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阿克顿的一名名言
作者：林 非
那一天的薄暮时分，正好跟几位喜爱读书和关心时事的年轻朋友，在一起聚会聊天。其中有位朋友忽然提起了从(参考消息)上看到的这句话儿，真是说得太精彩和透辟了，用“一言九鼎”的成语去称赞它，也绝对不算是过分的事情，遗憾的是不知道这究竟出于何典，询问大家是否知晓。
我早就了解这位年轻的朋友，有着比较渊博的学识。求知的愿望也相当强烈，当他突然发现竟有如此闪烁着思想光芒的见解。在此之前自己还未曾知晓的时候，就焦急地想要立即得，到应有的答案。可是整个人类在创造这一部漫长而又复杂的历史中间，积累而成的各种知识，实在是太丰富、繁多和浩茫了，像是无数的山脉耸立在大家的面前。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人，无论是具有多么的智慧、才华和毅力，就算是在他或她所熟悉与精通的学术领域中间，也都无法逐一地攀登而上，获得完全的了解和掌握。
我在毕生的读书过程之间，就深深地感触着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实在是太稀少了，用“沧海一粟“的成语来形容，多么的恰如其分。不过在这样稀少的知识里边，也许我偶然接触到的某些细微的部分。还没有被比自己读书更多一些的朋友所涉猎。由于在喜爱读书的朋友之间。普遍都存在着如此相互交叉的情况，别人知道的，自己不知道，自己知道的，别人却又不知道，因此及时地进行交流与切磋，就是一桩很令人高兴而又分外有益的事情。
我是在好多年前的一次浏览中间。比较集中地查阅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克顿(1834-19D2)的有关资料时，才接触到这句非常睿智的话语的。当时也由于它如此深邃地抓住事情的本质，因而就牢牢地记在心间了。
阿克顿出身于名门望族，他的父亲是英国的男爵，母亲是德国巴伐利亚的女伯爵。他诞生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因为他的祖父曾经做过那不勒斯王国的首相。他童年时期在巴黎上学，后来回到英国读书。从十四岁那一年开始，又在德国慕尼黑的著名历史学家德林格尔家中做客，在他认真的指导底下，学习与研究了整整六年的时间。1855年，阿克顿访问过美国。1858年，他又访问过俄国，还参加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加冕典礼。他在当年回到英国定居之后，做过几年国会的议员，从1895年之后，又被钦定为剑桥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并且主编(剑桥近代史)。在编成的第一卷出版前不久，就溘然长逝了。
并未接触过专门研究欧洲历史著作的朋友们，不太熟悉阿克顿的这个名字，以及有关他生平和著作的概况，这是丝毫也不奇怪的事情。然而这位诞生于一百七十多年前的历史学大家，曾经说过的那一句话儿，只要能够有机会射入自己跟中的话，大概是永远会深深地留存在记忆之间的。
为什么经常要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形呢?因为阿克顿实在是诉说得太精辟了，大抓住事情的本质了。他周围的多少人们，在当时人烟稠密和熙熙攘攘的欧洲各地。从帝王的宫殿中，直至乡镇的小吏之间，只要与社会人生接触较为广泛的话，大概也会隐约地感觉出来，某些有权有势的群落，似乎逐渐发生着这种相当微妙的变化，却往往是习焉不察，无法提升出像他那样阐述的哲理来。而且他不仅指出了缺乏监督的权力，所能够产生的腐蚀作用，还又进一步演绎出无法监督的“绝对的权力”，必定会造成“绝对的腐蚀”，真是层层递进，很足以启人深思。思想家的弥足珍贵之处，正表现在这里，可以极大地提升人类文明的境界。
阿克顿所以能够做到如此的离瞻远瞩，振聋发聩，是因为在他毕生的博览群书与揣摩人生中间，始终刻苦地思索和揣摩着，投入了如此艰巨的功夫，才获得这般探赜索隐的深刻认识，而且还表达得简明扼要，铿锵利落，像一句格言，像一首短诗，像一声警钟的鸣响，深深地叩击着人们记忆的弦索。
阿克顿的这句名言。其实也并不是孤立和偶然的现象，而是在欧洲的思想与文化史上，继承和接受了有些先哲的见解，再融合着自己的感受，进行发挥和创造的结果。
古代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早就在他的(政治学)中说过，“大泽水多则不朽，小泽水小则易朽。多数群众也比少数人不易腐败。单独一人易为愤懑或其它任何相似的感情而失去平衡”，从这样的起点向前拓展，甚至还得出了异常尖锐的结论，“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所以就强调“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清楚地说明了要运用人们共同制定的法律，去进行监督和弹劾的道理。
英国的法学家洛克(1632—1704)，在(政府论)中这样说，“因为一个人既然没有创造自己生命的能力，就不能运用契约或者通过同意，把自己交由任何人去奴役，或者置身于别人绝对和任意的权力之下，任其夺去生命”，而应该“使统治者被限制在他们适当的范围之内”。为了保卫大家生命的安全：当然就必须限制权力的使用。这真是丝毫也不能懈怠的啊!
法国的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在(论法的精神)中这样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吉不易的一条经验”。为了“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正因为他清醒而又深刻地知悉，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喜爱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这竟是古往今来很难出现例外的常规，才会坚定不移地提出，必须建立一种平行的“权力”，以便去有效地“约束权力”，保证民主体制的正常运行。
法国的政治家和小说家贡斯当(1767－1830)，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中这样说，“由权力的本质所决定，只要可以不受惩罚地滥用，它就会得到更多的滥用”，因此就必须通过“权力的分散与制衡”。以便“对主权加以限制”。他的想法跟孟德斯鸠竟如出一辙。
两千多年间的这些思想家，都是从复杂多变的人性中，看出了如此长期执掌权力，不断从中获得较多利益的结果，很有可能想要加以不断地扩大，这样就会使自己的欲望愈益旺盛起来。正是因为洞察了这样可能产生的后果。于是必然就会促使他们，形成了如何缩小和监督权力的种种思路。
阿克顿确平是深沉地融会了他们那些切中肯綮的至理名言。凝结成自己辉煌和璀璨的言辞，于是在1887年致《英国历史评论》主编克莱顿的信中，才写下了这样永远会震撼人们心灵的话语。
阿克顿不仅洞察着人类的历史，在复杂运转中的某些规律和奥秘，还始终都坚持自己道德的信念，认为历史是人类道德状况的记录。他经常谆谆地教导自己的学生，绝对不能容许祸国殃民的败类，逃脱正义的审判和永恒的惩罚。历史的记载正是这样不断地升华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和高尚品质。
针对当时社会中间出现的种种问题，阿克顿也能够勇敢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企匿去纠正这样的弊害。譬如当天主教会于梵蒂冈召开教务会议时，教皇庇护九世竟在七百多名主教面前，悍然提出。教皇永无谬误之信条，引起了强烈的争论，开始发生严重的分裂。此时正值普法战争即将爆发，持反对意见的主教们纷纷离会，庇护九世乘机迫使留下的四百多名主教，于1880年7月，表决和通过了神化教皇的提案。阿克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公开表示极力的反对。作为天主教徒的他，能够如此坚定地采取此种抵制的行动，真是大义凛然。
(选自《随笔》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