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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的思想特色

作者:夏继先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南北朝时期有关东汉到南朝刘宋人物轶事的杂史,分德行、言语等三十六门,记载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轶事,主要是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故事。《世说新语》深受历代文人的喜爱,其原因除了《世说新语》记述的人物本身与众不同的言行之外,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是书中记述了处于血雨腥风变幻不定的时代的士人对生命的感悟与对现实的超脱,也表现了《世说新语》作者对生命的感悟。
  《世说新语》记述的时代是变幻莫测人生无常的,但《世说新语》记述的世界是充满情趣的,许多故事往往表现出喜剧色彩,使人读来情趣横生。例如,王戎以俭啬著名,吝啬达到了令人可笑的程度:“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世说新语·俭啬》) 儿子结婚只给他一件单衣,事后王戎还给要了回来。“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世说新语·俭啬》)“王戎女适裴颁,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世说新语·俭啬》)这些可笑的行为发生在十分富有、地位非常高的一代名士王戎身上。再如,庾翼在丈母娘和妻子面前表演骑马的本领,“始两转,坠马堕地”,而他则“意色自若”(《世说新语·雅量》)这是一个滑稽好笑的场面。在这里缺点或过失成了富有情趣的品格或行为。文本似乎不是要嘲讽,反倒像是在欣赏。人物不以其缺点为缺点、以其过失为过失,也似乎对其缺点或过失缺乏自觉,因而仍沉溺或执着于这种包含缺点或过失的原态生活。这种无所顾忌的缺憾,这种我行我素的生活,从反面说明了人物出乎自然的本性。这些喜剧性的小品使人轻松和愉悦、令人慰藉和满足。一方面是安死,一方面是乐生,这使得《世说新语》有着一种明朗而高远的情绪氛围,体现了人们对现实拘系的摆脱。
  《世说新语》中有许多对人的形象的描述和赞美。这种描述和赞美固然可以看作是对人的外貌形象美的一种发现,但作品更为注重的是人的整体形象美的核心在于精神的超拔,在于神。于是,精神化的外貌不是以肉体的强悍为特征,而是以身体的弱化、虚化为代价,似乎只有肉体的弱化、虚化才能更好地呈现、突出精神,以免因为肉体的强悍而淡化精神。这在卫玠的身上体现得再明显不过了:“王丞相见卫洗马,曰:‘居然有羸形,虽复终日调畅,若不堪罗绮。’”(《世说新语·容止》)“卫玠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世说新语·容止》)这是对文弱的直接赞赏。
  《世说新语》对于生命的感悟,对于现实的超脱,最重要是通过真正的名士来表现的。这些士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为之士,一类是放诞之士。前者从容平静、独立超然,后者我行我素、无所顾忌。无为的名士守持自己本性,不受外界外物的干扰;放诞的名士按照本性行事,不受外界外物拘系,以平常之心做骇俗之举,也表现出从容超然的心态。因此,不管是无为还是超然,其出发点都是本性的自然,都是不受外物所累,都是为了摆脱现实的拘系,以获得精神、人格上的自由。他们超越现实(有时也是躲避现实)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饮酒、可以遁林,如竹林七贤。竹林成了一个界限、一道屏障,将俗世隔离开来,在林中形成一个自由高雅的精神世界。进入这个竹林,也就是从现实退避到精神的世界。
  魏晋时期社会人生的惨烈甚于其他时期,朝不保夕、惶惑恐惧成为普遍的社会心态。因此,人们愈加关爱脆弱短暂的生命当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名士们放任自然,寻欢作乐,啸歌箕踞,服药行散,执麈玄谈,都是出于对自己生命的关爱。在这种关爱中贯穿着一个理想,就是保持生命的本性或本真,使之不受他物拘系。这就是庄子所讲的“无待”、“物物”。庄子所塑造的“神人”“至人”“圣人”形象就是能保持自己的世外高人。如《庄子·田子方》中讲的关于“至人”:“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这种绝对自由的境界经过老庄诗性语言的描绘、渲染,激发了名士们的热切向往,得到他们的呼应和实践。因此,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这里反差极大,时代的痛苦与士人的超拔,朝野的动荡与士人的从容,社会的冲突与士人的平静极不相称。但魏晋风度的表现形态是超拔的,其内涵是智慧的,其结果是高雅、明朗而深刻的。
  
  夏继先,河南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