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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８０年代以来中国儿童小说的思考
作者：孙 倩
一、题材意义：转折期的成长
首先应该肯定的是，少年题材的小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是由少年期在儿童成长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决定的。与“第一反抗期”，即出现自我意识萌芽的四岁左右的幼儿期相对应，少年期又被称为“第二反抗期”，[1]儿童在这个时期开始寻求并试图确立自我同一性。刘绪源在《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中，也曾表明青春期的文学，处在儿童文学的母题向成人文学母题转变的临界点上，内涵往往最丰富，有可能成为最有深度的文学。[2]
这种转折时期，往往使少年身上具有矛盾之处：一方面，他们还是孩子，儿童的可贵品质如强烈的好奇心、想象力和充沛的情感等都还明显高于成人；另一方面，他们开始意识到“自我”的重要性。作家往往能在他们身上挖掘出“成长”的意义。这并不是说少年之前的时期就不具有“成长”的意义，只是相对于风平浪静的直线式推进，少年正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选择时，意义也就更重大。
就拿李有干的《大芦荡》来说，它被称为“少年乡土小说”，在这里，“少年”是在“乡土”之上的，“乡土”只是为少年的成长提供一个载体。形象塑造上，富子哥是个不可忽略的人物。正是他，这个当时还只有十几岁的少年担起了生活的重担，也使他的弟弟“我”逐步懂得了生命的意义。
这种成长相对于少年之前，往往带有一抹厚重感。成长通常会在此发生质变，很多少年期的选择对人的一生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
二、意义之外：我们的思考
虽然说少年时期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儿童小说的经典之作也是少年题材的居多，但是我们还应该意识到，对少年题材的一贯重视，也使得中国儿童小说遇到了一些问题，所显示出的一些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我认为，中国对少年文学重视的原因和不良影响主要有：
（一）中国的儿童文学还不够“儿童本位”，造成幼儿文学发展的滞缓。
周作人早在五四时期就提出了“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但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几次都背离了这个原点，就算是在新时期也没有完全摆脱。对少年题材小说的重视，也可以说明这一点。相对于童年期的其他时段，少年期的儿童从生理和精神层面，都更接近于成人，是儿童中的“小大人”。作家选择他们做主人公，更多地折射出其“成人本位”思想。在少年题材的小说中，一般都有正面的少年和不是十分优秀的孩子两类形象，正面少年通常成为榜样令其他孩子发生转变。这其实是通过另一种形式完成了成人作家教育儿童的梦想。很大程度上，中国儿童作家的儿童观还是“成人本位”的，即使不再是作家本人居高临下的教训，也还是免不了通过其他的方式实施教育，少年文学就是他们选择的一块实验田。
正因为这一点，中国的童年文学和幼儿文学优秀作品少有。像方卫平在《中国儿童文学五人谈》中说到的，西方青少年文学是单划出来的，而中国则不是这样。对此，他提出了“小儿童小说”的概念，表达了他对于少年之前的儿童的关怀。[3]与西方一大批的“小儿童小说”的上乘之作，如凯斯特纳、中川李枝子、戈西尼的作品相比，中国类似的作品不仅数量上太少，而且质量更是差距很远。在体裁方面，这种“成人本位”的思想，也使得诸如图画书等在中国发展滞缓。
（二）中国儿童文学依然偏重思想，造成作品幽默性、幻想性低。
中国历来的文学传统就是“文以载道”，少年小说也是以“少年的成长”为切入点来表达一种厚重的意义，作家的创作缺乏幽默性和幻想性，或者质量较差。
1、外在的幽默
拿秦文君的《男生贾里》为例。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中国幽默儿童小说的代表作。读者自然也会被其中的一些事件和情节所逗笑，但是这种笑，通常只是主人公的语言、动作带来的，可是，似乎笑完了也就结束了。我总觉得，这种幽默是外在的。作家总像个旁观者，即使能够看出她对主人公的调皮行为是赞许的，但不免融入不进去，只是像个局外人，看着她笔下孩子的欢乐，点头微笑。
而西方的作品则不是这样，拿凯斯特纳的作品为例。不可否认，凯斯特纳的幽默得力于他的语言。幽默离不开语言，但是决不单单只是语言。他的幽默与他的儿童心性息息相关。读他的作品，时时让我感觉他似乎就是作品的主人公，他也时常就把自己和作品中的人物安置在一起，和孩子一起疯笑玩乐。文学和现实的紧密结合，使得作品的幽默不仅仅停留在语言上，而成为作家的一种生活态度和方式。这种幽默是内在的和生活的智慧。
与之相对，中国的幽默小说不得不退居其次了。
2、遥远的幻想
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的幻想一直比较薄弱，而相对发达的又是科幻小说。中国式的幻想，是“遥远”的, 乐于关注未曾经历过的世界，而不擅于在现实生活中发掘出想象的资源，幻想和现实始终相距较远。
我认为，这种幻想方式的不同，也是受中国作家重视思想和意义的影响。重视科幻小说，就是因为作家认为对外太空、虚拟世界的描写，可以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是推动科技发展的动力。置身于现实世界，他们却找不到幻想的立足点，或者是不懂得、不屑于描写现实中的幻想，这种司空见惯、近在眼前的幻想没有重大的意义。这并不是个小问题，而是关涉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大课题，很多时候，想象力也成为作家传达意义的一种工具。
（三）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偏离自然、朴素的艺术品格。
从本质上说，儿童文学的艺术品格应该是自然和朴素。少年文学的创作也应该符合这一品格。但是，作家对于思想意义的重视，也使得作家的创作有时偏离了这一艺术品格。
以曹文轩的作品为例。曹文轩的少年小说让人得到一种心灵的洗涤。但是，这也正是他偏离儿童小说艺术品格之处。他往往采用散文化的笔调来构筑小说。虽然作品也是由一个个的故事串联而成，人物性格分明，但是整体来说，是诗化的，作品从始至终洋溢着一种唯美的气息，这就与儿童的审美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作品更多的意义和成功在于选取童年表达作家对生活的感慨，在于它所营造的“生活气息”而不是“少年形象”和“故事情节”。这与儿童文学重视故事性、塑造鲜明的人物性格都是相背离的。
除了曹文轩的散文化、诗化倾向，很多作家在创作视角上通常采取“童年视角”。这虽然是用儿童的眼光来看世界，但是所写的基本是成人世界，关注的焦点脱离了儿童自己的世界本身。例如曹文轩《草房子》桑桑对白雀与蒋一轮爱情的关注；李有干《大芦荡》“我”眼中的匪乱、旱灾、外敌入侵；《男生贾里》中不时透露出的对家长、老师等成人的看法等等。而孩子们更感兴趣的应该还是纯粹描写他们自己生活的作品。作家选取这种角度，目的可能是想表现成人与儿童世界是人生不同的两极。但是，高扬儿童世界的可贵之外，我想，更主要的是表现自己对成人世界的批判，在对孩子的赞赏中弥补自己在现实中的失落。儿童文学作家的自我表现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对自我表现的过于重视或者是手法的不恰当，反过来也会影响作品的质量。少年题材的小说往往就写得太过于像小说，而脱离了少年。
另外，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形式探索”热潮，很多作家过于注重结构、语言等的“标新立异”，使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走了不少弯路。
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进和中国儿童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对少年之前的儿童，作家也越来越重视。但是比之少年题材，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纵观80年代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不仅在小说领域，而且整个中国儿童文学都是偏重少年的，“大孩子”如果是一个世界，“小孩子”则还只是个小乐园，其热闹和冷清自不必说。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发现问题，才能使中国的儿童文学获得更好的发展。
注释：
[1]朱自强.儿童文学的本质[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224.
[2]刘绪源.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265.
[3]方卫平等.中国儿童文学五人谈[M].天津:新蕾出版社，2001.111.
孙倩，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