世界，响遍每个人的心！滔滔不绝的流水，流到每个人的心坎里去，把大家都带着，跟你一块到无边无岸的音响的海洋中去吧！”
在这诗的语言中，傅雷先生把音乐、世界、中国、欧洲、人和人心，都如同滔滔大海漫澜于天地，形成了浩浩荡荡的人类文化的奇景，给人振奋与向上。我想，这应该是傅雷先生留给我们的真正的精神遗产。
（选自《随笔》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