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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逝》中子君的形象及审美意义
作者：张清湘
在《伤逝》这部作品中，子君是一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五四”运动新思潮、新思想的逐渐熏陶，使她产生了强烈的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并能努力地以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一些新的东西作为自己反抗现实的一种武器。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对个性解放的强烈追求。这种追求的第一步就是恋爱自由、婚姻自主。面对着“那鳄鱼须的老东西的脸”及“明晃晃的玻璃窗里的那小东西的脸，加厚的雪花膏”，她目不斜视骄傲地走，并认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纵观中外文学画廊上的女性反抗形象：刘兰芝——崔莺莺——杜丽娘——林黛玉，还从来没一个敢于公开地喊出这样的声音。这是中国千百万妇女以血泪抗争而取得的艰难行进，是属于“五四”时代历史的声音。在这里，我们“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的那样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从小说中我们知道，子君这个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的叛逆者，在与涓生经过一段时期的接触以后，实现了同居。同居以后，他们不仅“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更重要的则是涓生原来工作单位的局长也在不久革了他的职，使得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不到一年，他们又分开了。子君又回到了她原来的家庭，终日里承受着她“父亲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她自己则“负着虚空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最后不得不走向“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
从形式上看，这是一个悲剧。子君是其中的一个遭到彻底毁灭的形象。子君的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可以说是“五四”哪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反封建的历史的必然要求，他们之所以走上封建叛逆道路，也正是为了实现这种历史的必然要求。但是无论从主观上来讲，还是从客观上来说，这种必然的要求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都是难以实现的。从客观上讲，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此时还不能容忍个性思想的存在和发展。社会制度的黑暗，封建势力的重压是铸成子君悲剧的决定性因素。即使他们能暂时逃脱专制家庭的小笼子，却逃不脱黑暗势力的大铁笼。当他们实现了自己理想的第一步后，残酷的封建势力即对他们施以强大的经济压力。“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娜拉走后怎样》）。“雄厚的物质条件，不一定产生真挚的爱情，美好的婚姻。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爱情和婚姻就不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从主观上来说，他们此时还缺乏远大的目光，他们的悲剧命运具有着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第一，子君争取个性解放，但却在斗争中个性被毁灭。她出生于农村封建家庭，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她割断了亲情关系，这不是一般的任性，而是一种追求。然而，当她与涓生结合后，我们看到她很快地失去这种个性，她无法摆脱几千年来的封建意识形态为中国妇女所安排的家庭地位。她所争取的解放，只不过是从这个家庭跳到另一个家庭。而这“新的生活并没有给她带来任何新的理想和信念，却使她精神上产生了迷茫和空虚”（李希凡《幻想·破灭·求生》）。对子君来说，她也觉悟到了自己的不对，但她无法解脱，不得不为一日三餐发愁，为小鸡、阿随耗费自己的精力，甚至与房东发生冲突。家务的繁忙，精神的空虚，使她失去了存在，失去了自我，也失去了先前的个性。第二，子君把个性解放的理想同涓生的爱结合在一起。经过斗争，它得到了这种爱，却又立即失去了爱，他们的爱情生活仅仅是每天吃饭后的相对而坐，一遍又一遍地温习旧课……最后，涓生向子君公开表示他对她已失去了爱。这样，子君的悲剧命运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她在离开时，把生活的一切留给了涓生，把所有的爱留给了涓生，她的爱情理想终于被毁，自己也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说过：“如果我们生活的全部目的仅仅在于我们个人的幸福，而我们个人的幸福又仅仅在于一个爱情，那么生活就会变成一片遍布荒茔枯冢和破碎心灵的真正阴暗的荒原，变成一座可怕的地狱……”
鲁迅先生曾云：“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可以说，子君身上的个性追求及爱的理想，是她身上的有价值的因素。她的死，意味着这些东西的毁灭。这不是子君个人的悲剧，这是“五四”时代所有女性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社会悲剧。它鲜明地表露出：在黑暗而强大的旧社会，女性知识分子的出路仅靠个性解放是不行的。知识分子必须进一步正视自己的弱点，把自己的探索紧紧地同社会联结在一起，再创一条新路。这就是《伤逝》所给予我们应有的启示。当然，在这篇小说中，子君的爱情悲剧并不意味着鲁迅在此完全否定个性解放之路，只不过此时的鲁迅经过苦苦的探索，深沉的思考之后，进一步认识到了这种思想的局限，并进而敏锐地发掘了隐藏在其背后的危机。他深深地认识到：现代女性的出路仅靠个性解放是不够的，这仅是行动的第一步，要得到彻底解放，必须与整个社会变革结合在一起。“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南腔北调集·关于妇女解放》）。一九二七年，鲁迅先生在上海大学的讲演中也阐述过这个思想：环境是老样子，着着逼人堕落，倘不与这老社会奋斗，还是要回到老路上去的。子君的悲剧形象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也就是鲁迅的此篇小说所要启迪我们的，以及为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作品所难以达到的地方。
张清湘，安徽蚌埠坦克学院中文教研室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