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庄子》中的苦难人生与审美超越

作者:李茂山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傑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这段话的意思,在《庄子》一书中,反复出现,多次强调。如果说,整部《庄子》是一首气势雄浑、神奇瑰丽的生命交响曲,这段话就是其梦幻般的主旋律。属文虽短,却微言大义。至博至深,借此一“斑”,可以窥探到庄子思想精神之全“豹”。
  超凡拔俗,神奇怪诞,以谬悠之语,荒唐之言,说“鲲鹏”以“逍遥”,化蝴蝶而“齐物”,为妻亡“鼓盆而歌”的南华先生。在其故作潇洒轻松的深处,实则是一颗饱经沧桑、受尽苦难、忧患人生的沉重之心。其思想焦点,始终放在人的心灵何以安置、尤其是身处大变革时期个体的精神命运和人格归宿上,这是庄子思想的出发点。“泉涸,鱼相与处于陆”,表层意思是说泉水干涸了,失去生存依靠的鱼群,聚居在没有生命之源的陆地上,倍受煎熬,经历苦难。实质上,这是作者通过寓言式的描述,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轨、“礼崩乐坏”、战乱频繁、生灵涂炭、人心惶惶的现实,所作出的一种形象而深刻的概括。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社会在日益进步,旧的周礼制度和道德观土崩瓦解;一方面,人日益被自己所创造的财富、权势、语言、名利等“物”所统治,人欲横流,“人为物役”,人在自我进化的同时,也在自我异化,这正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困境和苦难。
  在这样的困境和苦难中,人心何系?人格何依?这是庄子时代一个很严峻的人生现实问题。靠“相啕以湿,相濡以沫”的儒家仁义之道吗?“不如”二字,对仁学的人生价值和意义给予了坚决否定。生活在孔子之后一百五十多年的庄子,比孔子更清楚地看到了在一个追名逐禄、争权夺利的时代,“仁学”已成了“禽贪者器”,“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庄子还指出,三代以下实行仁义的结果,并没有出现一个人人相爱,从善如流的美好世界,反倒使社会变成了“殊死者相枕也桁阳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在宥》)的恐怖世界。
  “仁学”的所谓“有用”,无非是被役用,不是被治者所役,便是为功名、利禄所奴,是一种自困自囚之举,身心不得自由,精神不得独立。对此庄子借孔子之口,发出了沉重的感喟:“死生、存亡、穷达,贤与不孝、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得充篇》)那么,人生难道就永远没有希望了吗?相煎之“鱼”就注定永远“处于陆”而找不到生命的甘泉了吗?人性只能在“物役”下流为奴性吗?庄子在苦苦思索。他抗议“人为物役”,他主张“不物于物”,最终他从老子那里选择了“道”。在否定了仁学的人格理想之后,庄子紧接着由“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的苦难人生中另辟一番“相忘于江湖”的新天地,进而推导出“与其誉尧而非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的人格理想归宿。这是庄子审视和体验了苦难人生后的了悟。
  何谓“道”?何以“化其道”就能使人生得以解脱?庄子认为:“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授,可得而不可见”《大宗师》)。“道”,超形、超物、超象,又依附或体现在一切具体的物象或形象上,它指的是永恒而无限的大自然的本体,是一种“天地精神”。其特点是自然而无为,无限而自由;既产生万物,却又是无目的、无意义的:既自然而然,又合乎规律。所谓“化其道”,就是要把大自然的无意义,无目的却又是合乎规律的无限而自由的运动功能作为人遵循的轨迹,“循道而趋”,为人生立法,将“小我”提升为“宇宙我”,以一种开放的心胸,将人道与天道合一,做到“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与无地齐生,与万物齐一”,使人生如“大道”——自然一样,超世俗、超生死、超形骸,成为永恒而无限自由的生命存在。因此,与“道”合一的人生,就是超越的人生,摆脱了日常生活中一切客观束缚和主观烦恼的理想人生。同时。要真心做到与“道”同构合一,必须先要做到“相忘”与“两忘”,即对世俗价值的“无限舍弃”(克罗齐语),不要陷入“誉尧”或“非桀”的社会功利评判,也不要沦入“相啕以湿,相濡以沫”的世俗人伦关系,超越一切“物累”,把受难的个体生命提升到宇宙精神的领域,培养一种宇宙豪情,在自由自在、无所拘役的精神诱导下去“悟道”,进入“逍遥游”与“大宗师”的自由境界。这种对个体生命自由价值的肯定态度,恰恰是人对现实的审美感受的重要特征。因此,与“道”合一的人生境界,同时也就是一种审美境界。在人向自然精神的复归中,在人对世俗功利的舍弃中,将有限融于无限,将主观融于客观,将主体融于本体,在客观合规律性的同时,主观合目的性,使人生呈现出一种无限、自然、超越的美,使人的精神命运,在“相忘于江湖”的审美境界中得到寄托;使人格归宿,在“两忘而化其道”的审美超越中得以实现。超功利而不坠入宗教的迷狂与虚妄,为人生而不流于世俗的平庸与污浊。这样,最终的落脚点,又最后落实在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上。而审美,正是从苦难人生向自由人生过渡的诺亚方舟。
  鱼相与处于陆而敢作相忘于江湖的潇洒奇想,在苦难人生中追求一种“寄沉痛于悠闲”(陈鼓应语)的审美超越,并非是要逃避现实,并非是要让人放弃人的合理存在,而正是一种对苦难现实的抗争,对人格原则的捍卫。对生命甘泉的开掘,正是为了使人在与“道”(自然精神)合一过程中变得更加自由、更加自信、更加富于创造性,从而获得更加合理的生存状态。人的心灵永远充满着一种对自由的向往之情,对完美的追求精神,对自己所残缺的东西的填空意识。当世界处于压抑或困境时,人的自我认知系统便驱使心灵作“逍遥”之旅:因为有限而遐想无限,因为短暂而想象永恒,因为缺陷而幻想完美,因为苦难而追求幸福,从而使美以梦幻的哲学、艺术、宗教及一切带有想象力的精神产品被创造出来,以消除人类文化苦旅和生存困境中的失望、彷徨、寂寞、焦虑与忧伤。庄子的文章及思想,正起着这样积极的“养心”作用。它使人在苦难中依然看到生的希望,在失乐园的时代依然充满复乐园的自信,在干涸的江湖里依然寻得到审美的快乐、自由的天地和“葆真”的灵魂,从而更好地珍爱人生、创造人生、完美人生。“相忘于江湖”的目的正在于在“无限舍弃”一切身外身内的“物累”之后让生命的甘泉永注江湖,喷涌江湖,让它永远成为人类诗意的栖居之所。这正是庄子的生命情调与精神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