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唐传奇的妇女关照
作者：赵啸非
私奔：陈玄祜的《离魂记》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奇异的灵魂跟人“私奔”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倩娘深爱王宙，“家人莫知其状，后有宾寮之选者求之，镒，许焉”。倩娘在婚姻问题上无力违背父母之命，但她的精神是独立的，灵魂是自由的。当父亲为她定婚之后，她的灵魂离开了躯体，“寝梦相感”，魂魄相追，与王宙结为夫妻，陈玄祜不但没有责备倩娘，而且将传奇结尾处理为“二男并孝廉招第，至丞尉”。唐代文人的最高价值观就是人仕。陈玄祜把这个人生最高理想给了传奇作品中倩娘与王宙的后代，可见他对倩娘的行为是认同并且赞许的。
婚外恋：今以《步飞烟》为例，飞烟“垂髻而孤，中间为媒人所欺，遂配合于琐类”，嫁给了彪悍的武公业。她不满于这样的婚姻，“每至清风明月，移玉柱以增怀；秋帐冬缸，泛金徽而记恨”。因而当时赵象向她表示爱慕，而她也看到赵象的大好才貌时，便不顾一切地爱上了赵象。她爱的那么深沉，以至于以身相殉。临死前她宣称“生得相亲，死亦何惧”。这无疑是飞烟争取爱情的思想武器，她坚信自己的追求是正当合法。这种观念不但当时，甚至现代都有进步的意义，表现女性自主婚姻的要求。
仇杀：《谢小娥传》从另一角度看，无疑是报仇的故事。不同的是小娥是位女子，而她又是靠自己的力量报仇的。为了达到复仇目的，她忍受了各种苦难，先是“流转乞食”，藏身尼庵，广求智能之士解开谜语，后是女扮男装，潜入匪剿等待时机。作者说小娥“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乱常之心”，“知善不录，非《春秋》之义也，故作传以旌美之”，谢小娥是当时乃至后代一致认同的侠性和血气的奇女子。《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七收录的《霍小玉传》也是唐传奇的名篇，表明唐代士人对妇女权益的重视。
纵观唐传奇，我们可看出唐代传奇妇女关照的特点：对“闺门失礼”的支持和理解。对上至相国小姐莺莺，下至侍婢红拂、青衣红线、估客女谢小娥等给予普遍关照，其中对下层妇女的关照更显示作者的进步性。
传奇中女子个个有貌有才，有情有义。作者在广泛关注下层妇女的同时，赋予她们高尚的品质。如《李娃传》，李娃“本长安之倡女也”，却对贫贱的郑生的感情专一，对韦嵛逼迫，绝不屈从，表现忠于爱情，重义轻利的品质。作者在结尾深情地写道：“嗟乎!异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不失礼，循人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矣。”《红线》中红线是“潞州节度使薛蒿青衣”，作者写她“善弹阮，蒿遣掌笺表，号曰内室记”。她虽为婢女，却知书达礼，身怀绝技。她只身潜入军帐中，盗走元帅身边金盒，使“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女侠的出现，也说明一些女子不再是软弱的象征。如《红线》和《聂隐娘》中的女主人公做到了一般男子都可能做到的事。
唐传奇是在大唐帝国孕育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我们试从社会历史层面审视上述关照的原因。
唐代社会的妇女观是开放的，而且具有“近代”意味。这首先与唐代女权强化有关。《颜氏家训·治家》对南朝和北朝妇女做过对比，其中写道：“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北朝的妇女执掌门户，广泛参与各种人际交往，家庭和社会地位较高。李肇《唐国史补》写了一位做大买卖并取得成功的例子：舟人必祭婆官而事僧伽。江湖语云：“水不载万”，言大不过八九知石。然则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老、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此则不止载万也。
唐代社会风气比较开放，对女子比较宽容。武周代唐引起社会价值观的剧烈动荡。武则天参政期间有意提高妇女地位。她修订《姓氏录》将她和其他皇妃家族安排在第一等；她提出“父在为母服齐哀三年”，有意将父与母即男与女提高到同等地位。武则天还开女子直接祭祀天神地坛的局面，在人神交接场合也取得一席之地，与男子平分秋色，这在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都是罕见的。
唐宫妇女积极参政的不少，而且也确实表现出了她们的聪明才干。有人把武则天看成专门玩弄权术的刁女子，这是非常错误的。武则天理政期间，设立了波斯都督护府(668年)，夺得了唐曰“白江之战”的绝对胜利(663年)，军事力量和超级大国的威望超过了太宗朝，达到唐帝国的顶峰。政治上任用姚崇、宗璟，重视农业，发展经济，为开元盛世打下了基础。雄才大略不输其母的太平公主，在三次宫廷政变中起到重要作用，她虽罪臣之后，因才学受武则天赏识提拔为女侍从，专门职掌皇帝文书诏令的起草。唐中宗时仍被信任，封为昭容。她常对中宗广置昭文学士，推荐当朝词学文臣，文章应制辞华出众，以特殊身份或成为诗坛权威，并且笼络了大量文人于她门下。
“揭开了我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序幕”的唐人小说中唐文人李华的《与外孙崔氏二孩》，文中有如下一段“妇人亦要读书解文字，知古今情状，事父母舅姑……此礼凌夷，人从尚且，妇人尊于大夫，群阴制于太阳，世教沦替，一致如此”。李华站在封建礼教立场感慨世风大变，虽不免夸张，但一定程度上也仅反映当时妇女的社会地位。
“唐代小说与现实生活、政治斗争密切联系，因而作品中不可避免就反映出时代的进步，表现出时代的特色。”唐代是我们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的兴盛与市民人口激增。市民阶层的生活影响了作品的表现内容。唐人小说的作者虽有身居高位的上层官僚，如牛僧孺等，但绝大部分是中下层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唐以后，战乱频繁，知识分子陷于困境，从而使唐人小说的作家“处处流露出对妇人不幸命运的关注与哀悯，而且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作家都更热情的赞美歌颂着女子的聪明才智、顽强的毅力和高尚的心灵”。“在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而另一部分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唐传奇叙事结构中对女子才义的展示，是对传统“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的突破：而对女子德行的描写，便是对孔老夫子的古训“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背叛。
同时，唐小说的繁荣与唐代诗文运动的蓬勃发展，新乐府运动“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纲领，古文运动一些进步文艺理论对小说作者有极大影响。当小说的作者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进行创作时，那么他们所加工的活材料具有抗拒文学家专横的阶级缓憎能力。世子创作的另一矛盾是对写作小说本身的态度。在我国漫长封建社会里，对小说是存在着既对立又相互包容的矛盾心理。唐传奇作家面临时代的进步和文学的自身发展，而又面对小说的“虽小道，君子弗为也”的压力，体现了矛盾性。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需要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是否比前辈提供了更多的新东西。我们不能苛求古人。总的来说，唐传奇表现的进步性是主要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