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一问题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呢？这是因为不久之前刚刚结束一场规模举世无双的肃反运动。 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发展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实际上开始了肃反运动的序幕。 6月15日，毛泽东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作序。序言中的一些字句，成了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的内容。例如： “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经济（企业） 机关，在（当着）接收工作人员（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 “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其中（未免泥沙俱下），鱼 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次〕彻底的清理”。 序言中的这些话，抄到《七一指示》中去的时候，删的改的仅仅是上面用括号标明的极少几个字。由此可见肃反运动就是“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场斗争的毫无间隙的延伸。 《七一指示》说： “高饶集团、潘扬集团、胡风集团的揭露，仅仅是我们肃清暗藏的反 革命分子的斗争的开始，而不是这个斗争的终结。正确的估计应当是：在 很多部门，在很多地方，大量的暗藏的反革命分于是还没有被揭露和肃清 的。”[1] -------- [1] 转引自林蕴辉、 范守信、 张弓著《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0页。 “很多部门”、“很多地方”、“大量的”，就是这个指示对敌情的估计，也就是将要发动的这场运动的规模。 运动展开一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对运动提出了这样坚决的要求：在这次运动中达到在机关、团体、军队、学校、企业（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和公私合营的）中彻底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目的。不完成任务不要收兵。[2] -------- [2] 转引自林蕴辉、 范守信、 张弓著《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1页。 这里要作一点名词解释。什么叫做“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如果这是指潜伏的特务，外国的间谍，秘密的杀手之类，那是无论哪个国家都要力求肃清的。不过这种人在任何时候也不会有一个很大的数目，这种人注意的目标，通常是军事首脑机关，兵器工厂，外交机关，反间谍机关等等，决不可能遍及全国一切机关、团体、学校、企业的。那么这个运动所要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又是些什么人呢？他们绝大多数是一种被叫做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人。就是说，他们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前，在当时的政权机关（包括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汪精卫政府、伪满洲国等等）担任过一定级别以上的官职，例如科长乡长之类，以及军队中（包括北洋军队、国民党军队、汪精卫军队等等）担任过一定级别以上的军官，例如连长之类，如此等等，都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这些人还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只是在履历表上有这种那种反革命经历，却都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如果兼有现行活动的，那就不叫历史反革命分子，而要算作罪责更为严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了。只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不会有许多， 据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说，“在1955年——1956年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中，现行犯有三千八百余名之多”。这就是兴师动众的肃反运动的实际战果。立案审查一百四十余万人，查出了现行犯三千八百余名，还不足百分之零点三。要搞一个这样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就只能以历史反革命分子为主要对象，查出一些历史上有各种问题的人，然后加以惩处。这篇社论以后还要详细谈到。 人们回忆一下，当可以记得，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之后几天，曾经用布告向全国人民“宣布约法八章”，要求“全体人民一律安居乐业，切勿相信谣言，自相惊扰”。由于各地强大的地下组织的努力，这个布告常常在人民解放军到达之前就广泛传布了。“约法八章”中的第五章宣布： “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 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 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 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 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 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 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3] -------- [3]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58页。 那些自认为是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看到这个布告都知道自己不见容于新制度，都逃跑了。一些轻信了谣言妄自惊扰的人，也逃跑了。只有那些相信了这个布告的人才留了下来。到了1950年10月，在派兵入朝鲜参战的同时开展的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这些人受到了第一次的冲击。虽然这一次要打击的是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和这些留用人员的牵涉应该说并不很多，但是正如当时主持其事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说的，“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的后期，由于领导控制不严和某些地方基层组织不纯，因而在若干地方发生过程度不同的粗糙草率的‘左’的错误，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也杀了极少数可杀可不杀的反革命分子，甚至错捕了个别好人”[4] 。不过留用人员和知识分子在镇反运动中被捕被杀的并不是很多的。可是，到了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这些留下来的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等等，很少例外地成了运动要清查打击的对象。 -------- [4]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283页。 整风和鸣放期间， 人们议论纷纷的， 主要是1955年的肃反运动。在1951年至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把运动中打作贪污犯的人员叫做“老虎”，各单位都要编制“打虎预算”，事先规定打出“老虎”的数目再去物色对象。1955年的肃反运动也沿用了“老虎”这个称呼，也把运动的对象叫做“老虎”。运动开始，每个单位都遵照统一部署成立一个叫做“五人小组”的机构，领导本单位的肃反运动。五人小组事先按照一定的百分比，比方说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五，选定一批老虎。这通常是一些历史比较复杂的人。如果这个单位没有那么多历史复杂的人，也可以找一些历史并不复杂的人凑数，这当然以本单位领导人认为可恶的人为限，例如对他提过意见的人之类。老虎选定之后，即宣布限制其人身自由，吃饭拉屎都有专人看管，也不许与家属见面通信。 实际上等于把监狱或者看守所分散到每个单位去。 以前“三反”运动中的老虎也是这样办的。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群众专政的“牛棚”也差不多。如果这一位或者两位负责看管的专人为人还好，他在执行看管任务的时候并不给老虎以额外的折磨。如果运气不好，碰上的看管人员是个不怎么正派不怎么厚道的人，或者碰上一个需要作出一些进步表现的人，这老虎就得多吃许多别出心裁的苦头。每只老虎的遭遇并不一样，有幸有不幸。这里面倒也真有一点“百花齐放”。 老虎们的日常功课是写检查，写交代。交代历史，交代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五人小组派出的外调专干全国满天飞，收集材料[5] 。还要开若干次批斗会，一方面可以给老虎施加压力，一方面可以在单位内部造成紧张的运动空气。为了造成较大的声势，有时候还可以选出几只条件适宜的老虎，宣布逮捕法办，从所在单位捉去，关到看守所，等运动结束时再放回来。希望通过这种办法起到杀鸡吓猴的作用，给多数并不捕去的老虎以威慑，还可以耸动远近视听。即使只是这样的一部分单位有选择有限制地抓几个，也都使看守所一时有人满之患，可见决不可能将全部老虎统统关押，而只能将看守所分散，由各单位自办了。 -------- [5] 在罗瑞卿《我国肃反斗争的成就和今后的任务》报告中提供了这样几个数字：“全国有专职肃反干部七十五万多人，还有上百万个肃反积极分子。全国参加外出调查研究的达三百二十八万多人次。 ”（《学习》1958年第1期）由此可知这一场运动的规模了。 对于抓几个以造声势这种妙用，当时并不是很容易看明白的。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就谈过这样一件事：中国致公党有个党员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肃反运动开始，他被捕了。致公党不知道他犯了什么事，正要开除他的党籍，谁知关了几个月，又放了回来，而且恢复了工作。一捉一放，致公党方面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陈其尤不懂得，这其实只不过是他的党和这个党员为造成运动声势而作的一点小小贡献，或者说小小牺牲。 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承认，1955年的肃反运动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他说： “在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肃反运动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在 社会上捕了一些本来可以争取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甚至错捕了个别的 好人。在机关内部，某些单位也有斗争面过宽的缺点，斗了少数不该斗的 人。”[6] -------- [6]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284页。 “过宽” ，有多宽？“少数”，是多少？罗瑞卿没有提供具体材料。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却提出了可供推算的数字。 这篇社论列举了“1955年肃反运动的成绩，有以下四个主要的方面”，第四项成绩是群众警惕性和识别力的提高，无法计量。前面三项成绩都是可以计量的，这里就来看看社论提出的数字。 “第一，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就现已经定案的来说，有八万一千 多名（普通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由于国家采取了更加宽大处理的政策，不 以反革命分子论处，没有计算在内）。” 这里有八万一千多人，是经过清查以后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经过清查，也就是曾经列为肃反对象，清查以后定案为反革命分子，这就是说，按照当时的政策，查他们是查对了，肃对了的。 另外还有未宣布具体数字的一些人，也清查了，清查的结果，他们只 是普通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这些人也应该认为是查对了的，肃对了的。并 不是他没有问题，仅仅是因为实行了更加宽大的政策才不以反革命分子论 处的。 以上两者合计，列入肃反审查对象，而又可以认为没有肃错的，是八 万一千多人再加另外这一些的若干人。 “第二，由于肃反运动，反革命分子内部日益趋向于分化和瓦解。一 年多来，全国有十九万余名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 这里说的投案自首，我们姑且设想他们全都是在立案审查之前主动跑来的。既然是不劳清查，不劳外调，不劳批斗，这19万余人可以认为并未列入肃反审查对象，可以不计入斗争面。 “第三，在肃反运动中，还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政 治问题。”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给一百三十多万人写出了并非反革命分子的定案材料。在给这一百三十多万人作出并非反革命分子的结论之前，必定都曾经立案审查，也就是说都划入了肃反对象的，要不然，他就无案可定了。这些人经过坦白交代、清算斗争、内查外调等等这一系列必经的程序之后，他还是够不上定案为一名反革命分子。所以，肃反运动对于这一百三十多万人来说，是肃错了。 前面已经说过，投案自首的19万余人不计入斗争面，只说第一、第三两项成绩，肃对了的八万一千多人，加上肃错了的一百三十多万人，再加上这两个数字被省略掉的尾数，再加上并非肃错但由于政策更加宽大而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的若干人，列入斗争面的当在140万人以上。这里只取整数140万做分母，1955年肃反运动中错案约占百分之九十四强，不错的约占百分之六弱。 这里所说肃对了的，是以当时政策为标准说的。其中有一些到后来又说是错案了。就说《七一指示》特别提到的潘扬集团和胡风集团吧，潘汉年一案，已于1982年8月经过法律程序并由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平反昭雪；胡风一案也已于1980年9月经过法律程序并由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胡风本人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这都属于最大的错案之列。一些名气没有潘汉年胡风这样大的人，也有不少平反的，只因为不是名人，不为人所知罢了。如此说来，当年肃对了的就还不足百分之六了。这是后话，可以不提，因为按照当时的标准，肃他们总是肃对了的。 至于那一百三十多万肃反对象，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即使按照并不更加宽大处理的政策，清查之后也是终于没有能够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弄出了这样数以百万计的错案，为什么《人民日报》社论反而要将它算作肃反运动的一项巨大成绩呢？社论的逻辑是：对于这些肃反对象来说，“对他们弄清了疑点，做出了结论，使他们去掉了精神负担，便于积极工作”。能够这样凡事退一步想，当然好极了，至少可以使自己多少得到一点心理上的平衡，精神上的胜利。不过事实上这样想的人并不很多，否则，鸣放整风期间就不会有那么多肃反对象出来诉说冤苦了。这是鸣放整风中或者说右派猖狂进攻中的一个大题目。以致《人民日报》不得不专门发表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不得不专门规定了一项：“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应划为右派分子。 这篇驳斥右派的社论主旨是宣扬肃反运动的成绩，但它还是以可尊敬的坦率承认肃反运动也有错误。这些段落同时还相当准确地描述了承受这错误的一百三十多万人的心态。社论说： “不少单位错斗了一些好人。这些单位曾经根据一些不确实的材料， 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和仔细的分析，把本来没有政治问题的好人错认为坏 人。还有一些人平日工作上出过容易引起怀疑的差错，肃反运动一来，这 些单位的领导方面没有冷静地加以分析，混淆了工作上的差错和反革命破 坏，以致把这些人当作反革命分子斗争了。……错斗了一些好人，伤了他 们的感情，损害了他们的名誉，使其中一些人暂时地同党和政府疏远了， 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某些环节暂时地受到了一定的损失，对于这些错误 必须坦白承认，并且彻底纠正。” 这篇社论还承认，“在1955年肃反运动初期小组斗争的高潮当中”，“在一个短的时间内，有些地方，在斗争方式上犯了错误，例如打人骂人等等”。这打人骂人，当然更加是伤感情、损名誉的事。 在当时，一百三十多万这数字是个什么意思呢？那时全国各个层次的知识分子总数大约是500万人， 一百三十多万人占百分之二十六，化为近似的简单整数比，是四分之一，即每四个知识分子中有一个肃反对象，还可以采取另一种计算方法，当时全国有行政工作人员约170万人，教育系统约200万人，此外商业系统和事业系统一共作300万人估计， 全国各种机关团体学校企业这些单位的脱离生产的人员共计约670万人， 在这些人员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肃反对象，斗争面就是这样：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 而每100个肃反对象，又只有六个在运动结束时被定案为反革命分子。换句话说，当运动结束时，每一个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平均有16个不能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对象作陪。尽管情况是这样，在运动结束时，对于一些没有能够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对象，还是给了记过、降级、撤职之类的行政处分，以表示并没有肃错。难怪在鸣放整风中有那么多人诉说肃反运动的偏差，他们几乎每人都能说出一篇肃反运动的故事。这里，只说其中的一个故事，并不是这一案例特别重大特别有趣特别典型，而只是因为这一位事主孙大雨闹得很有些与众不同。 孙大雨，著名的翻译家和诗人，复旦大学教授，曾经把莎土比亚的诗剧《黎琊王》、《罕秣莱德》等译成中文，把许多唐诗译成英文。1946年由罗隆基介绍加入民盟。1947年国共两党在战场上互争胜负的时候，他参加了受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上海市大学教授联谊会，被推为干事会主席。解放后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李正文当时也是干事之一。这件事反映了他当时在教授们中的声望，反映了他当时的政治倾向，也反映了当时中共地下组织对他的态度。 1954年9月， 孙大雨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召开的会议上批评了复旦大学前党委书记李正文， 说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打击报复。1955年2月，他又写信给上海市长陈毅，对一些人提出批评。陈毅收到信，约他谈话，批评了他。在场的一些人也批评他，柯庆施说他钻牛角尖。市高教局长陈其五说他反党、反政府。最后，陈毅对他说，我们是朋友，我今天代表党来批评你，是很温暖的。将来绝不会有任何人对你打击报复。 可是到了8月， 孙大雨就成了肃反运动的斗争对象。拿来斗争他的材料，比如说孙大雨讲中国共产党认为统一战线不要了；又比如说孙大雨曾经说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很高，共产党内只有周恩来总理有资格与他讲讲话。还有一条是说他打击苏联专家。这一条材料的根据是这样的，1954年他视察污水处理问题，污水处理厂旁边有个无线电台。孙提出：那里造厂是不适当的。人家说这是苏联专家讲的。孙问：苏联专家知道这里有无线电台吗？回答说：他不知道。孙说：那是你们的错。这一次对话，到了肃反运动中，就变成他讲苏联专家造的发电厂发不出电。到肃反运动结束时，根据这样一些材料不够定案为反革命分子，只好算是那一百三十多万弄清了各种问题中间的一人， 没有事了，依旧当他的教授。到了1956年，毛泽东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以苏联为鉴戒，不要“人家的短处也去学”[7] ，11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又批评了那种“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一切照搬，不应当搬的也搬来了不少”[8] 的态度之后，这年年底，上海市委书记魏文伯对孙说，肃反里搞你反对学习苏联，你基本上是对的，他们错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孙大雨多次在各种座谈会上发言， 诉说自己在肃反运动中遭到的冤屈，什么“从早上9点帮助到晚上8点” 呀，斗争会上揭发他的一些话他并没有讲过呀，等等等等。其实他这样的费力申辩是并不必要的。就算那些材料并非歪曲捏造，全部属实，难道他就应该算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吗？许多肃反对象也同他一样，在整风鸣放中，不惜舌敝唇焦去辩白肃反运动中那些横加的恶名。并不是说这些申辩真有什么必要，只是反映了一种不愿蒙受不白之冤的心情，一种要求公道的心情。可悲悯的人的可悲悯的心情呵！ -------- [7]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页，第320～321页。 [8]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页，第320～321页。 孙大雨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不仅要人家承认他不是反革命分子（这一点在他肃反运动的定案材料中已经承认了），还要反过来说那些打击他的人是反革命分子。1956年12月他在上海市政协会议上发言，把陈其五、李正文、复旦大学现任党委书记杨西光、市高教局主任曹未风、复旦大学教授章靳以、漆琪生等人说成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把这些人在肃反运动中和运动前后对他的打击都说成是反革命活动。他还几次向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检举这些他所说的反革命分子。他几次提出的反革命分子名单， 最后累计数达到六十多人， 其中包括史良和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8月2日《新华社新闻稿》）他这样闹到天翻地覆慨而慷，弄得毛泽东都来过问了。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讲话，点了他的名，把他同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仁炳、彭文应、陆诒并列[9]。因此，他够得上算一名钦定的右派分子。 -------- [9]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0页。 其实，孙大雨这样不需要多少根据就把自己所不满的人宣布为反革命分子，只不过是模仿了五人小组在肃反运动中的做法。既然你们可以这样随心所欲血口喷人诬人为反革命，我为什么不可以也这么来胡闹一下子呢。只是五人小组有权给人定案并决定惩处，孙大雨并无此项权力。他只能在会上这么说一说，聊以快意，算是一吐胸中的积愤。孙大雨的这些“检举揭发”，可以看作是对肃反运动的漫画化。 孙大雨当然得为他这样的胡闹付出代价，陈其五、杨西光、李正文等16人联名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递交投诉状，告他的诽谤罪了： 事由： 为控诉孙大雨污蔑诽谤、蓄意陷害好人，请依法侦查，提起公诉由。 事实： 被控诉人孙大雨，自解放以来，处心积虑，多次捏造事实，一再肆意 诬指公开诽谤控诉人等为反革命，企图陷害成罪。最近以来，孙大雨更假 借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为名，变本加厉，又大肆公开诽谤，其用心之险恶， 令人忍无可忍。为此，特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控诉。兹将事实经过陈 述于后……”（8月3日《文汇报》） 经过例行的法律程序，1958年6月2日孙大雨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坐牢去了。 肃反运动有多大的偏差，肃反对象有多大的怨气，知识分子对这事有怎样的议论， 毛泽东还是相当明白的。他也想把这问题解决一下。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讲12个问题，其中第二个就是肃反问题。他在谈到斯大林的错误的时候说，这两类矛盾本来是容易混淆的，容易混起来，我们也有时不免混起来，我们在肃反工作中，也曾经并且常常把好人当作坏人去整，把本来不是反革命，怀疑他是反革命去斗，有没有？有的，从前有，现在还有。毛泽东提出了一项纠正这种错误的重大措施，他说，我们提议今年明年来一次大的检查，全面来检查一次，总结经验。中央由人大常委跟政协常委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同政协主持。他提出了这次检查的原则，一不要泼冷水，二有错必纠，一定要改正那个错误，这个包括公安部、监察部的工作。劳改部门有许多毛病。由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主持，并且我们希望这些常委，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还可以参加，具体来得及的都可以参加检查，全面地检查一次，这对于我们的法制工作会有帮助的。地方有地方人民代表跟政协委员去参加。 毛泽东的这个对肃反工作作一次全面检查的提议，受到了人们的欢迎。罗隆基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发言，把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加以具体化，他主张“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冤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土。”罗隆基提出，“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而且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5月23日《人民日报》） 反右派斗争中，罗隆基的这个主张被标上“平反委员会”这个题目，成了他本人的最大罪状。吴晗批判说，这个意见牵涉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他对党领导的“三反”、“五反”、“肃反”等机构是不信任的。一个是他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一个最高权力的立法机关，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这样一个协商机关，下降或者改变为司法行政机关，这和这两个机关的性质是不符合的。（6月11日《人民日报》） 吴晗的第一条意见是说，这是罗隆基不信任共产党。其实罗分明说了“包括领导党”，可见他并没有背着共产党另搞一套的意思。至于说“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只不过是法学中回避原则所提出的要求。 1980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十三条[10]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二）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辩护人或者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代理人的； （三） 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1983年10月1日起试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 》第四十条也就回避问题作出了规定。在肃反运动中，从选定斗争对象，到内查外调，到定案处理，都有劳足下了，现在复查，请足下回避一下，难道不是很自然的要求吗？ -------- [10] 1996年3月17日全国人大人届四次会议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这条已改为第二十八条。 吴晗的第二条意见，以为罗隆基不应该主张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来主持其事，以为这样是把最高权力机关和协商机关降低为司法行政机关。他却没有想一想，最先提出这个主张的是毛泽东，并不是罗隆基。就是在后来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人们还可以看到“我提议今年或者明年对于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发挥正气，打击歪风。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11] -------- [11]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8页。 有意思的是，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这一位细心地研究中国的英国学者，以为吴晗批评的矛头实际是指向毛泽东[12]。这里显出他研究中用心太过以及外国人的隔膜，吴晗终其一生也没有想到过要批评毛泽东的，后来说他的《海瑞罢官》诽谤了毛泽东，不过是毛泽东自己的多心。至于说吴晗所批评的罗隆基的主张是来源于毛泽东的主张，这一点麦克法夸尔并没有看错。 -------- [12]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中文版，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315～316页。 当时把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加以具体化的，还不只罗隆基一人。民革中央常委、组织部长朱蕴山5月30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的座谈会也说了这方面的意见。 前面简单摘录过了，这里是更详细的摘录：“肃反运动是有成绩的，过去通过群众路线来肃反，也是正确的，要根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那是更无可疑义的。问题是在执行工作方面部分的发生偏差，把肃反面扩大化了。我建议在本年人大代表会议后，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应即召开联席会议根据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指示，迅即组织一个临时检查机构，会同有关机关方面分往各地认真检查，所谓肃反遗留问题，依我看来不外四种情况，要根据四种情况分别处理： 1.根本搞错了的，应彻底平反，并赔礼道歉。曾经在什么样规模的群众会上宣布有罪，现在也应该在同样规模的会上宣布无罪，使被错斗了的人，在精神上得到安慰。 2.没有搞错，但处理不适当，应根据肃反政策纠正。 3.仅有嫌疑而无确凿证据，或仅因历史不清而发生怀疑者，均应早作结论不拖尾巴。 4.没有搞错而予以宽大处理的，应该向他说明不能跟着嚷‘平反’，不许翻案。在纠正错误过程中，肃反干部，包括共产党员在内，有人说是不是需要检查呢？我想，也不应对领导肃反的干部泼冷水。”（5月31日《人民日报》） 朱蕴山也同罗隆基一样，欢迎毛泽东关于检查肃反工作的提议，并且同样将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加以具体化。只是二人侧重的方面有些不一样，罗侧重机构设置的原则，朱侧重检查工作进行的要点，并且注意到了毛泽东的不给肃反干部泼冷水的要求。结果朱没有事，罗却闯下了滔天大祸。这里更根本的原因还不是二人在说法上有一点不同，而是因为朱蕴山不属于需要加以打击的人物，而罗隆基即使没有说这些意见，民盟的那些活动也足够他成为一个需要加以打击的右派分子了。现在有了这一条，并且把它作为罗的头一条罪状来批判，还有一种显然的利益，就是再也没有人胆敢提起毛泽东说过的检查肃反工作的事了。 在肃反运动中这一百三十多万被肃错的人看来，他们是蒙受了冤屈，希望对于肃反运动能够有一次公正的检查，纠正其偏差。而领导肃反运动的干部却往往持另一种观点，认为发生这些错案是难以避免的。要用这种“难免”论来说服那些肃错了的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这篇社论就说： “有些人不大喜欢‘难免’论。……像肃反这样的斗争，你或者根本 不进行，那只能把反革命分子保留下来；或者认真地进行，那就确实有一 部分错误是难以避免的。 “在最英明的统帅所指挥的完全正义的战争中，也无法保证被炮火击 中的都是该受攻击的。不但普通居民，有时甚至自己方面的战士，也会受 到误伤。但是我们能不能根据这些无心的过失，去否定一场革命战争或者 卫国战争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呢？我们能不能因此而把犯了这些过失的将士 看作冤仇呢？” 这就是说，肃反运动不是没有错误，而是不应计较这些错误，因为这是难免的。 社论中的这一段话，是具体有所指的。它是反驳1956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上的杂文《说“难免”》。这篇杂文引用了《文汇报》上的一段文章： “在大运动中（例如在肃反运动中），有时发生一点过火的斗争，伤 了自己人的感情，甚至错误地搜了自己人的腰包，这也是难免的。但是有 些领导干部，把‘难免’二字作为免战牌，陶醉于‘运动是健康的，成绩 是主要的’，于是把‘亡羊补牢’的善后工作草草了之——这同样也是缺 乏人道主义的表现。” 这篇杂文赞同这些意见，并且补充说： “说是‘难免’的事，未必都是真正难免的事。至于‘把“难免”二 字作为免战牌’挂起来的地方，我看那下面简直就不是什么难免的事。 “某些开口就是‘难免’的领导干部，他们虽不是‘常求其死’，常 求其有罪，至少也不是力求‘能免’而竟‘难免’，却是早就预期着‘难 免’，结果当然就有人‘不免’。他们其实是粗枝大叶，浮光掠影，安闲 得很，又有什么‘难’在哪里！所以他们说起‘难免’时，也就那么飘飘 然了。” 这篇杂文被毛泽东看到了。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 “对于一些有害的言论，要及时给予有力的反驳。比如《人民日报》 登载的《说“难免”》那篇文章，说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并不是难免的，我 们是用‘难免’这句话来宽恕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一种有害的言论。 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应当准备及时反驳，唱一个对台 戏。我们搞革命和建设，总难免要犯一些错误，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就是个大难免论。”[13] -------- [13]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9～350页。 杂文作者署名尉迟葵，他的另一个更常用的笔名是舒芜。后来他被划为右派分子，算是给了他最有力的反驳。 为了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不只是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还有更大的声势。当时为肃反对象鸣冤叫屈最起劲的有黄绍竑。现在要驳斥黄绍竑，那些想要通过他呼冤的人就得付出代价了。 例如，北京师范大学俄文系有个学生，肃反运动开始后不久被捕，关了一年多之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免于起诉，释放回校。这就是说已经结案了。坏事的就是她几年前在跳舞晚会上认识了黄绍竑，释放之后托黄绍竑为她转交一份申诉材料到人大常委人民接待室。为了驳斥黄绍竑，北京师范大学就在7月3日专门举行了师生员工大会，揭发批斗这个已经结案释放了的人。会上，师生员工代表的发言，递到主席台上的一百多张纸条，都要求对这个屡教不改的反革命分子严加惩处，要求学校开除其学籍，要求检察机关重新处理她的案件。 还有一个是河北省龙关县干部业余学校的教员。在肃反运动中被捕，被龙关县人民法院判刑八年，关了一年半之后释放。释放的原因，据《人民日报》记者集体采访的《黄绍竑保护的什么人？翻的什么案？》一文说，是“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龙关县法院判处稍重，撤销了龙关县人民法院原判”。（7月19日《人民日报》）2月此人获释，3月，黄绍竑在政协会上提及此事，说要不是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真监督，此人就会冤沉海底了。现在为了驳斥黄绍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法院撤销了河北省法院教育释放的判决，维持县法院原判。9月7日又将这个已经结案释放数月的人重新收监执行。 这篇《黄绍竑保护的什么人？翻的什么案？》除了提到这两个案例之外，还写了另外一些案例。 有一个是上海市第一医学院的学生，1949年上中学时参加了圣母军，1955年被捕，关了几个月，判决免予刑事处分，教育释放，回原校继续求学。 有一个是广州海关的工作人员。这篇文章在介绍了此人案情之后说，“当然，据此而判处三年徒刑，是比较重了一些，是可以加以纠正的。可是黄绍竑却别有企图地为反动分子叫屈，攻击人民司法机关没有法制，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呢？”在《人民日报》驳斥黄绍竑的记者们看来，此案也是判重了的。只是《人民日报》这样说则可，右派分子这样说则不可。 还有一个是名人， 即做过沪江大学校长的凌宪扬。1951年4月被捕，1957年初释放， 宣布不追究刑事责任。几乎关了6年。黄绍竑对此案的攻击，有一条是“长期不审不判” 。这样说当然表现出他的隔膜。1951年4月那时，正是第一次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之中，处决了多少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把凌宪扬算在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之列，也就可以处决了。“长期不审不判”正是他的造化。 为了驳斥，这篇文章把黄绍竑说过的这些案例都在报纸上概述一番，以表明这些人确是有罪的。像凌宪扬，他奉当时政府派遣同德国进行贸易的公务行为，被说成“他在抗日期间和法西斯德国勾结”，成了应由个人承担责任的罪行。 还有一个谭惕吾，也是热心为别人呼冤的。到了反右派斗争中，谭本人成了右派分子，那些她想给予帮助的人也都没有好下场。 1955年肃反运动中那些被错斗的人，所以被列为肃反对象，大都是因为他所在单位的领导人觉得他可恶。用鲁迅的话来说，是犯了“可恶罪”。他们为什么被认为可恶，为什么仅仅因为可恶就遭此无妄之灾呢？这就可以用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来解释了。可以说，1955年肃反运动中的种种做法，种种偏差，正好是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一次集中的反映。现在整风运动号召反对这三个主义，这些被错斗的人是有话可说有冤要伸的。控诉肃反运动的偏差，是整风期间最叫各单位领导人头痛的问题。这是右派分子猖狂进攻最重要的突破口之一。 这个最大的突破口后来变成了最大的陷坑。那些因肃错而大诉冤屈的人，就都给加上了攻击肃反运动这罪名，纷纷掉下这陷坑，成了右派分子。 这些人是因为被本单位领导人认为可恶才列入肃反对象的，只是因为要定案为反革命分子有一些硬性的界限，如果他没有当过营长连长，没有当过乡长科长，没有入过国民党三青团，不信一贯道，没有跟胡风通过信，等等等等都算不上，到了最后定案的时候，也无法把他定入那八万一千余人之中去，而只能把他定入那一百三十多万人之中去，算是给他弄清楚了问题。现在好了，现在是反右派斗争，所有原来那些界限都是不需要的了。根据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只要有“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一条就足够了。你呼了冤，叫了屈，你就是攻击了肃反运动，就应该划为右派分子了。在肃反运动中费了那么大力气没有做到的事情，在反右派斗争中不必费大力气就可以做到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反右派斗争是肃反运动的最后完成。 这里有一个可供参考的数字有力地表明了反右派斗争与肃反运动的关系。李哲人写的《在反右派斗争中站稳立场》一文中说：“在对外贸易部揭发出来的九十四名右派分子中，有反革命分子和历史上有反革命行为根据宽大政策不以反革命论处的二十三人，因有问题在镇反、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中被斗争或被管制的二十七人，出身于剥削阶级、曾长期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服务，或其家属亲友在运动中被斗争或被镇压、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对党和政府不满的分子三十二人”。（9月8日《人民日报》）由此一例，可以想见在当年所划的右派分子里，本人或家属亲友曾经是肃反对象的占有一个怎样的百分比。 反右派斗争不仅是肃反运动的最后完成，而且是肃反运动的进一步扩大。不但有不少的人因为攻击肃反运动而成了右派分子，还有一些人因为反右派斗争而成了反革命分子，一些原来没有定性为反革命的事件，到了反右派斗争中，忽然变成了反革命案件。这里举张志和、葛佩琦两个案件为例。 张志和一案见于1957年8月30日《人民日报》 ，记者纪希晨在《四川的右派群丑》的报道中说： “材料证明，章罗联盟为独霸被称为民盟‘发祥地’、‘根据地’和 ‘大阵地’的四川，早在解放前就已经作了布署（注：原文如此）和准备。 刘邓大军渡河以后，他们认为‘国共南北对峙’局面下，正好大有可为， 为达到在‘三分天下’中‘割据西南’的目的，民盟右派分子潘大逢、范 朴斋、张志和、张松涛等，根据章伯钧的扩充实力搞军事投机的指示，除 拉拢大批袍哥（即哥老会）地主恶霸特务入盟（如川西十五个县六百六十 八人中，有一半以上是地主袍哥特务），同时还在川北、川南、西康等地 收编袍哥、土匪，建立反动地方武装，阴谋与人民争天下，企图抗拒解放 军向川康进军。拥有两三千多袍哥土匪，到处抢劫群众的土匪头子朱世正， 被他们委任为民盟西康省委的主任委员。解放后，这些反动武装纷纷发动 反革命暴乱。民盟中央委员张志和亲自发展的伪保安团长王德全首先叛乱 之后，随着朱世正等匪部也都参加了叛乱。” 真是字字充满杀机。33年之后，这件事才有了另一个说法。1990年彭迪先发表了《民盟在西康策动地方武装起义的前前后后》[14]一文，具体说明了当年这些人的活动情况。 -------- [14] 见《文史资料选辑》总12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117页。同辑尚有赵锡骅、洪钟、任康执、刘光烈文章四篇，亦涉及此一公案，可参看。 关于张志和，彭文说： “早在1937年10月间，张志和就奉命由李一氓陪同去延安见毛主席。 毛主席要他回四川秘密做川康上层军政人员的工作。张回川根据毛主席的 指示做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的工作，先是争取他们作中共的友军。 其中刘文辉是主要的一员，其所辖西康，又是战略要地。张在1943年初曾 引刘去见周恩来同志，随即建议在西康雅安设立秘密电台。中共派王少春 负责与延安直接联系。1944年冬到1945年春，中共南方局派张友渔来成都， 又由张志和介绍与刘文辉联系。这时民盟主席张澜又秘密吸收刘文辉、潘 文华入盟。” 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 邓锡侯、潘文华通电起义。在雅安，由中共、民革、民盟和起义将领建立的西康省临时军政委员会，立刻面对着胡宗南、王陵基所部的极大压力。彭文说： “当时，张志和立即电请周恩来同志派解放军先来解放雅安。收到周 恩来12月17日回电，电文如下：‘张志和并转刘、邓、潘三先生：第二野 战军刘、邓来电转如下：恩来巧亥（按：18日24时）军委：我先头十七军 与十军已于铣日（按：16日）攻占乐山、青神，正向西发展中，战果待报； 十一军今（蓧）日（按：17日）可达新津、彭山、岷江之东岸地带。特此 专告。’通知解放军已截断胡军向川南逃走的道路，这对西康同志是很大 的鼓舞，安定了雅安的人心。” 关于张松涛，彭文说： “1948年4月和8月，民盟四川省支部两次派张松涛去香港，向民盟三 中全会后的总部领导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李文宜、李相符等汇报了 四川的盟务活动。经民盟总部联系，又见到了中共南方局驻港负责的连贯 和民革的李济深主席与朱蕴山。当时总部具体指示：回到四川要求民盟地 下组织配合中共，搞好地下活动，协助民革建立四川各地组织。张先后带 回李济深、朱蕴山等致杨杰、刘文辉、邓锡侯、张志和等人的密件和连贯 嘱咐刘文辉保护好通讯联络的口信，以及民盟三中全会各项文件，并约定 解放军东到宜昌，北到汉中，川康军人即行起义，从内策应，加速国民党 反动派政权的灭亡。” 关于朱世正，彭文说： “朱世正系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年仅29岁，‘天、芦、宝、荣’事 件后，经刘文辉委为国民党西康省保安司令部雅、荣、汉联防总队长。但 朱、刘之间仍有隔阂，互有戒心。朱急于另谋出路。1948年冬，当时民盟 四川省支部负责人张志和叫赵锡骅与朱的老师黄汝杰多次联系，张又安排 吴汉家负责和赵联系研究有关情况，然后决心吸收朱世正入盟。这样就把 反刘的民间武力分化了。民盟组织对朱世正做了许多工作，朱世正与刘文 辉的代军长刘元瑄终于在雅安见面，言归于好，使西康内部安定下来。” “对朱世正本人，先由赵锡骅和黄汝杰对他进行工作。我到了荥经， 又对他及其部属多次进行政治教育。张志和到西康后，又对来世正进行统 战教育，使来世正认清当前形势，应与刘文辉合作，团结起来，打垮蒋介 石建立新中国，才是中国人民的出路，个人也才有前途，加强了朱世正跟 我们走‘反蒋、联刘、拥共、迎接解放’的道路的信心。” “为了进一步组训朱世正所属的民间武力，将其改造成为人民武装， 将在荥经的青年同志（大、中学生）组成短期训练班，进行政治和军事学 习。由我讲政治经济学和当前的政治形势等，张松涛讲游击战术、政治工 作和当前的军事形势。” 刘文辉等起义之后，在同王陵基部作战时，彭文说： “我还亲自去荥经动员朱世正的民间武力，进行整训，作为总预备队， 为安定雅安后方，阻止汉源羊仁安匪部北窜发挥了作用。” 关于王德全，彭文说： “驻防雅安近郊的西康保安三团团长王德全，经张声明介绍，吸收入 盟。又由王德全在其驻地周围争取和掌握一批民间武力。” 在刘文辉等宣布起义之后，彭文说： “西康省临时军政委员会命令盟员王德全以及保安三团为基础，加上 所掌握的地方武力，先消灭了王陵基在名山和雅安接壤的反动游击基地张 广德部，随又率部攻克了反共救国军程志武、李元亨等已经占领了的飞仙 关（此地离雅安只三十里，系保卫雅安的要地）。王德全又指挥地方武装 阻击了由邛峡窜犯雅安的王陵基保安团，恢复了雅安北区上里乡。在王德 全部做政治工作的盟员参加了战斗。这样就配合二十四军起义部队阻止了 东北来犯雅安的敌人，使王陵基摸不清底细而不敢再来，对保卫雅安起了 作用。解放军到达雅安、荥经后，王德全、朱世正各部均分别就地复员。” 彭文说： “1981年10月7日， 张松涛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见到张友渔，向他 汇报民盟在西康搞的地下武装斗争情况时，张友渔表示：‘原来我也做过 刘文辉的工作，你们搞武装斗争是打蒋介石、王陵基，有哪点不对？’又 问‘以后这些武装是如何处理的？’张松涛说：‘解放军一到就全部复员 了。’他说：‘这样就很好嘛。’” 就是这些人， 在1948年1949年做了这些事。到1957年8月的《人民日报》上，就不但不是功绩而且都是罪行了。是罪行就得惩治。怎样惩治的呢？彭文引述的中共四川省委川委函（1983）51号文件是这样说的： “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又把这支起义部队错误地定为‘以张志和为 首来荥经勾结地主、土匪组织的’‘暴乱土匪性质的武装组织，并决定对 中队长以上人员均以土匪骨干论处’。这就混淆了历史的功过是非，以致 使参与策反起义工作的一大批民盟成员、中共地下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受 到株连和影响。这实属一个错案，省委同意予以平反。” 20余年如一梦。到了这一场噩梦醒来的时候，彭文说： “朱、王二人均已恢复了起义军人待遇，作了政治安排。张志和、潘 大逵、范朴斋、张松涛等人的右派问题，属于错划，均已先后改正。张志 和的骨灰，已于1981年2月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当年这支队伍的中队长以上人员均以土匪骨干论处，既然是“以张志和为首”，首恶必办，这张志和想必是给办了。假如他不曾被划右派于前，又何至于变成匪首遭必办于后呢？这个案例也就说明了反右派斗争与肃反关系的另一面，反右派斗争是肃反运动进一步扩大的一面。大概有人会说，已经让他的骨灰安息在八宝山中，血食千秋，歆享革命的香火。不就已经证明历史还是公正的吗？只可惜张志和不能说出他自我感觉如何了。 葛佩琦一案更加有名。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讲师。他在人民大学党委5月24日召开的非党教授、 副教授、讲师座谈会上发言，据报纸上刊出的摘要，他说了这样一些话： “我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学校是这样， 老百姓也是这样，老百姓把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统购统销搞 糟了，所以物资供应紧张，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说这是生活水平提高；生 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是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 党员和干部。说良心话，物资供应之所以紧张，这是由于执行党的政策的 人犯了错误（引者按：他并没有说政策犯了错误），例如猪肉哪里去了呢？ 不是被老百姓吃光了，而是因为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发生了偏差，老百 姓不肯养猪所造成的。 “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 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老百姓几时也是这样，中国历 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有得到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总是欢 迎他们的，但他们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要 反对他们。例如，1945年抗战胜利时，受了日本人压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 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 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很 危险的。 “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用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式， 而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所以看党员的成绩就是看汇报多少，汇报得多， 就是好党员，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 为党组织叫他们作情报，所以责任在党组织，因这是组织给你任务。 “共产党对我三心二意，我对你也三心二意。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 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 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 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 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 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 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 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5月31日《人民日报》） 在6月5日的座谈会上，葛佩琦又说了这样一些话： “群众在鸣放中还有顾虑，这反映了两个问题：一、反映了八年‘民 主’制度的结果，群众对‘祸从口出’有深刻体会，串个门，说句话，就 要被写进‘材料’中，群众对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已经颇感生疏了；二、 群众对共产党说的话不敢信任，怕打击报复。如果群众继续对党不信任， 总有一天党会灭亡的。” “共产党对这一点应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立’。我还要重述一 遍，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 下去，那必走这条道路，总有那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 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6月8日《人民日报》） 葛佩琦的这些发言被概括成他主张“杀共产党人”。他写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说报纸刊出的发言摘要与原话有出入，要求更正，不给登出。他当然成了当年最知名的右派分子之一。 划了右派就还要查历史。查的结果，就在《人民大学学报》的一篇批判长文中间公布出来： “1937年7月， 葛佩琦由北京大学毕业，随平津学生流亡到河南洛阳 一带。 1938年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葛佩琦找到了胡宗南，被 委担任天水行营西安办公厅上校战地视察和通讯所主任。不久，任第一战 区长官部的少将参议。沈阳解放前夕，由东北跑到北京，以后混入了中国 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7期） 哦，原来是胡宗南部的少将军官，主张杀共产党人就毫不奇怪了。他就以这样一种身份，于1957年12月被捕，判了个无期徒刑。到1975年12月宽大释放在押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的时候，他又以这个身份获得宽大释放，关了18年。 又过了18年，他死了。这18年里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情，发生了许多变化，对葛佩琦，也有了另外一种说法。他死后，新华社报道说：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葛佩琦同志因患心脏病抢 救无效，于1993年1月1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二岁。 “ “葛佩琦同志1911年生于山东省平度县，1935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他在‘一二·九’运动时期任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是 当时北京大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人之一。他曾两次遭国民党政府逮捕入 狱，在狱中他坚贞不屈，表现出革命者的气节。他多次受党指派，在国民 党军政机构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不顾个人安危，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贡 献。 “葛佩琦自1951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并被 捕入狱。虽长时间蒙受冤屈，但他襟怀坦白，心胸开阔，正确对待个人不 幸遭遇，保持革命者气节。1975年获宽大释放。1980年在党中央直接关怀 下获平反，1983年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党的组织关系。 “葛佩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刚正不阿，心胸豁达，坚韧顽 强，忍辱负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思国忧民，坚信真理，对革命的信 念始终没有动摇过。在冤案平反之后，他以新的姿态投入四化建设，抱病 著述，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为人民奉献余生。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 不以老革命的身份自居，始终保持一个革命者的本色。” 这条电讯中，“被错划为右派并被捕入狱”一语，是写得简略了一点。根据当年规定的办法，对右派分子最重的处罚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如果他仅仅具有右派分子的身份就不会被捕入狱。他被捕入狱了，就表明他还有另外的罪名，即反革命的罪名。当然，如果葛佩琦不说这些不中听的话，不被划为右派分子，也就不会算做反革命分子而判无期徒刑了。这个案例也说明了反右派斗争是肃反运动的进一步扩大。 ------------------ 应天故事汇 倾情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