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从禽鱼物象看《镜花缘》的想象

作者:刘 晶




  一、引论
  
  清朝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统治的最后时期。从历史角度看,它正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大转型期;从文化角度看,它又是集各种文化之大成的时期。这种“集大成”存在着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有助于对中国历史上的文艺作一个总结,大大方便了后来的研究者的研究;另一个方面它却又导致清代小说普遍的“复古”之风。笔者并非在否定前人的成果,但不加任何思考地全盘接受古人的一切学问也是不可取的。当然,学会思辨与判断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更需要有理有据地说明。
  《镜花缘》作为清代一部“想象”奇特的神魔小说,在当时可谓是让世人眼界大开。特别是前半部的“海外游历”篇,不仅充满了怪诞奇异的景物,更是在这种荒谬的氛围中显示出作者对人情、世态的嘲讽。但夏志清称李汝珍为文人小说家,是将古代书籍中的人物、野兽复活过来。鲁迅也认为其是“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不同学者,不同看法,也并非完全矛盾:说《镜花缘》是讽刺小说,是看到了书中嘲讽的端倪和刺世的笔调,是象征层面;说它是文人小说,是看到了此书的叙事材料和结构内容,是文本层面。笔者的目的不在于推翻前人之评论,立已家之言,只是想由文本层面再做一个扩展。
  
  二、鱼类物象分析
  
  《山海经》是我国古代一部集天文、地理、人文、神话等等于一体的宗教性质的巫书。它成书于西周至西汉初期,非一人一时之作,可说是上古至秦汉时期人们想象与智慧的总汇。整部《镜花缘》中最吸引人的是前五十回的“海外游历”部分.奇人、奇国、奇兽、奇禽、奇鱼、奇草、奇药层出不穷。《镜花缘》第十五回“喜相逢师生谈旧故,巧遇合宾主结新亲”中讲到唐敖一行三人路过元股国,见国人皆在海边取鱼,于是去观看,见识了一些怪鱼。首先是唐敖见渔人网着一条一头十身的怪鱼,便以为那是“茈鱼”。《山海经·东次四经》载:“泚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海,其中多美贝,多茈鱼,其状如鲋,一首而十身,其臭如蘼芜,食之不费。”这与唐敖所说“这鱼莫非就是泚水所产的‘茈鱼’么?闻说此鱼味如蘼芜,宛如兰花之香,不知可确?”基本如出一辙,只不过是在“味如蘼芜”后加了“宛如兰花之香”的通俗之喻,解释“蘼芜”之香到底如何。后来林之洋一嗅,验证这条“一首十身”鱼,“比朱草赶的浊气还臭”,且“如犬吠一般”,于是唐敖方知这其实是“何罗鱼”。据《山海经·北山经》载:“又北四百里,日谯明之山,谯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其中多何罗之鱼,一首而十身,其音如吠犬,食之已痈。”“味臭”是作者自己的发挥,这样可以从感官上将两种鱼分得更清楚。
  后三人又见几条大鱼“腾空而去”,于是唐敖问多九公“小弟向闻飞鱼善能疗痔,可是此类?”《山海经》中记载的能飞的鱼很多,明确冠以“飞鱼”名称的有两处。一是《山海经·中山经》:“劳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水。是多飞鱼,其状如鲋鱼,食之已痔”;一是《山海经·中次三经》:“又东十里曰驎山,……其中多飞鱼,其状如豚而赤文,服之不畏雷,可以御兵。”依《镜花缘》中所言,当是第一种能治痔的飞鱼了。整个场景十分简单,却穿插了三种源于《山海经》的奇鱼。当然,想象固然源于古书,但语言和方式却十分“现代”。三个人在问答言语间,不仅自然地将这些鱼的状貌特性表达出来,更让读者产生了误以为“真”的感觉。能做到这一点,自然归功于作者李汝珍的扎实的文字功夫和文人素质。但驾驭文字的能力与想象力的丰富并不是就成正比的。
  
  三、禽类物象分析
  
  《镜花缘》第二十回是“丹桂岩山鸡舞镜,碧梧岭孔雀开屏”,主要讲述了唐敖、林之洋、多九公一行三人到白民国交界的碧梧岭时,见着一场禽鸟恶斗。多九公告诉唐敖,碧梧岭中有风,但常有鹧鷞带着许多怪鸟来侵扰岭上诸鸟。对于“凤”,《山海经·南次三经》有详尽的描写:“又东五百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日德,翼文日义,背文日礼,膺文日仁,腹文日信。”而且不只出现了一次,同在《山海经·南次三经》又有:“曰南禺之山,其山多金玉,其下多水。……佐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海,有凤皇、鸩雏。”不只“山经”部分中有,《山海经·海外西经》中也讲到“此诸关之野,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皇卵,民食之”。可见唐敖说“凤为禽长”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唐敖三人登上碧梧岭后,正遇上两阵异禽的大战。鹔鷞那边出来一只山鸡当场当场卖弄,“忽见西林飞出一只孔雀”,“朝着丹桂岩盼睐起舞”,山鸡“未免自惭形秽”,“竟自身亡”。这孔雀也在《山海经》中有所记载。《山海经·海内经》说:“又有青兽如菟,名曰菌狗。有翠鸟,有孔鸟。”孔雀得胜后,继而出征的是“鸣鸟”,唐敖说“鸣鸟毛分五彩,有百乐歌舞之风”,这与《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有弁州之山,五采之鸟仰天,名曰鸣鸟,爱有百乐歌舞之风”的描述几乎一模一样。而东山窜出的“鸽鸹”,即“九头鸟”的原型也可以在《山海经·大荒北经》中找到。其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天樻,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袁珂先生在注中认为郭璞《江赋》中讲的“奇鸽九头”就是“九凤”,在这里我也认为李汝珍所谓的九头鸽鹬的原型就是“九凤”。
  也正如上文所讲,李汝珍借用这些古书中的禽类,并不是死板地照搬过来,而是精心将它们串织在一个场景,一个情节中。为设计这场禽类大战,李汝珍可谓煞费苦心。这恶战一方一代表仁善的凤凰为首,另一方以代表凶恶的鹔鷞为首,给读者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二元对立情节框架。双方派出的奇鸟不断交战,场景完全模仿古代战场上,两方主帅派将出征的情景。而这场战争又是通过多九公与唐敖的对话展示出来的,使得这一情节的“话本感”很强,通俗易懂。在处理这场恶斗的结局上,李汝珍安排凤凰一方大胜,明显寄托了人们一种普遍的惩恶扬善的心态。读者在阅读这样的情节时觉得充满新意,既与作者的文人身份(有较好的写作技巧)有关,也与普通民众很少阅读古籍是有很大联系的。
  
  四、结论
  
  不管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多少个时期,贯穿其中的“复古”精髓,却一直或隐或显地影响着文人的创作。尽管有个别“特立独行”的文人,但面对“复古”思潮,也不过是东去大江中的逆流而已。特别是清代,“复古”已成为一个重要特征。李汝珍作为一个文人,他所创造的小说,同样也深深打上了“复古”的烙印。
  以现代的批评理论来评价《镜花缘》,会得到许多新的发现,其中不乏充满现代意识的写作技巧、创作方式、思想内涵,但李汝珍毕竟是一个旧式文人。在《镜花缘》中确实出现了非常多的奇珍异兽,不管是精妙的情节安排还是娴熟的文字叙述,都吸引着读者。就它的前半部而言,即使不考虑思想因素,仅就情节而言就很出色。
  当然,李汝珍的“想象”源于古书,特别是《山悔经》,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李汝珍“复活”了这些沉睡在故纸堆中的奇珍异兽,这是他既成功也失败的地方,成功在于他的笔“生动”了那些怪兽,失败在于那些奇异之物并不属于他。小说,特别是奇幻神魔小说的创作,还要向古籍取材,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也许不能简单下个结论,笔者希望此篇论文能引发更多学人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现代批评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