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隐身，然后出逃
作者：格 致
到兰州后，我的手腕上还戴着从拉萨八角街买的一个银手镯。它的形状是头相对，尾相连的两条龙。手工雕刻的。这可是一只孤独的手镯。我在八角街转了两圈，确认没有任何一只和它相同才买的。八角街的藏饰几乎全是批量生产的，但也偶有从民间收购的。同学的朋友看到了我的手镯，他要我摘下来，他要细看。他看了之后说，这个手镯你最好不要戴在身上。我就问了为什么。他说它会给人带来灾难。我又问了一个为什么。他说它来自古墓。我说那我把它怎么办呢？他说，也没什么，放在家里可以，收藏可以，只是不要带在身上。我说我如果一定要把它带在身上，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他说它会给你带来灾难，不过你似乎有克制它的力量，换个人，早都出事了。我说您既然能看穿一只手镯的秘密和阴谋，那么您也能看穿人的隐匿部分，我请他看一看我这个人。他说你一个字——逃。我问他是哪个逃，他说是走字边的。我说为什么不是木字边的？他说是走字边的不是木字边的。
一个字竟能概括我的生命形式吗?并由一个对我一无所知的人说出来？我立刻对我的前半生进行了重读。我还划分了段落。我归纳了每一个段落的段意。结果都是一个字——逃。
我的最成功最重大的出逃发生在我三十五岁的时候。这是我从既定秩序中的第三次出逃。这是一次成功但难度极大的逃离，因为我不是一个人，我要携带着一个四岁的孩子。他是我的孩子，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这块肉就算已经掉下去了，他也还是我的肉。在我逃离的时候，我就必须把他带上，不然就不算完全彻底的逃离。如果还像我二十五岁时那样一走了之，那肯定是不行的。这次，我不得不用了隐身术。
二十二岁，我从一所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一所乡镇小学教书。aoe我教八岁的孩子学说话。我不写教案也不备课，但我的课可以讲得像是认真地备了课，认真地写了教案。校长和主任要检查教案。我没有，但我不认为我错了。我认为写教案与讲好课没有必然的联系。我那时的口才很好，校长理论不过我就想在课堂上抓住我的短儿。我在课堂上没短儿，只是在写教案上有短儿，因此他们突然听我课的行动是注定要一无所获的。那位校长是女的。她先说赵老师你的课讲的很好，你很聪明，但是你没备课也没写教案，然后她说，必须写教案，而且要把拉下的全补上。她对我说这些话时语气很和缓，脸上似乎也有些笑容，不是完全的批评人的表情。我想，如果我的课讲得差，那么她是准备了相应的脸色和表情的。我出色的授课只是使她在批评我的时候态度发生了改变，内容则没变。后来我写了教案，只是没有补齐。我的屈服，是我不愿同他们理论了，我觉得没有意思了。可我与该校长的冲突并没有随着我的屈服而消失。我总是无意间触犯到了她的规则。体育课的时候，我带着四十几个孩子在操场上玩。我理解的体育就是可以随便玩。校长看见了，就说，为什么不上自习?我说这节是体育课不是自习课。她说你看别的班都像你这么玩了吗？我说我在按课程表上课啊！她严厉地说，以后体育课都要上自习！我觉得这也太没道理了，比逼着我写教案还要没道理。这次我可没有屈服。我要是在这个问题上屈服我就不是人了。我悄悄地把学生带到了校外，我让孩子们在一大片水稻田的田埂上玩。我猜校长肯定是知道的。她没有马上发作，我猜她是在寻找一个制服我的时机。期末考试了，我的班级在全镇十多所小学同年级中考到第四名。校长还是找我谈了话。她说，下次考试，你的班级的成绩如果不能再提高，那么你这次的成绩就是假的。我没说话。考试不是我监的考，不是我评的卷，比现在考大学还严呢。我不存在作假的可能。这点她是知道的。她已经被我气疯了吗？我感到很恐惧。几天后，我给校长留下一张纸条，我在纸条上说我辞职。我真走了，连那个铁饭碗我也不要了。我去了最近的吉林市，在郊区政府宿舍我的一个同学那住下了。我开始长达一年的吉林市的流浪生活。那一年是1989年。我二十五岁。
十年后的出逃，其动作无法与二十五岁时相比。我已经丧失了二十五岁时的勇气和坚决。我瞻前顾后，我左右思量，我不敢做危险动作。我怀里抱着四岁的孩子，我不敢用简单的勇气，我动用了巧智，接近一个阴谋。
我开始认真地检查我的身体。我不是希望查出大病，而是一定要查出大病。大到可以不上班——1990年我调到了吉林市的一个区政府做公务员——病很容易就找到了。看着化验单上的十号，我放心地笑了。单位终于同意我休一段时间的病假。
我上班上够了。我不爱上任何班。我开始写作。我不敢用我的名字发表文章。我知道我是个病得不能上班的病人，如果你还有力气写字，那么你就应该有力气上班。我想我得隐身了。所有的公开发表的文字都不是我写的，都是一个叫“格致”的陌生的、谁也不认识的人写的。我躲在格致的背后，开始了逃亡。文字是一条道路，而且通向一个广阔的空间。
几个月后，当我的病应该好了的时候，我又得回去上班。这时候我不是很难过。因为我知道我已经成功地把自己的重要部分从难堪的现实中转移了出去。我的肉体在上班，在掩护，我的其他部分，已经在逃走的路上，并且已经走得很远了。我把休息日、节假日都用到了写作上，我用文字为我的出逃不断地提供着能量。
我的写作是个秘密行动。我害怕任何人知道，包括我的家人。我坚守着这个秘密，直到我说出它而不会受到惩罚。
我生命中的第一次出逃，发生在我十四岁的时候。那年我从小学毕业，到四公里外的镇中学读书。父亲已于四年前病逝。四年过去了，母亲仍陷在绝望里，并且病了。父亲带走了这个家庭几乎一切欢乐。甚至连氧气都被父亲带走了一部分。我在家里感到呼吸困难。我要求住校。按校规五公里以上才可以住校，但我被批准了。母亲也同意了。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家由年长的哥哥、姐姐支撑着。我不是逃离责任——我是别人的责任——而是逃离那些在我的家里已经凝成固体的悲哀。但我必须接受学校的食物和毫无安全的女生宿舍。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刑事犯罪极多，而以针对女性的性侵犯为最多。我幸运地没有遇到强奸犯。但学校的玉米是我无力消化的。我开始胃痛，后来痛到痉挛。我几乎坚持不住了，就在我快到极限的时候，我的胃痛开始减轻，它适应了那些玉米的粉末和颗粒。
这是我生命旅程中的三次出逃。很显然我脚下的道路已经在我的意志的干涉下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逃字并不只注解我的前半生，我的接下来的生命也将在它的笼罩之下。可是我越来越老了，腿脚会越来越不利索。我还有多少力气支持我的平均每十年一次的从既定秩序中的出逃行动？如果我找到一块地方定居了下来，看上去生活得很平静，那不是我对那里满意了，而是我没有力气了，我老了。
（选自《文学界》200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