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9年第1期

鲁迅笔下的国民性

作者:钱德宝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使国民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制和毒害,造成民众的愚昧、麻木和冷漠。鲁迅的一生都在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可以说,鲁迅对国民性的研究和探索非常深广,他从现实人生的精神病态出发,对国民精神上的各种痼疾进行具体解剖,国民身上的种种精神病症无不在他的笔下暴露无遗。这些精神病症中的主要痼疾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愚昧。在鲁迅的笔下,国民的愚昧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小说《药》突出地描写了群众的愚昧,主人公华老栓愚蠢地相信人血馒头能治痨病,居然让孩子把革命者的鲜血当“药”吃,而且对革命者极端的冷漠,对刽子手康大叔反倒毕恭毕敬。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深受封建礼教的毒害,愚昧迷信,节烈观念在她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如果她没有再嫁的罪恶感,对鬼神的恐惧就不会那么强烈。因为有了这样的罪恶感,她一直想摆脱,想赎罪。她捐了门槛,自以为摆脱了罪孽,却不被社会认可,最终成为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此外,闰土的迷信,阿Q的浑浑噩噩,单四嫂子的不知主宰命运等都对此作了深刻的揭露。
  
  二、卑怯。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这里的“愚”就是愚昧,“弱”就是卑怯。鲁迅指出:“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华盖集·这个与那个》)这些现象都是卑怯的表现。鲁迅还指出,欺软怕硬也是卑怯,他说:“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华盖集·忽然想到(七)》)阿Q的“精神胜利法”里也有“卑怯”的体现。他说自己是虫豸,“儿子打老子”,“君子动口不动手”,他的癞疮疤别人“还不配”,以及他的“忘却”、他的“怒目主义”,他从赌场回家打自己的嘴巴,他对小尼姑的肆意戏弄,他和小D的“龙虎斗”等等,全是卑怯的曲折表现。此外,还有鲁迅常常进行针砭的中庸、调
  和、敷衍、苟活、爱面子等等,其内核实质也是卑怯。
  
  三、冷漠。鲁迅认为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爱”,他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这种麻木冷漠的现象,在鲁迅的小说里比比皆是。小说《药》中的夏瑜被斩首示众时,那些赶来鉴赏这杀人盛举的看客是如此,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其人生悲剧之所以产生,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她周围民众的冷漠、无情甚至残忍。类似的还有孔乙己、单四嫂子、阿Q、七斤周围的那些群众,他们同样都冷漠无情,同样拿他人的痛苦作赏玩。
  
  四、贪婪。鲁迅曾经指出,在外国人那里,“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在中国却“单有我,单想取彼”。其目的就是要得到“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并认为,“威福、子女、玉帛”这三样,“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阿Q就是其中的一个,虽然他曾经穷到只剩下一条万不可脱的裤子,但他的理想却是很高的。当革命到来的时候,他所追求的也是“威福、子女、玉帛”,他幻想作威作福,想杀谁就杀谁;他财迷心窍,要把元宝、洋钱、洋纱衫、宁式床搬到土谷祠;他还想妻妾成群,拥有女婢男仆为他所用。鲁迅通过阿Q这一形象,写尽了国民的贪婪自私。其他的还有康大叔、夏三爷、阿义、杨二嫂等等,也都是以贪婪自私的形象出现于鲁迅的小说中的。
  鲁迅先生一生都在思考国民性问题,他以笔为刀,解剖国民的灵魂,对民族精神中的消极方面给予了彻底的暴露和批判,意在“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从而“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钱德宝,教师,现居河南固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