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孟子》的比喻特色
作者：王春霞
一、语言的简约性
《孟子》之文，从体式上看依旧是语录体形式，因而具有语录体的特点，采用的语词都是当时朴实通俗的口语，接近当时人们的口语习惯。无论问答之文，还是孟子自己阐发的议论，都是言简意赅，明白通畅。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曾评说：‘《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其锋不可犯。”从这句话可知《孟子》中虽是“约语”，但能物尽其用，一是能够“尽意”，二是能够形成“不可犯”之“锋”。这一点在《孟子》中的描述性比喻与说理性比喻中，表现得较为突出。
首先，在比况事物的状况和动作行为方式的描述性比喻中，本体多是抽象的事物，而喻体则富于形象性，浅显易懂。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梁惠王上·齐桓晋文之事》)每个人先敬重自己的父母长辈，推而广之，同样敬重别人的父母长辈；每个人都爱恤自己的子弟，推广开来，扩而充之，同样去爱恤别人的子弟，做到这样，那么天下就可以运筹在你的手掌之上了。
其次，在用形象生动的事物说明抽象复杂道理的说理性比喻中，孟子多用有一定情节的寓言故事来说明。其形式和内容比常规的比喻复杂，是比喻的高级形态。寓言是展开了的比喻，伴随喻体的扩充，能有效地增强本喻体之间的对应性，多方面、多层次地拟似本体，从而周详地阐述本体，有助于事理表达的最终完成。如《齐人有一妻一妾》一文生动幽默，故事性强，寓意深刻，孟子先用语言描写“齐妻”的怀疑，再用动作描写“齐人”的行为，说明“齐妻”怀疑的正确性，后用神态描写“齐人”恬不知耻地向已了解内情的妻妾炫耀的丑态。以此来警示世人爱慕虚荣的“求富贵利达者”。在这类比喻中，特别是寓言故事，孟子也只是以简要的语句铺陈其事，不同于《庄子》寓言故事，孟子不求其情节的曲折变化，不着力渲染故事环境，不重于刻画人物，而是以简驭繁，据少知多，虽用粗略简要的文辞描述事件或说明一个道理，却能言无不尽，充分展示“语约”的特点。
二、喻体的新奇性
孔子曰：“情欲信，辞欲巧。”培根也说：“修辞的任务是将推理加入想象而动人意志。”这说明，本体和喻体是两类事物，分属不同的类别，因为本体和喻体表层的物理性质差距越大，其喻旨就越真，修辞效果更明显。俄文学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曾说：“艺术手段是要使事物陌生起来，使形式有阻拒性，以扩大感知的困难与时间。”因而，孟子设譬取喻就追求这种陌生感。如《齐桓晋文之事》，孟子要说服齐宣王行“王道”。就连用了“力足以举千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这两个比喻，说明宣王不行王道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接着又以“挟太山以超北海”和“为长者折枝”这两个比喻相对照，说明“不为”和“不能”的区别，鼓励齐王，打消他的畏难心理，当又进一步引出齐王的“大欲”是要“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类”之后，又用“缘木求鱼”来打比方，说明齐王用眼下的做法去追求这一“大欲”，就象是爬到树上去捉鱼，是绝无实现的可能，从而诱导宣王听从自己“王天下”的主张。这一连串的譬喻，生动形象又富于说服力。“力足”与“明足”的奇异、“挟太山”的奇幻、“缘木求鱼”的奇特，环环相扣，紧紧抓住齐王与听者之心。
不仅如此，孟子设喻之时，常与其修辞连用，以造成无与伦比的效果。如与夸张连用：“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齐桓晋文之事》)与对比连用：“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齐桓晋文之事》)
三、设喻的适切性
修辞作为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话语建构和话语理解行为，是由交际双方参与的，以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为参照系，以语言为媒介的社会交际过程。修辞行为的发生、发展及其功能，是修辞主体心理与各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修辞要解决的是言语行为与言语动机，交际目的、任务之间的适切性，即交际双方的社会和心理因素的适切性。适切度的定位，有一定的心理原则可循，心理原则是对修辞主体的言语行为、言语动机、交际目的、任务的规范，控制修辞主体的修辞客体的生成。而《孟子》之中的设譬取喻，又最能表现这一特点。
一是与主体的动机、目的和任务相适应。在言语行为中，修辞主体的修辞动机起着重要作用，它是修辞行为产生的动力。决定并维持言语行为的发展方向。修辞的目的、任务是在修辞动机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修辞行为动机在修辞行为实施中的具体表现。孟子设譬取喻的动机是用形象生动的人、事、物描述或说明抽象的道理，用最佳的喻体来描述或说明本体的特征或事程。
二是与交际双方的社会角色相适应。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人被社会化为各种社会角色，各种角色都有自己的个性特点。人在交际过程中，就存在着角色认知过程。修辞主体对交际对方角色认知的程度，直接关系到修辞目的和任务的完成。孟子生活于战国时期，当时，各诸侯国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广揽人才，诸子百家应运而生。孟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发言人，在“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中，时常要与各学派的学者交流切磋，辩驳争论，另一方面，孟子带领弟子奔走列国，推行仁政方案，也要与当时各阶层人物接触、交流、论争。在交际过程中，孟子要想以比喻之法说事明理，有必要从对方的社会角色、生活经验出发，选择他们所熟知的事物作比为喻。否则，不仅不能说明问题，而且妨碍交际活动的完成。孟子交际的对象有诸侯王、士大夫、学者、学生等，孟子总是从他们各自不同的社会经验中选取取譬设喻的材料，使对方易于理解。
三是与社会心理相一致。战国之时，各诸侯国之间连绵不断的兼并战争，使民众苦不堪言，社会共同要求统治者通过发挥自身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天下百姓归依，同心同德，从而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这个要求是当时社会普遍心理要求。孟子深知这种社会心理，而且自己也主张国君应施行仁政，使民众归附，统一天下。因此，在遇有这类能反映社会普遍心理的话题时，孟子总是着意以比喻之法反复阐说，不断强调，使人明晓。
再者，从社会文化心理的角度看，战国时人亦深受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无论是著书立说，还是社会交际，十分喜欢对言语表达作整体性的直观把握和直觉体验，而不太喜爱充满知性逻辑的理论深讨，因而他们那种从生活事实中寻求证据以说理的方式，有一种普遍的认同感，对那种“设象喻理”的言语表达模式情有独钟。这从战国诸子之作以及《战国策》所记行人辞令广泛运用寓言故事、比喻手法的情形看，就可见一斑。《孟子》之文，广泛地使用比喻手法，正契合了时人的上述文化心态，是对社会潮流的认同和顺应。
本文对孟子设譬取喻进行了分析，但《孟子》比喻的内涵远不止此，其间还有本文所不能概括与阐发的地方，须待进一步的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