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师范学院的张百生、黄振旅二人合写了一篇《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课题》，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于是他们学院在6月28日、29日、7月1日、3日和5日连续几天举行争辩会，批判他们。 在6月28日第一次争辩会上， 张百生首先声明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的辉煌的成就，写文章时因为写得很匆忙，而且是为了帮助党整风，同时觉得一提成绩就千篇一律，所以写得很少，今天要再估计，不得不简单提一下。他说，比如没有土改，就不会有新中国，不能奠定农业合作化的基础；没有抗美援朝，就很难设想有今天这样读书的环境；没有三反、五反，就不能有今天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不能保证有今天这样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机构；没有镇反，就不可能获得抗美援朝的胜利，不知有多少工厂、桥梁要被破坏；“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方针也是正确的，等等。但是，他又说，这些更正并不表示他们接受了批评。 不但有教师和学生发言批驳。7月1日的争辩会上，沈阳县姚千户乡乡长姚恩林和五位农民声称代表全乡农民发言。姚恩林说，我们农民从报纸上看到了张百生、黄振旅的文章，非常气愤。大家都要放下锄头来找他们两人面对面辩论。为了不影响生产，我们乡、社干部一再劝阻他们，最后派了我们几个代表来与张、黄辩明是非。 姚恩林说，张、黄两个人说合作化是“中央一声号响”，“大多数的农民怕戴落后的帽子，不得不参加。”我作农村工作已经五六年了。1952年和1953年我在北郊财落堡区工作的时候，看到的事实是：“黑社”比我们政府批准的社还多。要不自愿，为什么要组织黑社？当时我们的干部正像毛主席批评的那样，是小脚女人，曾经去拆过“黑社”，因此我们下乡的时候，老百姓不给我们饭吃，骂我们是绊脚石。自从毛主席批评以后，我们的脚步才迈开了。有没有不自愿的呢？有！有些地主、富农，特别是土改后新上升的富农，他们看到合作化后不能剥削人了，不大愿意参加。但是广大农民参加了合作社，他们孤立了，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不得不也要求入社。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也向他们交代了政策，他们一定要参加，也不能不让他参加。这能叫做强迫吗？谁要这么说，就是替地主、富农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作辩护。事实证明，合作社的确是农民摆脱贫困的唯一道路。有个农民叫裴庆芳，1953年秋他退社了。1954年他就垮台了。车卖啦，拉下了饥荒，1955年他又申请入社了。就是通过合作社这种优越性的教育，吸引了广大农民参加合作社。这能叫做强迫吗？ 姚恩林说，张百生说合作化运动不顾时间、条件、地点，事实完全不是这样。1956年以前，农村的阶级已有分化，一些单干户卖掉了土地，开始出卖劳动力，另外有些人却成了富农。如果不合作化，阶级的分化还要大。张百生说不顾时间，难道得等到恢复了封建社会，再搞一次土地改革，然后再来搞合作化吗？这也不合乎发展规律啊！（掌声）我们农民再不要给人扛大活啦！（热烈的掌声） 姚恩林说，张百生说合作化不顾地点，姚千户乡是个交通便利的地方，张百生先生不愿意听，那么我们就谈谈离我们二十的邻乡——白清塞乡丰收农业社，那里百分之八十的土地是生地。合作化以后开了二千多亩的水田，能种花生的山地都种了花生，不能种地的山坡栽了树，因此去年每个劳动日分两元多钱。三个普通劳动力做250个劳动日，就分五百元，按一户五口人计算，每人就是100元。另外还有副业。山区的合作社不但巩固丁，而且受到了政府的奖励。这不是地点吗？（掌声）我们社是平原，张百生先生不高兴听，我就不说了。（掌声） 姚恩林说，再讲讲条件。张百生说我们现在使用的还是两千年前的农具。是的，生产关系先进，农具落后，用句新名词，这是个矛盾。可是不能说弯弯犁就不能合作化，用旧农具我们也增产了。“五三”社去年打了四眼大井，安了一台锅驼机、三台电力机，把一千多亩旱田变成了水田。没有合作化就不可能做到这样，我还没有看见旧社会的大地主能一下子把一千多亩地变成水田。 姚恩林说，张、黄两个人说咱们下边干部水平低。的确没念过中学，也没进过大学，就是农民，一看就看出来了。（台下齐笑）开始的时候，工作混乱，真是脑袋疼。原来都是管自己那个小家，现在要管一千来户的大家，不仅种地，还要养猪，养鸡，还得摆弄机器。要大学生去，他们不去。要初中生来，他们说要升学，我们就不得不自己干。那个没戴帽子的（他用手指着在旁边坐着的农民代表朱恒普）就是我们的锅驼机手。（鼓掌）他没有文化，政府扫除了他文盲，又举办训练班，叫他学习，也学来学去就知道了又是什么活塞，又是什么杠杆的。他不仅懂得了理论，操作非常熟练，还可以保证不出故障。（鼓掌，再次鼓掌）我不是抹杀学生的作用，可是不要把我们看得太不像样子了。（热烈鼓掌）这是旧社会的看法。党和政府关心农民，采取了很多措施，培养和提高了我们。我们那里也有专家。看起来养几千只鸡不算什么，那玩艺死起来也没治，可是就不死。（掌声） 姚恩林说，农村最大的变化，不仅是遇不着要饭的啦，而且鳏寡孤独、老弱残疾都得到了“五保”待遇。所以有人要拆散合作社，“五保”户们说我们找他算账去。现在农村没有扛大活的了，没有卖地的了。没有阶级分化了。我们这么说，写文章的人如果晃脑袋，就一定领他们去看看！（掌声） 姚恩林说，关于肃反问题，姚千户乡杀了两个人，一个是警察署署长，后来又当了伪保长。是他先杀人，我们后杀人，他杀过人，我们才杀他。另一个也是这样。这两个人不杀，他们还要杀我们，这两个人不杀，群众也不答应。在唐家屯一个人也没杀，因为他们没杀人。 姚恩林说，张百生说一个社一个乡里代表不了全国。我们说：我们一个乡一个社能办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都会办好的！（鼓掌、再鼓掌、再次鼓掌） 张百生、黄振旅在姚恩林发言之后作了一点辩解。说他们所说的“全面冒进”，不是指农业，而是指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全面改造。 在7月3日的争辩会上，沈阳市铁西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工人金宝荣就“全面冒进”一说驳斥张百生和黄振旅。他说在1949年沈阳市就出现了第一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到现在已有八年历史了。早在1954年政府就在三个月内接到占总数五分之一的12000名手工业工人组织合作社的要求。 当时干部有右倾保守思想，不批准，他们就拿着报纸拉着干部的手去找手工业局长，质问为什么不执行党中央指示。铁西区在合作化高潮以前就有九个黑社。他问道：这能说手工业合作化是冒进吗？他接着说：有一个103个人的社，开初只有12元资金，但是现在有45000元了。还有一个153个人的社， 开办时买两元钱纸得向人家借，但是现在却有了16万元资金。全区百分之九十六的社员比合作化前增加了收入。49个社中已有43个社实行了公费医疗，一个患肺病的社员治好病花了1600元，他感动地说：若不是合作化，他的生命和他一家人的生活就得垮台。直到现在还有人在千山、汤岗子等疗养院休养。合作化不仅使社员经济生活上升，也促进了他们文化的提高，3400人当中，如今有一千多人进了文化学校。手工业工人们知道，这种生活是共产党给他们的，因此，当他们听说张、黄要“取消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时，怒火冲天，表示坚决不答应。 农民、手工业工人发言以后，张百生、黄振旅仍不承认错误，说姚千户乡不能代表全国农村情况。7月5日，从张百生的家乡辽阳县安平区四方台、旭家沟、石桥子乡的农民代表从一百多里外赶来参加争辩会。 四方台曙明合作社的主任王惠龄说：我就是张百生一口咬住“冒进”的四方台人，今天社员一定要我来跟他辩论辩论。他说，我们合作社一百七十多户农民，除了几户以外，都是欢欣鼓舞、自觉自愿地参加合作社的。只有几户我们没有强迫、但也不是真心自愿入社的。那就是：张百生的姐夫，他原来是富农，家里有胶皮车，后来看到人家都入社了，雇人雇不着了，没有办法才要求人社，入社前还把胶皮车卖了。另一家是张百生的舅舅张振洲，是伪保长、反革命分子，当年耀武扬威，曾被判处劳动改造一年，他当然不愿入社。再有就是张百生的表兄张右明，富农、反革命分子，曾被判处劳动改造三年，这样的人自然也不大愿意入社。张右明常常夸张百生，双手翘着大拇指说：“张百生这小子真这个，竟敢整党中央和毛主席！” 据报纸报道：“王惠龄揭这些底的时候，台下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张百生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 王惠龄一定要张百生回答两个问题：一、说冒进了有什么根据？这消息是从哪儿来的？二、说合作化冒进，山区不该合作化，代表谁的利益？王惠龄说，这是代表富农、地主说话，仅仅代表你舅舅、表哥、姐夫这些反革命、富农的亲戚！张百生也真是罪孽深重，祸延他人，他的舅父、表兄、姐夫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牵连，不清楚，但至少是又让人提出来数说一顿。 王惠龄还驳斥了张百生说农民生活赶不上合作化前的谬论。他列举事实说：现在青年穿皮鞋的有五六十个，我也有，今天没穿；穿大衣的二十多个。如果说生活低，为什么过去没有买，合作化以后才买呢？戴手表的也有三个两个，这是历来就没有的。 旭家沟乡红星社主任徐文良说；我跟张百生是一个堡子的人，最知根知底。他小时候的事我知道，我小时候的事，他也知道。他说山区就不能办合作社，我现在就讲我们是怎样办起了合作社的。1955年12月23日那天召开的人社报名大会，去的人非常多，个个都争先抢报第一名，把玻璃都挤破了。这还不是自愿吗？张百生说山区合作化要慢慢化，我们村就是山区，越是山区越要合作化。合作化后我们南沟栽果树，北沟放蚕，开了三百多亩水田。所以农民一听说你主张“解散合作社”就来火了，一位72岁的老大爷（五保户）跟我说：“主任！是要解散合作社吗？谁说的我找谁，让他养活我！”张百生！群众都认为你是给地主说话，要拿起锄头打你。据报纸报道：张百生最后表示要向人民请罪。（7月11日《人民日报》） 找来一些工人农民斗争右派分子，在当时是一个常用的办法。像在上海市人代会上斗争孙大雨的时候，据报道：“工人代表卫雪珍、吴良先、胡伟康等对孙大雨的反动言行进行了说理斗争。申太染织厂工人代表王启发说：孙大雨说肃反是‘肃革’，证明孙大雨是完全站在反革命分子的立场上说话。南洋烟厂女工代表卫雪珍等驳斥了孙大雨的‘工人阶级没有知识’、‘不能领导革命’、‘不能领导建设’等谬论。卫雪珍说：我们厂里一部车子两个半工人生产，每年可以为国家创造一百一十六万元的财富，而两个半工人每月只要一百七十元。她责问孙大雨：你每月拿了国家四百六十二元，可买大米三千多斤。两年拿了一万多块，你到底为人民做了些什么事？有的代表说：人民把孙大雨送到十八层楼上去（孙大雨住的十八层楼的公寓是政府照顾高级知识分子住的），孙大雨却要把中国人民踏到十八层地狱里去，搞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复辟阴谋。孙大雨完全是忘恩负义之徒。孙大雨在代表们的严正驳斥下脸红耳赤， 低头不语。代表们要孙大雨再作老实交代。”（8月22日《新华社新闻稿》） 这些都是从当时报纸上摘录的。大约是有意作为样板加以推广的吧。下面再摘录一些事后回忆的场景。 从维熙谈当年北京日报社的情况： “徐钟师是年长我一轮的老编辑了。我和他在一个记者组里共过事。 他工作兢兢业业，平日沉默寡言，是报社里最不显山不露水的人。但是他 也被揪了出来，被当作挖出来的右派分子。 “他走进会场来了，顿时使我吃了一惊：昨天他低头走路时，浓密的 头发还披在额角；此时昂首站在被审判席的他，竟然成了亮晶晶的光葫芦 头。老徐不但剩光了头发，还刮净了脸上平日的胡子拉茬。特别吸引我注 意的是，他脱去平日皱巴巴的四兜制服，竟然在这样的大会上，穿起中式 蜈蚣扣儿的蓝布裤褂。一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神色，溢于须眉之间。 会场死寂了几秒钟后，沸腾起来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沉默。 “‘你是蔑视反右斗争！’ “还是沉默。 “‘打垮徐钟师的猖狂反动气焰！’口号在会场轰鸣起来。 “一呼百应，连我们也跟着喊起讨伐之声。 “‘先整他的态度！’ “‘这老右派是花岗岩脑袋！’ “我的心怦怦乱跳，情不自禁地朝丁紫（徐钟师之妻）望去，地面色 苍白如纸，嘴唇连连翕动。情绪沸腾的会场，掩没了她的声音。她焦急、 尴尬、茫茫然不知所措。 “好在因为徐的态度极端恶劣而会议中途天折。当愤怒的群众高举着 拳头高呼‘打倒’、‘严惩’之类的口号时，徐钟师竟然连连拱手抱拳， 微笑，向群众致谢：‘感谢各位关照！感谢各位关照！’没有几天，徐钟 师被送劳动教养。案由么，据说是同意大右派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 态度恶劣至极。”[1] -------- [1] 从维熙《走向混沌》第1部，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从维熙还记下了在北京日报社新落成的四楼礼堂开会批判刘宾雁的时候戚学毅跳楼自杀的场景： “斗争刘宾雁那天，正是炎炎夏日，我坐在后排靠窗的地方，已热汗 淋淋。高高个儿大鼻子的刘宾雁，站在被批斗席上不断地抹汗。粗粗的男 低音和尖利的女高音组成的讨伐声，正在大礼堂里回荡之际，突然坐在我 前几排座位上的一个男人，离位站起。当我们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时， 他突然登上四楼窗台，像高台的跳水运动员那样，鱼跃而下。麻线胡同一 个挎着篮子买菜的老太太，被突然凌空而坠的庞然大物吓得坐倒在路旁。 “会场乱了。楼下乱了。街上乱了。 “会议被这突然事件所惊呆。尽管掌握会场的主席，惊愕过后以精辟 的语言指出这是反动分子干扰对刘宾雁进行批判的丑恶表演，说了些‘物 以类聚’、‘兔死狐悲’之类鼓动战斗情绪的话，但大会场仍然被戚学毅 之死蒙上了一层阴影。 “血——我探头往下看时，看见了鲜红的血。 “我头脑里总是盘旋着他迈上窗台，纵身跳向漠漠大气的姿态。 “我垂下头。我捂上脸。 “我不敢走出会场，也不敢再探头下望。但耳朵里倾听的不再是那些 义愤的讨伐之词，而在用全部神思倾听楼下街头上的嘈杂声音。 “我希望他还活着。我希望他仅仅跌断了双腿。 “但是，我听到有人在楼下呼喊： “‘这个家伙为右派分子殉葬了！”[2] -------- [2] 从维熙《走向混沌》第1部，第6～7页。 黄秋耘的回忆录记述说： “在反右派的斗争中，自杀的人大概没有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多， 但是也为数不少。例如广州就有一个参加革命多年、在香港《华商报》和 东江游击区工作过而且颇有点名气的新闻记者招麦汉从六榕寺的花塔顶上 跳下来，当场肝脑涂地。我追悼他的诗中有‘血溅阶前色尚殷，一生功罪 总难论’两句，现在看来，他什么罪也没有。据当时在颐和园谐趣园的疗 养所养病的何礼同志告诉我，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期间，他每天早上起来 散步，常常看到后山歪脖子的老槐树上吊着一两个人，还有一些人是跳湖 自杀的，身体插入湖底淤泥中，只有两只脚露出水面。这些殉难者并不全 都是‘右派分子’，也有些是由于亲人或挚友被划为右派，悲愤填膺，忧 郁欲绝，因而走上这条绝路的。北京日报的一位青年记者戚学毅，他自己 在反右派斗争中什么问题也没在，没在受到过冲击，只是因为刘宾雁被划 为右派；他又不愿意去批斗他、揭发他，就在批判会的现场从高楼上跳了 下来。他在临死前几天告诉过韦君宜：‘我读过黄秋耘那篇《锈损了灵魂 的悲剧》，我可不愿意自己的灵魂受到锈损，带着锈损了的灵魂而活下去 是没有意思的！’苏联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说过：‘诗行是会血淋淋地杀死 人的！’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我那篇一千多字的散文就血淋淋地杀死了一 个可爱的青年！”[3] -------- [3] 黄秋耘《风雨年华》，第182页。 斗争右派分子的会，各行业各系统都在开。一个右派分子有几重身份，就有几个系统去斗争他。例如章伯钧，就得出席民主同盟的斗争会、农工民主党的斗争会和交通部的斗争会； 钱伟长就得出席民盟、清华大学和科技界的斗争会等等。9月11日在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斗争了丁玲、刘王立明、谭惕吾、彭子冈、李健生、浦熙修等人。其实她们早已分别在文艺界、民盟、民革、新闻出版界、农工民主党和各自所在的单位挨过斗争了。这一次又给加上一个“妇女界右派分子”的名义再斗争一次。这也显出了做一个男人的幸福，因为只有妇联没有男联，一个男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并不会因为他具有男人这种身份而多挨一次斗争。 当年精心组织规模最大的斗争场景在广东：对右派分子罗翼群的斗争。罗说的农民“接近饿死的边缘”这话，是太犯忌讳了。于是不惜花大力气组织了斗争的这一幕，安排他到农村去“视察”。下面是这篇报道的摘录： “6月11日到16日， 罗翼群在兴宁‘视察’。他见到农民就先问：粮 食够不够吃？油、肉够不够吃？你的脸色为甚么这样瘦黄？甚至面对着体 格非常结实的农民也问：你为甚么这样瘦弱？当然，他没有得到使他满意 的回答。 “罗翼群在回到他的家乡兴宁县以前，更先写了几封信给村里的地主 分子、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和旧军官，要他们搜集材料。罗翼群到了以后， 又立即做了布置，并且串连了一些人开了两次会，专门搜集‘农民接近饿 死边缘’的材料。 “但是罗翼群从兴宁到平远，到蕉岭，从农村跑到学校，不知走了多 少地方，不知碰到多少人，不知费了多少力气，就是找不到‘农民接近饿 死边缘’的材料。 “他的活动，受到了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和被管制分子一小撮人的 喝彩。他所到之处，谣言四起，敌人嚣张。有的地主分子编山歌讽刺农民。 有人叫嚣‘看干部和社员的头几时会掉’。反革命分子造谣，‘国民党在 汕头登陆了’，‘国民党将广州炸烂了’。在罗翼群到过的笃坡乡，更出 现了‘打倒共匪’、‘农民到饿死边缘，行动起来打倒共匪的时机成熟了’ 的反动标语。 “罗翼群在蕉岭县的五天当中，就已经陷人了当地农民、学生、职员 的重围之中。24日，蕉岭县第二中学教职员和学生就曾当场质问罗翼群： 你为什么说广东农民接近饿死的边缘？25日，第二中学又派了代表几十人 到县城请他参加座谈会，准备继续驳斥他的谬论，但是罗翼群拒绝了。 “第二天，第二中学师生、一中老师、一些机关职工，一起与罗翼群 举行了五小时的座谈。罗翼群不能为他的谬论开脱，竟又诡称‘我说饿死 边缘指的是城市并不是农村，指的是全国不是指你们这里’。28日，蕉岭 县城一千名农民、学生、职工又在文化馆举行座谈会，发言人接连举出事 实驳斥罗翼群的谬论。罗翼群理屈词穷，狼狈不堪地说：‘在蕉岭没有到 饿死的边缘， 绝对没有’。一看事情不妙，29日清早6点钟，罗翼群便偷 偷地离开了蕉岭，溜之大吉了。 “6月29日上午9点钟，当罗翼群来到梅城镇的消息传出后，梅城镇的 居民、工人、学生、机关干部约二千多人，怀着愤怒的心情到他的住所去 质问他：‘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根据何在？’接着、附城、水白、扶大、 城东、城西、西阳等乡的农民听到消息后，也派了代表一千多人赶来和罗 翼群讲理。罗翼群卸下行装大约有三十分钟，整个旅社的四层楼内和门口、 大街上都站满找他辩理的人群。上午ll时左右，在梅县人民电影院，三千 多工人、农民、居民、干部，向罗翼群展开争辩。许多人都用切身经历的 事实驳斥了罗翼群的谬论。罗翼群不能作答，竟嫁祸于人，说他的‘饿死 边缘’的谬论是被《南方日报》断章取义弄错了！12时左右，梅城镇大街 小巷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反对右派分子罗冀群’，‘拥护共产党’，‘坚 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的标语。下午3时半，又有约一千名工人、教师在 工人文化宫集会，驳斥罗翼群的谬论。 “30日清早，他离开梅县去到兴宁。距离兴宁县城四十里的官田乡的 农民，为了当面和罗翼群辩论，预先在公路上等他。当罗翼群乘车到达后， 五十多个农民立即包围了他。只是由于兴宁县城的工人代表和城郊农民代 表反复向当地农民说明，要赶快把罗翼群送到县城去，农民才放他走开。 罗翼群进城到了旅馆门前，又立即被越来越多的群众包围。经过维持秩序 工人的一再劝说，群众才给罗翼群让开路采。 “不久，工人和农民的代表进入旅馆访问罗翼群。一个工人代表说： 我们这些有汗酸味的人访问你来了！罗翼群回答说：我要休息。随后有人 质问他：现在你被你所说的‘接近饿死边缘’的人们包围起来，你有甚么 感想？罗翼群竟无耻否认他说过‘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话。 “当天下午，兴宁各界人民举行了驳斥罗翼群的座谈会。这个会议原 来邀请一百五十人参加，但在会议进行中，工人、农民越来越多，一直增 加到一千五百人。会上发言的工人和农民的代表，用无可辩驳的事实驳斥 了罗翼群。 “7月1日，兴宁县五万群众集会游行，继续痛斥罗翼群的谬论和他进 行的反动活动。当天，有两个群众集会要罗翼群去辩理。但罗一出门，即 被群众包围。县人民委员会只好备汽车把罗翼群载到大会会场去，一路上， 要靠人民警察的开路，汽车才慢慢地走动。大会结束后，罗翼群刚从台后 溜出来，去路就被几万愤怒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连汽车都上不去。大家 高呼，要继续和罗翼群辩理，有人恨得想用雨伞柄戳他；罗翼群在民警、 工人纠察队保护下进了汽车。汽车开动时，人群还紧紧地围着汽车跑。一 路上，沿街店户的商人、店员、小贩也都围上来，痛骂罗翼群。这样，汽 车只能在群众的紧紧包围中蜗牛似地开行，从大会会场到县人民委员会虽 然只有一里多的路程，却足足开了四十多分钟。 “7月2日，罗冀群仍然陷在群众的包围之中。 “在兴宁县期间，罗冀群不敢离开人民警察。愤怒的群众，使这个猖 狂一时的政客惊慌失措起来。他甚至不敢住在旅馆里了，因为每天有大批 工人和农民到旅馆中来和他辩理。他向县长要求住到县人民委员会去。他 的要求得到了应允。但无论住在那里，罗翼群只要一出门，就有几百人甚 至几千人围上来，没有三、四个警察保护，他便不能离开宿舍一步。他要 理发，虽然理发店离县人民委员会只不过百步之遥，但是已经寸步难行的 罗翼群，怎么能平平安安地跨过这段短短的距离，到达理发馆呢？于是只 得把理发师请到宿舍来理。 “没有为自己的谬论寻到任何根据，又受到群众的反击，罗翼群决定 要回广州了。7月5日，他乘车由兴宁出发，但中午车到河源，又被从四面 八方到来的群众包围起来，要和他辩理。罗冀群缩在车厢里发抖，被群众 簇拥着进了河源县人民委员会。河源县长在群众的要求下，同意组织河源 县各界人民代表反右派分子筹委会，同罗翼群辩理。当晚，城乡五千群众 冒雨参加了大会，对罗翼群的谬论进行了严厉的斥责。 “河源城到广州，中间要经过博罗、增城等地。5日晚、6日早晨，这 两县有许多群众准备等待罗翼群说理。在这种形势下，罗翼群如何才能回 到广州？河源县向广东省人民委员会请示。省里考虑到广东省、广州市还 有更多的人要同罗翼群辩论，又念他年纪大了，便决定派省政协副秘书长 乘专车到河源接他回来，并且打电话告诉博罗、增城两县的领导干部，说 服群众，不要半路拦车。 “6日上午， 罗翼群从河源县人民委员会刚一出来，又被一百多群众 包围，要留下他继续辩论。经过县长一再说服，群众同意他走了，但是在 车身上贴满了标语。 “车身贴满标语，一定会被群众认出，于是，一出城，马上就用水把 标语刷洗干净。同时，车上准备了麻袋，让罗翼群躺在车后放行李的地方， 告诉他一看到群众，就把身体用麻袋遮起来。看来，罗冀群是衷心地感激 政协副秘书长的安排的。他安静地躺下来，用两条麻袋遮好肚子和两腿， 两只手警惕地捏着麻袋边，只要看到人群和村庄，他立刻用麻袋把自己盖 严。 “汽车以每小时八十里的速度向广州开进。快到增城的时候，在一个 村庄旁边边竖着一块门板，上面写着‘质问罗翼群’五个大字。还聚着一 些人用怀疑的眼光注视着这辆急驶车子。罗翼群发现了，连连求人告诉司 机，继续加快速度。罗翼群说在这附近的一个镇子上绝对不能停车，不然， 他认为增城肯定过不去。问他为什么？他答道：这个镇子上有兴宁的许多 商人，他们能认出我来。车子进入增城时，车上的人都捏着一把汗。因为 满街都是质问罗翼群的标语，道旁站着许等待质问罗翼群的群众。这辆时 速已经超过四十公里的车子，引起了大家的怀疑和注意，有些人探头看着 坐在车子里的人，显然是在找寻车上是不是坐着他们久等的罗翼群，可是， 车子开得这样快，罗翼群又被麻袋盖得那样严，群众怎么能发现呢？就这 样，罗冀群终于在周密的保护下混过了沿途群众的耳目。虽然是十分狼狈， 但他却平安地回到了广州， 结束了他这一次不平常的‘视察’。”（7月 13日《人民日报》） 这一场演出前后历时二十余日，经过兴宁、平远、蕉岭、梅县、河源、博罗；增城七个县和一些集镇，每个城镇都动员了成千上万的群众，7月1日兴宁县就有五万人集会游行，在河源县，冒雨前来的有五千人，而且组织得如此井井有条，显出了很高的领导水平。想来只有省一级的领导人才能编导这样一场演出吧。罗翼群受到这样高规格的待遇也说明了对他身份的重视。当年孙中山大元帅开府广州，任命他为大本营军需总局局长、广东全省筹饷总局总办，为孙中山筹措军费出力不少，颇得孙倚重。 后来做了国民党中央委员。1949年9月在香港签名参加通电起义，做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中央委员、广东省参事室的副主任。大约平日以天下之大老自居，说话也肆无忌惮，也就活该被捉弄一回吧。 斗争会大同小异，也有别出心裁花样翻新的，但水平不会超过捉弄罗冀群这一幕，就不多说了。这里只说一件事，就是利用右派分子所写的“密信”作为斗争的武器。 这里得解释一下名词：何谓“密信”？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按照这个规定，除了原来写的就是公开信，或事后写信或收信的一方有意公开发表的信函外，一切信函都是“密信”，而且这秘密是受法律保护的。在反右派斗争中宣称一些信函是“密信”，意思就是强调它是诡秘的，有着不可告人的黑幕的。像斗争罗隆基， 就把他的一些私人间的通信作为材料。 7月2日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正是《人民日报》七一社论提出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一条线之后，浦熙修在会上念了罗隆基给她三封信的一些片断： “我十分希望他们能够团结，能够把文汇报搞好，这事值得他们努力， 我绝对站在帮忙的地位。” “表面上我是一股子劲，谁又知道我心窝里的矛盾呢？逢人都说我积 极，只有我自己知道，这‘积极’与‘创造’是不相干的。” “我以为所有跑龙套人都换换班，那就谢天谢地。像我这样无事忙， 绝对没有时间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真不甘心。” 找不出别的证据，只好用这些“密信”来坐实《人民日报》社论的论断吧。为了证明这确实是反对共产党的证据，报纸在“跑龙套人”后面用括号加注“指共产党的领导人”。不知道这注解是浦熙修加的还是报社的记者编辑加的。任何一个知道京剧中所谓“跑龙套”是什么意思的人都明白，这是指舞台上最无足轻重的角色。罗是把自己的冷官位置比做跑龙套，并且对此表示厌倦，希望能换换班，让别人来跑龙套，让他留点时间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他这话当然反映了一种消极情绪和不很愿意合作的态度，但是作为反共的罪证分量还嫌不足，所以一定要以括号加注，似乎他在主张共产党换班。这一例又说明：要以“密信”作武器，常常必须加以曲解。 9月3日《光明日报》以《罗隆基反共集团的一批密信》为题，刊出了民盟中常委萨空了在民盟中央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摘录了罗隆基与潘大逵、赵文璧、范朴斋、彭文应等人的来往信件。 利用“密信”来做文章，最有趣的是翻译家张文松的一批信件。这一位马克·吐温著作的中译者，大约文章风格也受到马克·吐温的感染，在给人写信的时候也来一点马克·吐温式的讽刺和谈谐。这可糟了。他在写给山东师范学院的友人庄维石、李金声和戴天庆的信中有一些这样的字句： “我指挥着由无到有的队伍，先后开辟了两个战场。” “本帅执法如山，抗命者斩！！！” “倘再误戎机，定以军法从事！！！” 如此等等。 7月28日《人民日报） 就以《四十多封密信》为题，摘要刊登了这些信件。就根据这些信件，说这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纪律、有经费的反动集团。”真是开玩笑也有罪了。 ------------------ 应天故事汇 倾情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