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会场上的各位是不假思索就相信了这个说法的。现在人们都已经知道，这并不是休会四天的真正原因。 多年之后，李维汉公开了这个秘密： “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 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 会反映出来的意见， 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5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 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 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 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 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 的思想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 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 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 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 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 行领导内行之后， 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 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 决心。”[1] -------- [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3页至第834页。 这样中途改变主意的事，以前和以后都有，只是这一回的改变似乎太快了一点。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是4月27日，到写这篇《事情正在起变化》的5月15日，才过了18天。既然意图已经改变，中央统战部必须按照新的精神部署下一步的活动。座谈会显然不能再按原定方案进行，必须调整部署，这就是休会4天的真正原因。 从李维汉的回忆中可以知道，这一次是鸣放中的一些言论促使毛泽东改变决策的。罗隆基说的“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这话，并不是说毛泽东的，他不会把毛也看作小知识分子。反右派斗争中吴晗揭发过这样一件事：罗隆基颇有点愤愤不平的对人说过，周思来是南开出身的，毛泽东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 （8月11日《人民日报》）可见他是把毛泽东周恩来看作同他自己一样的大知识分子的。他说的，“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这话，其实就是“外行领导内行”的另一种说法，更深一层的说法，说的是当时几乎遍及一切机关学校的普遍现象。座谈会上张奚若、沈雁冰、严希纯等人的发言都谈到了这一点。可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毛泽东有过受到大知识分子冷遇的痛苦经验。这情形他曾同斯诺谈过。那时，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每月工资八元的助理员，“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意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2] 后来，还有从苏联回来的共产主义的大知识分子，也轻视他，说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他自尊心受到的伤害多年没有愈合。直到他成了国家的元首，可是在内心深处，也还并没有完全消除这种怕被大知识分子看不起的顾虑。1958年他写给第一师范的同窗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3] 人人要经历，就是我毛泽东也经历过的。写这信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回忆到了当年傅斯年罗家伦辈以及王明洛甫等人对自己的冷淡呢？ -------- [2]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 [3]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8页。 这种个人心理方面的原因是十分隐蔽的，更重要的是政治方面的考虑。在这一段虽说时间不长的整风鸣放中，放出的言论不论其涉及范围和尖锐程度都大大超出了毛泽东的预计。长时间里，毛泽东受了自己所办报纸的蒙蔽。报纸是受着严格控制的，任何强烈一点的不满，任何稍稍涉及要害的批评，都不会出现在报纸的版面上。从一版到四版，看到的都是一片歌功颂德，感恩戴德。当他长时间阅读这种报纸之后，渐渐地，他也信以为真了。以为这些报纸反映的就是群众的真实情绪。现在他发动整风运动，人们在和风细雨地批评某一位科长（甚至还有某一位处长！）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老爷架子等等的时候，一定会更加由衷赞颂领袖的英明伟大。 没想到事乃有大谬不然者。5月16日，他在起草的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承认，“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4] 他没想到，七八年来的执政地位，而且不具备权力制约和舆论监督的机制，已经使他的党受到了怎样的腐蚀；他没有想到，七八年间，一方已经积累了多少失误，而另一方已经积累了多少怨气。因此，当长期防范的悠悠之口一旦撤防，情况就像大河决堤一般不可收拾。他突然看见了党群之间矛盾的广度和深度。他终于认识到：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任何民主化的试验都是有害的，有限度的言论开放不但不能起到排气阀的作用，反而会使不满情绪得到扩散和加强，从而成为对思想控制的有力冲击。必须迅速制止事态的这个发展趋势。 -------- [4]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下卷，第609页。 当时是有人看到这一点的。6月6日章伯钧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同民主同盟的几位教授座谈的时候说： “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 的。民主党派提意见向来总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估计到党会犯 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7月4日《人民日报》） 章伯钧说毛泽东对事态的发展估计不足，是事实；可是章伯钧自己对毛泽东也太估计不足了。在这个局面之下，他也许有那么一瞬间感到收不好放也不好吧，但至少当章伯钧在座谈会上作此种估计之前三个星期，他早已不再犹豫，下定收的决心了。只是这时他只跟党内可靠的同志们打了招呼，而报纸上鸣放的势头并不稍减。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开座谈会的那时，章伯钧还蒙在鼓里，两天之后突然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才瞠目结舌大吃一惊吧。 促使毛泽东下决心收的，除了整风鸣放中那些过激的言论之外，还有一个也许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鸣放揭露出来的矛盾使一些工人和学生情绪激昂，闹起事来了。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前两天，5月13日，《人民日报》以《谈职工闹事》为题发表社论，它一开头就说：“近一个时期，在某些企业里，发生了一些职工群众请愿以至罢工之类的事件。”社论没有举出任何具体事例。某些企业是那些？最近时期是哪天？请愿罢工所为何事？经过如何？一概都没有说。它只说了这些事件“发生得极少，范围也很小”。不过人们可以设想，如果事情真是这样不值一提，为什么要让《人民日报》专门为这事发一篇社论呢？大约可以认为，《人民日报》发社论，就表明这事有一定的数量和规模。 不但有工人闹事。毛泽东说，“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石家庄一个学校，有—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5] -------- [5]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2页至第333页。 1957年对毛泽东更直接的刺激来自报纸。在习惯于党性很强的党报的眼睛看来，这一时期的《文汇报》《光明日报》《新民报》等等是太刺激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突出地提出了报纸问题。其中说，那些“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的右派，“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说的都是右派在新闻界的表现。而且，他还以为“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6] -------- [6]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4页、第425页。 就是这样。政治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新闻界（《文汇报》等等），教育界（教师和大学生）……都出现了右派进攻的形势，反击右派是必不可免的了。 苏联解体之后，秘密档案公开，从其中可以看到：甚至在取得胜利之前的1947年， 毛泽东就已经有了不要民盟之类的民主党派的意思了。《百年潮》1998年第1期所载邱路写的《斯大林特使密访西柏坡——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一文中，提供了这样一个材料：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斯大林不赞成毛的这个意见，他在1948年4月20日的复电中说， 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从而扩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应当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后建立的中国政府，就其政策而言，还是民族革命的，即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目前还难以预料这将持续多长时间，至少在胜利后会是这样。这也就是说，暂时还不能实现土地国有化和取消土地私有制，不能没收所有大大小小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财产，也不能没收大土地占有者以及依靠雇佣劳动的中、小土地占有者的财产。要等到一定时候才能进行这些改革。即使是南斯拉夫，除了共产党以外，也还有其他政党参加人民阵线。 从这里可以知道，早在1947年的11月，那时国民党还有强大兵力，战争胜负未分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有了在胜利之后抛弃民主党派的意思了。只是因为斯大林的电报，才把这事推迟。现在到了1957年，不但完成了土地改革，还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到了可让这些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离开政治舞台的时候了。可见这一场反右派斗争，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可以追溯到十年以前，而罗隆基等人的刺激性的言行，不过是促成此事的触媒罢了。 到了5月中旬， 毛泽东已经决心反右。但是这时所确定的，仅仅是一个战略进攻的方向，还没有来得及对这一场斗争作出很具体很周密的考虑。甚至怎样称呼这一场斗争的对象也几经斟酌。 “右派分子”这名目并不是一开始就定下来的。5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中说的是“在群众中暴露右倾分子的面貌”[7] ，“右倾”，还不过是一种政治倾向，还不算特别严重；5月16日发出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说的是“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8]，5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中说的是“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9]，两个指示用的都是“右翼分子”，这个用语就已经是着眼于政治上的归宿，已经很接近于最后的定名“右派分子”了。“右派分子”这个最后确定的标准称呼，是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定下来的。从这个用词变化来推断，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的最后定稿必在5月20日的指示之后。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此文题目下面所注出的5月15日，当是写出第一稿的日期， 写完之后又经过了修改。如果说此文在5月15日就已写定成为现在人们见到的这样， 那么5月16日、20日的指示就不会再采用“右翼分子”这个后来没有再用的称呼了。 -------- [7]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3页。 [8]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4页。 [9]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4页。 这些指示对于即将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作了部署。14日的指示提出了这样一项策略：“我们党员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10]16日的指示再次提出了这个策略，其中说，“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11]。5月20日的指示提出：“左翼分子前一时期不宜多讲话，共产党员则采取暂不讲的方针”，“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12]。 -------- [10]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3页。 [11]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4页。 [12]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4页。 人们从毛泽东起草的16日指示中可以看到，他在下决心反右的时刻，仍然怀着听取党外人士批评以克服那些太刺眼了的弊端的愿望。他说，“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大有利益。”毛泽东在这个指示中还说：“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提拔和待遇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13]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提出的一些意见，例如党与非党之间的墙和沟，一些党员的特权思想，外行领导内行等，实际表示了接受。他说，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可见这时他一方面要反右，一方面还是希望消除一些整风鸣放中揭露出来的弊端。 -------- [13]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0页。 宣告决策改变最重要的文件，是《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 文章一开篇，毛泽东就痛痛快快地论证了左比右好的道理。左，或者用当时常用的更规范化的提法，教条主义，“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而右，或者说修正主义呢？“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如果说前一段整风鸣放的锋芒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即针对了左的话，那么现在到了把方向转过来的时候了。这篇文章认为，“几个月以来”，大约是说从2月的最高国务会议划分两类矛盾和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动员鸣放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而且，这篇文章认为，前一段的批教条主义，有批过头了的，有批错了的，“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错误。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误认作‘教条主义’而加攻击”。这种情况当然必须纠正。 这篇文章提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这样，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就成了反右派斗争的重点。除此之外，这篇文章还提出了在文学艺术界、新闻界、科技界、工商界反右派的任务。 在几百万知识分子中要划分出一部分右派来加以打击，总得有一个划分的标准。根据一个人批评的对不对来划分行不行？不行。这篇文章认为：“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这就是说，即使你的批评被承认是对的，被采纳了，也不见得你就一定不是右派。是否右派，要看政治态度。这篇文章提出：“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也就是6月份在报纸上公开宣布的六条政治标准中最重要的两条。 如果一个人声明他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了，是不是就可以保证不划为右派呢？也不一定。因为，这篇文章表示：“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如此说来，这个标准的掌握，也就难了。幸好这篇文章还提出了一个判别邪正的简易标准。它说，“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只要看尾巴的状态：夹紧的是正，翘起的是邪，就同用试纸检验溶液的酸碱度一样简易和明了。这里说的虽说是已划右派之后，其原则也可以追溯到未划右派之前。夹紧尾巴，低首下心，驯服之态可掬的，当然不必划为右派；尾巴翘起，桀骜不驯，不易驾驭的，就以划为右派为宜。 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使用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样的军事语言，可见他是把反右派斗争当作一场战争来指挥的。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还有一项重要的意义，就是提出了新的知识分子政策，宣告1956年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提出的知识分子政策已经失了时效。当时，周恩来说，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而《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我们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又团结又斗争，将是长期的。”这句话包含了三项内容： 第一，知识分子是跟资产阶级相提并论的，对知识分子跟对资产阶级是实行同一个政策。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这样一相提并论，就是把知识分子置于革命对象的地位，是需要加以打击的社会成分了。一年之后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个见解，正式提出“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思想，明确声称“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是两个剥削阶级中的一个，从而使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具有某种程度理论的形态。 第二，对知识分子如同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一样，要领是又团结又斗争。1956年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党前来参加中共“八大”的代表谈话时，把这个“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讲得很具体，就是“必须斗争的就作斗争，可以团结的就团结起来”[14] 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说：“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15] -------- [14]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0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5页。 在对知识分子实行这个政策的时候，开始，可以团结的有郭沫若辈，必须斗争梁漱溟胡风辈；到了此刻反右派斗争之时，必须斗争的有罗隆基、章乃器、曾昭抡、徐铸成、储安平、冯雪峰、丁玲等数十万人，可以团结的有吴晗、翦伯赞、李达、邵荃麟、叶以群、刘绶松等一批人，团结他们来写批判右派分子的文章，来作批判右派分子的大会发言；到了几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这吴晗、翦伯赞、李达、邵荃麟、叶以群、刘绶松等人又成为不可以团结而必须斗争的人了，这些人一直被斗争到或者自杀殒命或者瘐死狱中，“含冤去世”；到最后，可以团结的只有张春桥、姚文元、冯友兰、杨荣国等几个知识分子，而必须斗争的有若干反动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分子，21种人以及几百万臭老九。总之，可以团结的越来越少，必须斗争的越来越多。 第三，这将是一条长期执行的政策。果然，这条政策一直执行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共计22年。 《事情正在起变化》是个内部文件，甚至党内不可靠的人也是不给看的。一些获准知道新精神的人，当他知道政策的突然转变和政治风向的突然转变，还是感到十分震惊。作家黄秋耘回忆说： “我记得十分清楚， 1957年5月18日的晚上，我在邵荃麟家里聊天， 顺便向他请示一下有关《文艺学习》的编辑方针，因为韦君宜当时下乡去 了，《文艺学习》的编务是由我主持的。我跟邵荃麟很熟，几乎无话不谈， 虽然在职务上他是我的顶头上司，但我对他完全没有下级对上级那种拘谨， 他对我也完全没有上级对下级那种严肃。那天晚上，他兴高采烈、眉飞色 舞地对我畅谈他在浙江视察时的种种见闻（他当时是人大代表）。他在杭 州召开过几次文化界人士座谈会，鼓励大家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收效 甚大，人心大快。（到了十年动乱期间，他这些行动都被说成是‘煽风点 火’了。）对于《文艺学习》的编辑方针，他强调要‘放’，大胆地‘放’。 他认为，《文艺学习》组织对《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讨论，好得很， 甚至引起了毛主席本人的注意。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谈到了这篇 作品，还替这篇作品辩护了几句，说北京甚至中央都有官僚主义，王蒙反 对官僚主义并没有错。当然，小说是有些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但没有政治 性的错误。毛主席直接出面替一篇文艺作品说话，这是从来也没有过的事。 我们正谈得起劲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邵荃麟连忙走过去接电话。 不到两分钟，他登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只是连 声答应：‘嗯！嗯！’最后只说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马上就来。’ 我看了一下手表， 已经是9点20分了，肯定是发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 事件，要召开紧急会议。他放下了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周扬来 的电话，唔，转了！’至于究竟怎样转法，他没有说，我自然也不便问。 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又叮嘱我一句：‘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 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这样会引 起怀疑的。’我知道他马上要出去，就连忙告辞了。”[16] -------- [16] 黄秋耘《风雨年华》 （增订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5～176页。 回忆了这一段往事之后，黄秋耘感慨说：“唉！倘若我早十天半月就知道了这个‘转’的消息，该有多好呵！我可以挽救许多人。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在十天半月之前，也许谁也不会知道，风云突变，马上就要发动一场雷霆万钧的反右派斗争。” 那些没有资格阅读内部文件，没有机会旁听内部电话的人苦了。他们不知道反右派斗争正在一声不响地从容布置之中，还在一个劲地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 经过调整部署之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邀民主党派负责人继续举行座谈会。休会之后的第一次座谈会在5月21日举行。看来还是这样一些人，还是一样热烈的发言，还是照旧每天详细登报。看不出气氛有什么变化。如果他们之中有谁感觉到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该不会那么不识忌讳地侃侃而谈了吧。座谈会的主持者当然是成竹在胸，这时倒是真有一点钓鱼之意了。就像《水浒传》上阮小七对卢俊义唱的渔歌那样，“准备窝弓收猛虎，安排香饵钓鳌鱼”，甚至并不需要什么香饵，就有鳌鱼，不，鲨鱼上钩了。 下面依旧摘录一点《人民日报》上刊出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5月21日 第一个发言是章伯钧。他说，近二十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很正常的。这证明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他举出引起了很多讨论的学校中党委治校问题为例，他说就他接触到的朋友来说，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党是可以从政治上领导科学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这种制度有缺点，发生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缺点。因此大家认为应该更多地听取教授和学生的意见。 章伯钧还提出，现在是中上层人物发表意见，今后应该彻底地广开言路，希望这次整风能听一听基层人民的意见。他说，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重大问题，可以多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他提到过去一些工作中的失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的讨论，就会减少损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再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我看包括党内的一些同志，大有问题，相当混乱。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章伯钧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关于政治设计院，章伯钧就是说了这样几句话。这却成他的代表言论，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集中的批判。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四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他提出的政治设计院是企图在我们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外，另外成立的一种国家权力机关，目的不外是想使我们的国家政权离开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 （6月27日《人民日报》）章伯钧在民盟中央小组批判他的座谈会上解释说，我说到政治上的设计院问题，设计是工程技术人员的事，不是居于领导地位的。（6月 11日《人民日报》）看他说的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没有把共产党包括在内，显然是认为共产党是领导党，不仅仅是起一种提出设计方案的设计院的作用。章伯钧不懂得，工程技术问题上是允许有许多设计院的，这在政治方面却是不被允许的。即如鸣放，毛泽东说的，是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是右派才把鸣放涉及政治。对待鸣放尚且如此，当然更不能允许有什么设计院设计出政治方面的方案来。章伯钧是出于对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尊重，没有把共产党也算做一个政治设计院。毛泽东却是把他的党看作政治设计院的， 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上讲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说“这个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是中共中央这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不是章伯钧那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17]。中共中央这个政治设计院是不加引号的，章伯钧那个政治设计院是加了引号的。不言而喻，只有中共中央才是唯一的政治设计院，而毛泽东就是这个设计院的总设计师。 -------- [17]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3～494页。 在这一天的座谈会上，章伯钧还说：大多数教授都反映说会多，这要看什么样的会。假使是千篇一律的报告会，形式主义的会，最好是少开一点。比如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的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但如果能够提出问题，拿出材料认真讨论，有丰富的内容，能够发挥各个人的见解，这种会大家不会感到多的。章伯钧的这个意见后来也遭到了集中的批判。 章伯钧说完，邵力子立刻起来同他辩论。他说，我是参加了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的，伯钧先生说文字改革只是几个人关起门来稿的，这样说是太冤枉了。事实上，每个方案提出时，文字改革委员会都征求了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全国政协也讨论过两三次，伯钧先生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提出这样的意见就相当严重了。 罗隆基接着发言。他针对邵力子的发言补充说明了一些情况。他说，文字改革问题，是讨论过的。当时讨论的是拼音文字方案，而不是讨论中国文字是不是要拼音。说到汉字简化，也没有讨论汉字简化的方向问题，拿出来讨论的是简化字。而且拿出来讨论时，说是党已经决定了，这样，如果展开讨论，就会说是反对党的政策，当时很多人是不敢讲话的。 章伯钧接着说，邵力子先生对我的批评是对的。以前有些人说我是共产党的尾巴，百依百顺。但是，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我是怀疑的，政协讨论时，陈毅叫我讲话，我不讲话。但是大家赞成通过，我也不反对。 罗隆基说，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 邵力子反问说，既然你有意见，当时为什么不讲？现在事情都推到共产党身上，太冤枉了。 章伯钧回答说，今天就讲了嘛。 这天的会上，民主促进会副主席许广平和林汉达发了言。许广平说，当然，民主党派需要有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如果民主党派做的事情于人民有利，不违犯政策，就应该发挥民主党派的创造性独立性。如过去我们民进到基层去发动群众和平签名，常常碰到干部说：党还没有布置，慢点做。我们也只好收起来不做了。我以为像这类不违犯政策的事情，可以让民主党派多做一些。许广平还谈到，中小学提拔干部偏重于党团员，有些甚至是清一色的党员，有些教书教不了，才提升为干部。老教师不管经验多么丰富，也不能提拔。有些教师教学成绩不好，批准入党后马上可以被提拔。 担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林汉达谈到有职有权问题。他说，我不是讲我个人有职无权，而是说整个教育部都是有职无权。很多事情，教育部不知道。教育部发通知下去，不灵，加上国务院，还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联合指示才行。政府部门有什么用？肯定你有成绩，就有成绩，说有偏差，就有偏差。比如1952年把祁建华一捧捧到天上，好像仓颌第二，孔夫子第二，第二年就打下去了，统统否定了。这里要作一点注释：祁建华是部队的文化教员，利用注音符号作为识字教学的工具，当时报纸上说他创造了速成识字法，大力推广。 林汉达还谈到扫除文盲的工作。他说，1954～1955年做得比较好，1956年在冒进。冒进主要表现在规划上，把七年完成的任务说成三年五年，实际上是纸上谈兵。到春耕的时候扫盲工作本来已是在走下坡路了，《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篇社论，纠正盲目冒进。《人民日报》社论哪里来的？教育部的部长都不知道。谁能够指挥教育部呢？ 说1956年扫除文盲900万人，其实这是1954～1955年的成绩，1956年的要到1958年才能看到成绩。 林汉达谈到这里，马寅初插了一句话说：《人民日报》没有根据是不会登的。 九三学社副秘书长李毅说，现在，非党人士帮助党整风，提出很多意见，鸣放的高潮正在形成，有人怀疑，我看很健康，不是糟得很，是好得很，不是放得太多，是放得还不够。为什么说放得还不够呢？李毅说，报纸上虽然雷声震耳，可是很多机关还是冷冷清清；北京上海雷声震耳，很多城市还是冷冷清清。就是北京也还有许多人顾虑重重。这些人顾虑什么呢？李毅说了一段十分有趣的话：归根结底，都是怕打击报复。他们说：鸣、放三部曲，一放；二收；三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李毅不知道，就在几天之前，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秘密文章中，正好也写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两句，这真是太巧的巧合，两个人从不同的出发点想到一块来了。李毅说的三部曲，第一部已过，正在演奏的是第一部和第二部之间的过门，第三部眼看就要开场。你说出来了，可是你不懂，真是可悲悯的迟钝啊。不过也难怪，听说《烧饼歌》上的预言，应验之前也是无人能解的。 李毅把避免打击报复的希望寄托在毛主席身上。他说，党的领导人不都是毛主席、周总理，和尚不是菩萨，菩萨是经过苦修苦炼的，炉火纯青，和尚修炼时间不长。何况打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许多是用马列主义的外衣掩盖起来的。所以我们社会主义学院现在就有好几个同志夜里睡不着觉，心里打鼓，放吧不敢，不放吧，闷在心里又难受。有人说，领导上应该从政治上、组织上作出进一步的保障，有人希望毛主席撑腰，公开讲讲不准打击报复。 他不知道毛主席已经讲了他的意见，只不过是秘密的，其中有八个字已经给他碰巧猜着了。 李毅在发言中，还说他和章乃器先生有一点争鸣：他以为，章乃器在《人民日报》发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只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即党的方面；忽略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非党方面。事实上，墙是双方砌的，沟是双方挖的，需要双方主动，才能推倒墙，填平沟。 李毅还说他和黄绍竑先生也有一点争鸣。认为黄先生指出掩盖缺点、夸大成绩的偏向是对的；但是因为要纠正这个偏向，就把缺点放在前面，也是不对的。去年波匈事件闹得很厉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有问题，所以还是实事求是为好。 黄绍竑听了，应声说，我并没有夸大缺点的意思，我是主张把缺点放在显著的地位，目的是在于引起注意，不要忽视缺点。 5月22日 《人民日报》在报道这一天座谈会发言时，前面有一小段文字，其中说：“这些发言，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和意见。对某些问题，会上还展开了争论。在这些意见里面，有不少一部分涉及到国家工作中带有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认真地研究、分析和讨论这些意见，加以正确地对待，以便改进我们的工作，提高我们的思想觉悟，这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和读者，都是十分重要的。” 当时的读者不知道是不是有谁注意了这段话，多年之后回过头来看，这里面就大有文章了。其中没有一句对这些意见以及提意见态度表示肯定的话，对待这些意见，也只说“加以正确地对待”，却不说“加以采纳”，而且提出了“不同的立场”问题，也就是含蓄地表示了其中有不能接受的意见。 这天第一个在会上发言的民进中央副主席周建人，他持一种值得赞赏的立场和观点，主张拆墙必须从两面来拆。他说，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成员，努力学习，搞通思想就是拆墙的妙法。他也说到，思想改造也是一种艰苦的工作。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必须经过艰苦的思想改造。他认为资产阶级分子改造起来工程比小资产阶级还要大些，他同意采用“脱胎换骨”这个提法。这显然是反驳章乃器的意见。 民革中央常委陈劭先在发言中表示希望统战部对民主党派的思想改造工作还是要指导、帮助。因为既然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不能拿旧思想、落后思想去监督新的进步的思想，也不能拿资本主义去监督社会主义，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陈劭先还表示希望统战部在可能范围内能在党政方面的重要政策、措施制定之前，事先征求民主党派的意见。他说，有些事情民主党派往往在登出报来后才晓得。事先不了解情况，如何进行监督？事先征求意见，民主党派才能起到监督作用。当然，属于机密方面的问题，又当别论。 1933年入党的共产党员王昆仑，以民革中央常委的身份发言，希望支持民主党派充分参加国家事务，希望今后凡是宪法范围以内的国家大计，不仅事前建议，事后批评，而且要做到参与他们自己职权内的决策、执行和检查。谈到肃反，王昆仑说，一方面坚持有反必肃的原则，一方面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希望深入进行检查。凡是某些人在哪里受到错误的处理的，在弄清楚以后，就在哪里为他公开恢复名誉。如果的确是反革命分子，决不替他呼冤，决不替他要求平反。 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谈到墙是两方面砌起来的，也应该由两方面动手拆。我们从旧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往往自鸣清高，强调“士为知己者死”，这就是墙的来源之一。他还表示，他不能同意有些人提出的在学校中取消党委制的说法。 民进中央常委严景耀反映了一些中小学教师的意见，他说，好些基层同志反映：把统战部的“统战”二字拆开看是“上统下战”。说到鸣放，他说，有人反映大学大鸣，中学中鸣，小学小鸣。他还谈到，有一个学校，共产党员的副校长因事出差，学校出了这样的布告：“副校长因公出差，校内一切事务均由校长代理。”严景耀表示，他很同意叶笃义的意见，把民盟、民进、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合并起来。他以为，如果能够合并，可以叫“社会主义同盟”。 罗隆基发言时兴致很高，他说，有一天陈叔通老先生对他说，现在的争鸣气候好像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他又续上两句：“一片整风声，三害除多少。”他说，通过整风，党加强了，民主党派也提高了。他认为这次的争鸣是很健康的。大家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并没有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 针对昨天会上李毅说的有人怕打击报复这问题，罗隆基说，有人要求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他认为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但他提出了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具体方案，就是要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 、“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他以为这样作有三个好处：一、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二、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 使人不敢讲话。 有人担心在这次的“放”和“鸣”以后，还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膜。他还主张，“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 的原领导机构分开。 因为他认为这几个运动过去是共产党领导着搞的。“平反”时，除了领导党以外，还应该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说明运动的成绩，也为受了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受委屈的人，不只各民主党派有，其实共产党内也有。三、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他以为，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因此，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 罗隆基的这个主张在反右派斗争中给标上了“平反委员会”这个题目，作为他的代表言论，受到集中的批判。其实这个主张并不是他的创造发明，他是援引和发挥毛泽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意见。 当时毛泽东在谈到肃反问题时，曾经提出今年和明年应来一个大检查，全面总结一次。中央由人大常委与政协常委主持，地方由省市人委与政协主持。罗隆基说的，就是从这里来的。只是有一点不同。毛泽东只是说要作一次大检查，并没有提出要为此建立什么机构，而罗却说要成立委员会，甚至要使它从中央到地方成为一个系统。后来罗在民盟中央小组批判他的座谈会上作检讨， 说他所以说这样的话，是因为对毛主席的指示体会不深刻。（6月26日《人民日报》）罗说他体会不深刻，这是真的，他确实并不了解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具体考虑。 即如检查的时限，4月间毛泽东在上海局杭州会议上说，肃反检查是查1955、1956年的，过去的不查了。而罗说的，不但是“肃反”，连过去的“三反”、“五反”也都包括在内。检查的目的，毛泽东说的是“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在检查工作的时候，我们对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要泼冷水，而要帮助他们。”更明白些说，就是帮助绝大多数正直地忠心耿耿地在肃反战线和司法战线上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同志，进一步提高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而罗说的是鼓励有委屈的人向这个委员会申诉，使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可见两人的出发点和目的并不相同。这也就是古人论文章所说的“貌同心异”吧。 在这一天的座谈会上，罗隆基还谈到，共产党在发展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发展知识分子方面，是否有些太快了。在解放后这几年里，党员很快地发展到1200万。罗隆基不知道，毛泽东还认为党内的大知识分子还太少，因而决定加速发展知识分子入党，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末，入党的要达到知识分子的三分之一，今年就要吸收百分之十五入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罗同毛两人想法的距离有多大。在罗隆基看来，解放初期在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常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而这样的人，却被党看成是积极分子，也就是进步分子，吸收进党。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非党知识分子感到不服气，既影响了党的威信，又造成了党和非党的隔膜。 关于有职无权的问题，罗隆基说，党员固然有责任，机构也有问题。他说他在森林工业部里面是有职有权的，但是部以上有国务院的八个办公室，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另外还有党中央的各部，你这个部没有法子有权。很多事情都是从上往下贯彻，往下交任务。经委和计委向部里要的数字任务，也只能是主观主义的。计划整个地建筑在关起门来的主观主义的基础上。他认为在经委、计委和国务院各办公室的领导人员多是党员，这也正说明党对旧知识分子很不信任。他以为党员的政治虽强，技术知识和对经济计划工作的经验不一定都丰富。应该放心地让旧知识分子参加管理工作。 关于当前工作中的主要偏向是“保守”还是“冒进”这个颇为敏感的问题，罗隆基也说了些犯忌讳的意见。他认为从1956年以来主要是冒进，而不是保守。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哪个部的问题，而是全部的冒进。 这天的座谈会之后又休会七天， 5月30日才又接着开会。这次休会的原因，据后来薄一波说， 是因为“5月21日和25日，中央书记处连续召开会议，研究报纸宣传方针问题和写文章争鸣问题，并拟定了一批题目和指定了作者，确定了各文的审稿人和交稿日期”[18]。只有作好了这一准备，才能在战斗打响之后迅速抛出一批有分量的批判文章。既然中央书记处在开会研究反右问题，民主人士的座谈会当然得停下来，等到书记处研究出结果，统战部才有所遵循，才好研究这个座谈会怎样配合当前的斗争。现在的任务已经是研究批判右派的文章的题目了，座谈会的任务显然不再是听取有关整改的建设性批评，而是收集供批判用的右派言论。前一阶段的座谈会上，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这些最大的“鲨鱼”都已经自动浮到水面上来了。他们大放特放，材料已经够多。现在要研究的是，还欠缺哪些人的材料，还有哪几个内定的右派分子材料不足，应该想点什么法子，叫他们也鸣一鸣，放一放。这就要有点时间去劝驾，做做工作，动员动员。所以就得再一次休会了。 -------- [1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5页。 就在这几天的休会中间， 毛泽东本人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5月25日，他在接见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时候讲了几句话，其中说：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薄一波说：“如果说以前的指示还都是党内的，并且是‘绝密’文件，限制在一定级别的范围内传达，莫说普通党员，就是级别较低的党员干部都不知道；那么，毛主席这次接见青年团代表的谈话，一方面是向党内党外‘打招呼’，另一方面则是反击右派的公开动员令。”[19] -------- [1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4页。 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两条标准，也就是不久之后他公开宣布的六条政治标准中最重要的两条。 第二天的报纸上就刊登了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可是那些正在“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收敛。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言论（就绝大多数人来说，更谈不上有什么行动）离开了社会主义。 5月30日， 座谈会又继续进行。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张云川说，党和非党间是有墙和沟的，在工作上、待遇上、工资上，都表现了党员不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而是相反，形成特权，形成了墙。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强调非党人员要建立主人翁感，但是仍会很自然地有作客思想雇佣思想。 张云川还建议，在中国革命史中不要只讲共产党的历史，对民主党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作用也给予应有的评价。他还提出：最好有些年纪较大、社会知识较丰富的干部做人事工作，因为青年对旧社会情况不了解，在审查别人历史时容易割断历史，不能全面判断。他建议把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肃反工作的成绩和副作用摸一摸，比较和总结一下。 民革副主席龙云说，他对张奚若先生、章乃器先生、陈叔通先生、章伯钧先生及其他的先生在座谈会上的发言非常钦佩。相信共产党在这次整风中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帮助。不过还有一些人的发言仍有顾虑，原因就在于过去的几次运动使他们害怕了。他认为这次运动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同以往的历次运动完全不同。首先要信任共产党，信任毛主席。如有顾虑，就是不信任共产党了。他认为，缺点和错误揭露得越多越好，如果掩饰起来，将来缺点和错误还会是很多的。 龙云认为错误的根源多半在上面。上面发布指示之前往往没有全面地深刻地考虑，把天下事看得太易，求治心切，企图百废俱举，殊不知下面办事的人员经验不足，业务不熟，事体复杂而繁重，不能因地制宜，应付裕如，只能按令而行，造成紊乱，这也就产生了官僚主义。比如往年的教育事业一直在扩大，今年的教育事业突然要压缩，结果使得国家感到困难，主管部门感到困难，社会和家庭都感到困难。这是冒进，也是轻率。又比如去年提倡穿花衣服，今年提倡穿补钉衣服，使得下面无所适从。龙云在这里说的今年教育事业突然压缩，不久之后就引起大麻烦了，这一点以后还要说到。至于提倡穿花衣服，那是因为同苏联的易货贸易中进口了一批花布。 龙云还提出：听说北京师范大学有个附中，现在改为一○一中学，学生完全是高级干部的子弟，其他的学生就不收。资本主义的君主国家听说有贵胄学校、贵族学校，平民一概不收。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也要设这种类似的贵族学校呢？ 民革中央常委朱蕴山谈到，肃反运动是有成绩的，问题是在执行工作方面部分地发生偏差，把肃反面扩大化了。他建议在本年人大代表会议后，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应即召开联席会议，根据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指示，迅即组织一个临时检查机构，会同有关机关方面分往各地认真检查。根本搞错了的，应彻底平反，并赔礼道歉。曾经在什么样规模的群众会上宣布有罪，现在也应该在同样规模的会上宣布无罪，使被错斗了的人，在精神上得到安慰。没有搞错的不许翻案。也不应对领导肃反的干部泼冷水。 另一位民革中央常委刘斐说，党和政府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系统，党是领导国家事业的核心，但是，党的领导要通过国家机器去实现，党不应该代政，就像开机器的人，不能代替机器一样。但是有些党员不了解这种关系，而要把一切都抓在手里，连评级评薪也要高人一等。以为这样才是实现了党的领导，提高了党的威信。这是让国家机器生锈的作法，而且会滋长“三害”，加深人民内部矛盾。 刘斐还谈到，过去有些地方没有很好地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使一些人受了委屈。改变这种情况，一方面要有错必纠，为受了委屈的人恢复名誉，另方面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使他们改变对知识分子的强硬态度，这些人也就会消除成见，体谅过去产生错误之难免。 民进中央常委吴研因发言，对上次座谈会上周建人的发言表示不满。他说，现阶段三害之墙只是在开始拆，而且远远没有拆到下层的墙，比如民进的中小学教师会员就在喁喁向望，希望在下层拆墙时，他们也有机会帮拆。身为民进领导，不代表中小学教师讲话，却强调要思想改造，我认为周建老的话，至少是会冲淡整风运动的。 吴研因还谈到，《人民日报》在报道周建人的上述发言时，用了“讨论逐步转向深刻化”、“周建人同意‘拆墙’要从两面来拆”这样的大字标题，表示赞赏。吴研因说，我对周建老的发言固然不满意，但并不想发言反驳，因为周建老有他自己的言论自由，我们虽然不同意，也用不着加以反驳。可是《人民日报》却竟赏识周建老的发言，认为深刻化，《人民日报》是甚么用意？是不是怕别人帮党拆墙，拆得太厉害了，暗示党外人士不必多嘴，还是自己去改造思想，拆思想之墙，换句话说，“去你的吧，你还是回去闭门思过，不必来插手了”。 吴研因不知道，《人民日报》这样处理周建人的发言，是适时的舆论导向，也就是他所说的暗示。如果他听从了报纸所暗示的，即去闭门思过，不再插手，更确切说是不再插嘴，或者不至于被划为右派分子了。不幸的是，他以为错的是《人民日报》而不是他自己。 民革中央常委许宝驹发言说，一般群众都觉得做人事工作的人太严肃，对于人事机构，感到很神秘，使人发生畏惧心理，产生一种隔膜。很多机关首长为了了解情况， 听取一部分人的汇报， 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却常引起人们一些疑虑。比如“汇报全面与否？正确与否？” 民进中央常委徐楚波谈到一些中小学校的情况，他说，有宗派主义的地方，党员校长和党支部书记多半都是青年人，不大懂业务，和老教师闹不团结。他们认为老教师落后，老教师认为他们不懂业务，彼此看不起。上级在提拔干部时，多是重德不重才，党员团员就行。提拔以后，就派到各个学校担任校长、教导主任等职务。这些青年人又不虚心和老教师相处，向老教师学习，而教育行政部门了解工作情况，又是只听他的汇报。他说，他在四川视察的时候，当地教育局介绍他到一个学校去视察，这个学校是被认为党与非党关系不错的学校，校长是优秀校长。可是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教师提出的很多严重意见，甚至是一般学校少见的。 九三学社中央常委茅以升就“墙”与“沟”形成的原因提交了书面发言。谈到人事制度、、‘服从组织分配”的问题，他说，被分配者应当服从，自是一种义务，而执行分配的组织，就应当慎重从事，真正做到学用一致，人地相宜，才算尽了责任。调配干部是件极繁难的工作，而一般组织中主管人事的干部很少“内行”，于是“乱点鸳鸯谱”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所苦的是被点的人可能抱恨终身。这首先表示在工作效率上，成为很大的浪费。他建议，在各机关编制中，可否保留四分之一的定员，编在“自由市场”中，这些人就是本机关各级领导认为不适当，或自认不相宜的，让各机关的自由市场，相互自由流通。 茅以升还谈到一个保密问题。他说，在任何国家，保密制度都是非常重要的，何况我们现在还在继续肃反之中。然而保密要有限制，如果把它当作挡箭牌，认为一切公事皆可保密，无边无际地发展下去，那末，保密所到之处，就必然是墙沟所到之处了。有人说这些年来，在办公室里，很多文件看不得，很多事体问不得，回到家里，一切公事说不得，任何工作写不得。同行相遇，不谈正文，学术报告，不免空话。有时教授带学生实习，参观不了工厂，工程师做设计，找不到必需的材料。这样保密的结果，加上机构组织的有经无纬，就大大妨碍了有关情况的了解和经验的交流，好的无从推广，坏的无从觉察，不但助长了本位主义甚或关门主义，而且彼此保密，各搞一套，形成极大的浪费。从教育文化来说，知识如水，不流生腐，大家保密，学术如何交流，水平如何提高？他建议：除因国防上的要求外，对于一切科学技术资料的保密制度应从速考虑取消，让它能在国内外自由流通，更好发挥它的作用。 6月1日 这是这些民主人士发言的最后一次座谈会。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作了发言。这篇发言真是来之不易。他事后交代说： “解放以后，一般说来，我很少在外面说话。鸣放开展以后，也很少 讲话。九三、作家协会来邀，都未发言，多少采取逃避的态度。一则我对 发言的积极性不高，二则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谈。所以统战部座谈 会开得很久， 我一直没有去。5月30日上午统战部来电话要我去。我答应 去，但说明不发言。下午听说6月1日还要开会，统战部彭处长希望我6月1 日发一次言。我31日上午还在报社工作，31日下午在家写发言稿，那天下 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没有外出。伯钧同志说我的发言稿给罗隆基看过，并 无其事。” 可见这是一篇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作品。 储安平这篇发言的标题是： 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全文不长，照录如次：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 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 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 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 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 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 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 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 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 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土都心心愿愿跟着 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 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 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 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 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 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 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 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 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 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 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 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 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 个党外人土，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 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 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 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 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 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 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 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竞 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 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 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其得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 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储安平这篇1200字的发言成了当年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代表作。本来，比起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他们来，储安平的地位声望要低些，就凭了这一篇发言，他被看作是和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他们一样的头等大右派了。这篇发言是应该给予这样的重视的，他把那许多右派分子絮絮叨叨说了半天的深沟高墙，外行内行，特权思想，教条官腔，用三个字概括了起来。他说，这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因此，这篇发言也就当然遭受到最集中的批判。 在这最后一天的座谈会上，还必须提到何香凝的书面发言。她从孙中山的国民党内存在着左派和右派的分野谈起，说： “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 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大凡忠心耿 耿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诚诚恳恳地帮助领导党，我想这就是左派。…… 对社会主义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 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 这里采用了“右派”一语。我们知道，怎样称呼这样一些人，曾经考虑过采用“右倾分子” 、 “右翼分子”这些名目，是《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才确定采用“右派”这个提法。如果这篇文章的最后定稿是在何香凝发言之前，可说是不约而同，如果定稿在何香凝发言之后，也许就是采用了何氏的用语吧。 大家发言完了。6月3日的会是李维汉作总结发言，他的“发言稿事先经毛主席、少奇、恩来同志看过”。他回忆说： “6月3日，我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没有说要反右。我问毛 主席、少奇和恩来同志要不要表示反击？恩来同志说，柯庆施在上海已经 有所表示，你可以讲。毛泽东同志审阅我的发言稿时，加了一句话，说座 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20] -------- [20]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5页。 这时李维汉心里想的已经是准备反右了，可是他在会上说出来的，还是一个月前的那些话。他说，整风刚刚开始，在整风过程中，我们将同时注意纠正缺点、错误，改进工作。他还说，中共诚恳地欢迎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监督和帮助。最近几个月里，全国范围内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所提出的大量的批评和意见，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种监督和帮助是必不可少的。有很多的批评和意见大大有助于中共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样的一篇讲话，尽管有毛泽东加上的一句伏笔，也不会使听了的人觉得政治风向就要转变的。这正是希望做到的。 为了稳住人们的情绪，这次座谈会还协议成立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双周座谈会，成立有关民主党派工作问题的讨论会——— 李维汉心中明白，这些会是一次也不会开的。距反右派斗争的公开发动已经没有双周时间了。此刻成立这样根本不准备开的座谈会和讨论会，就像战斗打响以前有意制造和平景象以麻痹敌军，以增加袭击的突然性，同时也好让右派的进攻达到顶点。 ------------------ 应天故事汇 倾情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