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论曹操文学著作中的人才观
作者：何亚雩
曹操能够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取得了较大范围的胜利，完全得力于他具有正确的人才观。这些人才观念和思想不仅贯穿在他一生的政治斗争和军事实践中，而且也非常鲜明地体现在他的许多文学著作中。根据分析，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一、成就大事要“以人为本”
曹操从初平三年(公元一九二年)占据兖洲，分化、诱降青州部分黄巾军，成立“青州兵”起，直至他去世(公元二二○年)，在长达近三十年的统一战争中。他始终执行贯穿了一条“以人为本”的用人路线，清醒地意识到人才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他在《封功臣令》中写到“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在《论争天下答袁绍》中说：“吾任天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就是说：天下有才能的人，只要以正确的方法使用他们，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在《(孙子>序》中借用《易》之所说：“师贞丈人吉。”其意是。军队要搞好，就一定要有威信的人来统率。在诗作《短歌行》中对人才的渴望尤为急迫，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他在《求贤令》中，开篇便指出了人才的作用，“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对人才的作用曹操不仅有过极为清醒的认识，同时他也把自己个人的才干和作用也能够进行客观的评价，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直言不讳地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并强调“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曹操非常清醒地看到，在当时时势纷乱的状态下，他自己个人的力量和影响，对于个人家庭及国家存亡的实际意义。史实也如此。大军阀袁术就是因为惧怕曹操而迟迟不敢称帝。在这里曹操既强调了世间人才在政治生活和军事斗争中的巨大作用，同时也非常准确客观地把自己放在“人才”的位置来阐明个人的存在价值。这些观点，只有曹操能够做到，可谓是千古第一人。而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曹操在进行统一国家的斗争中，体现出“以人为本”的人才观点。
二、选拔人才要“不拘一格”
曹操虽是操纵皇权的大官僚，但他却是一个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典范。他对人才的重视和提拔是一般人无法比拟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大胆地冲破了历代用人标准，敢作敢为，他“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于禁、乐进、张辽、徐晃等，他们有的曾经是一般的普通士兵，有的是曹操敌对军事集团中的将领，可曹操就能敢于提拔，大胆使用，他们一个个都在曹操的统一战争中成为冲锋陷阵、建功立业、镇守一方的三国名将。这种不拘一格提拔人才的思想在他的文学著作中体现得尤为充分。他在《求贤令》中说：“及其得贤者也，曾不出闻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在《取士母废偏短令》(即《求贤第二令》)中进一步强调：“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而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他在这里明确地表示，对于像陈平、苏秦那样有真才实学的人，即使没有那些虚伪的封建道德标准，也应选用，不可遗漏。他还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索性直言道出：“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曹操列举了商汤大臣伊尹原为一个陪嫁的奴隶，春秋时帮助齐桓公进行政治改革，使齐国迅速强盛起来的管仲，原来是曾经射杀过齐桓公的敌人，汉初名相萧何，曹参初为县吏，韩信是胯下之夫，陈平负有盗嫂受金之辱，吴起是个母死不归、杀妻灭子的歹徒，然而他们具有“治国用兵”的雄才，能够成就大业，所以曹操在《举贤勿拘品行令》(即《求贤第三令》)中感叹地说：“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正是曹操能够明确地提出不讲门第出、不问恩怨宿敌、不管声名好坏，只要是人才，就要大胆地提拔使用，所以在他的周围才陆续聚集了像文士荀彧、郭嘉、贾翊、苟攸、许攸、陈琳等，武将如典韦、张辽、徐晃、于禁、乐进、程昱、曹洪、夏侯兄弟等一大批愿为统一战争效力的能人志士。这些人以曹操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核心和军事集团，为中国北方大统一的最后胜利奠定了雄厚的人才基础。
三、使用人才要“奖罚分明”
王沉(《魏书》评曹操)评价曹操的用人之术是“勋劳必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曹操正是坚持这个用人原则。所以才能充分而广泛地调动了有利于统一集权的积极因素，消除了不利于统一集权的消极因素。建安八年，他发布的《论吏士行能令》中就强调：“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性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未阿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他在《<孙子)注》中更是明白地告诫大家：“明赏罚，虽用众，若使一人也。”这种“奖罚分明”的用人原则不但贯穿在曹操一生的政治生活和军事斗争的实践中。而且也体现在他大量的文学著作之中。如建安十二年《请增封荀彧表》中，他向汉献帝列举了荀彧在与袁绍大军官渡决战前后的功劳，并检讨自己在强大敌人面前“时众寡粮单，欲图还许”的退缩思想，多亏荀彧的“深建宜住之便，远恢进讨之略。起发臣心，革易愚虑。”才使得自己“坚营固守，徼其军实，遂摧扑大寇，济危以安。”曹操认为苟或虽不是冲锋陷阵的武将，但他能够深谋远虑，提出积极的建议，达到“以亡为存，以祸为福”的效果，这样的功勋真正是“谋殊功异，臣所不及”。所以曹操要求汉献帝学习高祖刘邦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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