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 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而且不通知团 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不通知支部委员会，让他们混战一 场，各人自己打主意。学校的党委、总支里头混进来一些敌人，清华大学 党委的委员里就有敌人。你这里一开会，他就告诉敌人了，这叫做‘起义 分子’。”[1] -------- [1]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4页。 这里说的是清华大学党委常委（上届党委第一书记）、校长助理袁永熙。他曾是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运动领袖。他的妻子陈琏是陈布雷的女儿。夫妻俩都是共产党员。他大约是反右派斗争中最早被点名的党内右派分子。 党员团员中有多少右派呢？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说，“北京学校的党员大概是崩溃了百分之五，团员崩溃得多一点，也许百分之十，或者还多一点。” 几天之后，毛泽东在青岛召开了省市委书记会议，部署反右派斗争，包括反对党内右派的斗争。毛泽东把他在会上谈话的一些要点写成《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说： “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青年团内的一些同 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露，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团组 织。”[2] -------- [2]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57页。 7月28日， 《人民日报》根据这个精神发表社论，这篇题为《反右派斗争是对于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的社论说：“有一些好心的同志似乎认为右派分子只有党外才有，只有在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才有，而在共产党内部是不会有的。可是这个看法不符合事实。”在当前这一场反右派斗争中，“有一部分党员的立场却并不是明确的坚定的，他们在这样严重的斗争中认识模糊，态度软弱；还有极少数的人虽然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却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们成了可耻的内应。”“他们在整风运动中，利用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个别的、局部的缺点、错误，同党外右派分子联成一气，向党实行了内外夹攻。”既然是这样，社论当然要提出：“必须对党内外的右派分子‘一视同仁’地展开斗争。” 9月11日， 《人民日报》就这一问题再次发表社论，这篇以《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为题的社论，已经不只是一般地提出党内也要划右派分子，而且明确地将划右派范围扩大到“有不少是一、二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中去。这篇社论提出：“他们的党龄愈长，职位愈高，对党的危害就愈大。” 6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说，“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3] ，反右派斗争的党内战场就这样开辟了。 -------- [3]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2页， 与党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例如对外贸易部行情研究所欧美研究室主任严文杰。据报载：他向党中央提交了长篇意见书，“不仅一般地反对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领导，而且对党的领导和组织形式提出了荒谬的主张。他把党的领导局限于‘应是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和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他认为‘只有党中央和省（市）党的委员会才能起这个作用，而地委、县委、区乡党委、机关与企业学校党委是不能起这个作用的’，‘同时党政各有一套系统，同级政法、监察、团体、企业又听同级党的，造成重复’，这就形成了‘以党代政或党政不分’。他要求省委以下党委和机关、企业、学校党委‘不作为起党的领导作用的部门，只是通过党务部门’ ， ‘它对国家工作，机关企业事务，对社会人民无任何权利’，‘机关企业地方政权只受政府和人民代表会议的领导’。” “严文杰认为相当多的中下层党员干部（包括相当于中央的局长级干部）不称职，他们是靠党籍吃饭的。他把党的中下层干部丑化为‘无知的庸才’。污蔑说：‘职位在人之上的人，论起工作，瞠目结舌，甚至胡乱来一场。“这些人最好的是不起作用，而一般的是起反作用。’另一方面，他认为‘我们的业务都掌握在旧人员和青年知识分子手里，这些人又由于历史和家庭社会关系而不能得到提拔’。他说这种情况已达到‘使人难忍’的地步。他主张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培养起来的这些中下层党员‘拿开’，用包下来的办法，给他们终生生活保证金。再按情况要他们退休和下乡，或担任简单的工作。严文杰把党过去执行的干部政策说成是‘德乱才废’。他说，‘到中下层“才”被废弃了，而“德”往往成了辈数、年资、领导欢心的排队。’只要是党员，级别高，就可得到重用。他认为人事部门的干部农村出身者多，知识水平低，狭窄，有宗派主义思想。他说：‘管人的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人，不承认别人的知识和才能。’‘儿戏别人的前途和名誉’。‘党的威信会在此赔光’，‘结果很可能弄到个天怒人怨的地步’。” “严文杰对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大肆诬蔑。他说：‘亲身经历过这些运动的人，想起来就感到心惊肉缩，毛骨悚然。’‘一到此时，真是人人自危，社会大恐怖。’‘伤人不谓不深。’‘不管什么人，只要领导手指一下，就可以斗的，’‘斗争场面，比坐牢难受多了。’‘想想看，在反恶霸斗地主的时候，一个受害的农民起来斗的时候，那些如疯似狂的气势，当以后有一个变化的时候，那些受过伤的人会怎样对付我们！’‘我觉得，反会把一些本不一定是反革命的人逼着去反革命。’‘不管成绩怎样，这种运动不能再搞了！’‘要求政府规定：除非检察院同意，并由法院接受和主持外，一般机关、团体不得开斗争会。’他还公然提出要对领导肃反斗争的同志进行报复，说什么‘冤死人者死’，‘冤人坐牢者囚’。露骨地表现了他仇视革命的情绪。” 这篇报道还说严文杰“对人们阐释领袖著作的文章，他恶毒地诽谤说：‘好似一篇文章足以解决天下一切学说和工作问题。’‘好似当今天下，除此之外就再无学问了。’又说：‘我真不知何必如此？若一个人写了东西，要这么多解说人家才能懂，则本来那个东西便大可休矣！’” 6月8日以后， 严文杰反对《人民日报》 反右派的宣传。据这篇报道，他说，“《人民日报》比人家粗暴得多，厉害百倍。”《人民日报》的标题：《人民没有委托葛佩琦说这样的话》，严文杰说：这是否经过公民投票了？我看葛佩琦也代表社会上的一部分人。葛佩琦说要杀共产党人并没有说现在就杀啊！如果共产党真不好，为什么不允许别人杀你呢？ 这篇报道还说：对外贸易部的黑板报宣布李泰华是右派分子。严文杰即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名义向黑板报提出强硬抗议，质问这是谁的主意，为什么。当他因此受到攻击的时候，还说，“对不同意的事抗议一下也不可以，我要问成什么世界。”（7月23日《人民日报》） 反对党内右派斗争的重要战场之一是政法部门。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批判李世农时候说的：“公安、司法、检察机关和法院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武器，是党和人民执行对敌斗争的刀把子。这个刀把子定要紧紧掌握在忠于劳动人民利益的坚定的革命干部手中， 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下之。”（195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据《人民日报》公布在中央政法部门担任重要职务的党内右派分子有：监察部副部长王翰；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副庭长朱耀堂，研究室主任鲁明健；最高人民检察院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刘惠之，一厅厅长王立中。 王翰虽然只不过是监察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可他是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当年中央机关所划的党内右派分子中，在名义上这要算是最高的了。据报纸上公布的材料说，王翰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诬蔑国务院各部的工作是一塌胡涂，攻击我国发展国民经济计划不是冒进就是冒退，说现在的大学教育和建筑工程都不如解放以前，他对黄绍竑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十分赞赏，到处替黄绍竑吹嘘。报纸还说，王翰的祟美思想也极为严重，所举出来的证据就是：他坚持要用美国资产阶级学者杜威的“图书十进分类法”来整理监察机关的档案，而不赞成国家档案局规定的管理办法。王翰还吹嘘美国的导弹，赞扬资本主义的厂矿企业经营完善和产品的优美，甚至他小孩吃的奶粉也一定要买美国货。 报纸还说，王翰想把监察机关置于党和政府之上。他认为监察机关与被监察部门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监察机关从属于谁，就不能监察谁。他提出监察机关不仅要检查国家计划、决议、命令的执行情况，而且要检查这些计划和决议的制定，这样才能抓住有头等意义的大问题。王翰还主张监察部门要搞垂直领导，不赞成中央关于监察部门体制改为双重领导的决定。 监察部连续开了16次全体人员大会斗争王翰，贴了他一千一百多张大字报，还办了一个王翰罪证展览会。（12月5日《今日新闻》） 据报纸说，王翰还是监察部党内右派集团的首领。这个集团包括副司长彭达、研究室主任陈达之、研究室的翻译室主任梁建一、副司长安汝涛等人。据公布他们材料的报道说，这些党内的右派分子，还隐藏在反右派斗争的领导小组中，“利用他们的职位，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公开场合为正在被斗争的右派分子辩护和解围。同时暗中还给他们‘打气’，对他们表示百般同情和支持。如当时还是研究室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右派分子陈达之就公开替被斗的右派分子刘永的反动言行辩护，说什么刘永基本上是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他们的错误言行是由于领导上对他们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并公开向党组提出：‘刘永不该划为右派分子’，企图替刘永开脱。另一个党内右派分子梁建一还请正在被斗争的一个党外右派分子吃饭、逛公园、看电影，要他‘经得起考验’。”（8月20日《人民日报》） 彭达的材料， 据报道说，“5月18日彭达在第二司全体干部整风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中，直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首先说，‘不要迷信社会主义’。接着又说：‘社会主义制度一切都好，这只是宣传’。‘社会主义制度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无产阶级专政带来官僚主义。’”“彭达还恶意攻击肃反运动，反对肃反运动中采取群众路线的作法。他否定监察部的肃反成绩，诬蔑监察部第二司的肃反是‘人为地制造矛盾’。他还诬蔑监察部五人小组领导人是‘过于执’，表示自己要当‘况钟’。他经常打击肃反积极分子，甚至辱骂肃反积极分子‘是没有头脑的’。彭达为了拉拢第二司当时的一位肃反的对象，竟然向他泄露党的机密。并在大鸣大放期间指使他在肃反问题上向党进攻。”这篇报道还公布了彭达另一个大错误， 这恐怕是他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最直接的原因：“彭达十分厌恶老干部。他知道老干部是党的领导骨干，一般说来政治思想水平比较高，比较容易觉察或识破他的反党活动。因此，他总是恶意攻击老干部，说什么老干部都是些‘万金油’、‘白帽子’、‘甩袖子队’、‘吃老本，吃完了，就完了’ ；‘老本就是资格和能讲两句马列主义’等等。”（8月20日《人民日报》）监察部部长钱瑛就正是一位192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他骂的该不是钱瑛吧。 贾潜是一位在很长时间里以大律师的身份从事活动的共产党员，不止一次利用法律来保护党不受侵犯。共产党执政之后，他当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他吃亏就吃在懂得太多的法学。报纸上公布了他一些这样的右派言论：“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12月12日《人民日报》），“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是通过制度法律来实现的。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是党的意志，审判员服从了法律，就等于服从了党的领导。因此，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再不必有什么党的领导了。”“党具体过问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就是违法”（12月24日《人民日报》）。报纸还说，贾潜打着“法律科学”的幌子贩卖旧法观点，片面强调“有利被告”、“无罪椎定”、“自由心证”等主张，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减轻或开脱罪责。他们在审理案件时，对于有罪的人首先要求从“无罪”方面来考虑，对于有严重罪行的人首先要求从“减轻情节”方面来考虑，对于犯有死罪的人首先要求从“可以不死”方面来考虑。（12月12日《人民日报》） 刘惠之的右派言论，据报纸公布的有这样一些：同犯罪作斗争不是检察机关的专有任务，一般监督是社会主义检察工作区别于资本主义检察工作的根本标志。报纸说他要把检察机关对敌专政的锋芒指向国家机关和干部，企图把一般监督工作凌驾于党和国家机关之上。他违反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的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把铁路部门的党委列为铁路检察机关的对象，说什么“被监督的领导监督机关不合适。”关于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工作，他不强调协同公安机关一致对敌，也不强调互相制约，而只片面强调检察机关应以监督者的身分监督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关于审判监督工作，他主张把保护被告权利作为主要任务，而在实际上抛弃检察机关揭发犯罪的作用。报纸还说，刘惠之提出：党委的领导应该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属于纯业务性质的问题党委不应干涉。（12月20日《人民日报》） 王立中的大问题，据报纸上披露的材料说，是他“不经领导上审查批准，擅自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的身份在1957年1月29日的 《光明日报》 上发表了题为《做好一般监督工作有什么意义》的文章，其中恶意地夸大了我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合作社的所谓违法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将某地人民委员会《关于配设护林员以利开展护林工作的通知》中提出的‘护林员有权制止或拘留盗伐、滥伐森林和引火烧林的不法分子送人民法院处理’的正确措施说成是‘违法的’。”这篇报道还说，王立中的这篇文章“被香港反动报纸转载，被台湾国民党制成传单散发”（12月20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说党内右派分子是“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强调了两者相同的一面，其实党内的反右派斗争还有它特殊的背景，还有它的特殊性。这个背景就是1956年发生的所谓“反冒进”事件。当毛泽东决心反右派的时候，他是把“反冒进”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考虑了。反对党内右派，正好算一算“反冒进”这笔帐。 1956年11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作了《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的基调是反冒进。他认为，1956年的经济工作有冒进性质的错误。他说：“1953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他提出：“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经过人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他以颇有点犯忌讳的钢产量为例，“原来设想钢产量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要达到年产三千万吨，肯定地说，照现在这个速度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硬要定到三千万吨，“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会像我们常说的，把两脚悬空了，底下都乱了，不好布局，农业、轻工业也会受影响，结果还得退下来。” 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八大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所提出的数字，也“只是个建议，有某些达不到的指标是不是可以修改？我觉得是可以的。”“建议中有些数字当时觉得是恰当的，现在发现还有矛盾需要解决，那就应该解决，我想这是许可的。” 他还谈到毛泽东心爱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他说，“这也是一个建议，是一个草案。”草案现在执行快一年了，事实证明有些是需要重新研究的，这些并不是不可以修改的。比如扩大耕地面积，要求十二年内开垦一亿四千万亩显然是有困难的。如果每年开垦一千万亩，就要投资五亿元。这五亿元的投资，明年度无论如何也挤不出来，今后也不是每年都可以挤出来的。”他说，“八大的建议和农业四十条，是规定了每年进度指标的。这两个文件经过我们研究以后觉得可以修改。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 在报告中，周恩来提出了一个“究竟应该怎样估计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问题。他的答案是：“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讨论，大家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不少。”[4] -------- [4]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3～235页。 毛泽东不同意这种估计。这次中央全会结束的那天他讲了话，反驳了周恩来所作的只是基本上正确的估计。他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总的说来，现在看不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什么大错，有什么根本性质的错误。”他还提出：“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5] 显而易见，他认为反冒进就是打击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是在他们头上泼冷水。 -------- [5]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4～315页。 一年之后，那时反右派斗争的高潮已过。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把这笔旧帐拿出来算了。他说：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 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那个人反 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去年 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还扫掉农业发展纲 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还扫 掉了促进委员会。”[6] -------- [6]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4页。 其实， 反冒进这思想在八届二中全会以前就提出来了。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以《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为题发表社论，提出了反冒进的问题。毛泽东一时没有对这篇社论表示自己的意见。现在，被扫掉的多快好省口号要恢复了，被扫掉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要复辟了，他就对这篇社论表明了态度。他认为这篇社论是说他的。社论中，“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一段的旁边，毛泽东批了“？尖锐地针对我”一句，在“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这样由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当然免不了要犯错误。”这一段旁边，毛泽东批道：“既然使干部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不是方针错了吗？”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 毛泽东调侃周恩来：“恩来在1956年二中全会的报告敢说心里话，这一点可取，虽然是错的。” 也就是在这次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为一批按语写的说明中说： “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 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 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7] -------- [7]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6页题解。 国际方面的风浪，也就是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等等，这些同反右派斗争的联系，是明明白白的。这里毛泽东又把“反冒进”同反右派斗争联系了起来。不久前他说过，要在三个问题上同右派搞清楚，头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几亿人民作的事情究竟好不好，右派分子是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的。 例如黄绍竑在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 就表示不赞成把“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当作公式往任何工作报告上套去。陈叔通甚至希望检查一下，究竟是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大，显然是与党内反冒进的声音共鸣。陈叔通虽然未被划为右派分子，但他是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座谈会上说这番话的，是在为在座的右派分子黄绍竑、叶笃义等人张目。党内的那些反冒进的声音，例如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仅仅是基本上正确而不是根本正确，而且错误不少，这就和党外右派否定成绩的论调并无不同。正如《人民日报》社论说的，党内右派成了党外右派“可耻的内应”，“向党实行了内外夹攻”，反冒进，实际上就是起了这种党内右派的作用。 有些地方反对党内右派的斗争直接同反冒进一事联系了起来。 在1958年5月举行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大会发言中谈到甘肃省委反右派的情况，他说： “党内外的右派分子便利用我们工作中的个别缺点，大肆向党进攻。 说‘五百万亩水地是人命换来的’，是‘秦始皇磨民’；说1956年各项工 作都‘冒进’了，‘技术改革措施搞坏了，这些都是领导上的脑袋发热造 成的’；说批判‘甘肃落后论’是‘无的放矢’；说1956年春召开的区委 书记会议是一个‘冒进’会等等。……经过全民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特别是经过了传达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党内清除了以孙殿才（原省委 常委、副省长）、陈成义（原政法党组书记、副省长）、梁大均（原省委 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情况大变，一个波澜壮 阔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一日千里地向前迈进。1958年的水利工程六个多 月的成绩就等于1957年的十倍。原来准备十年基本上摆脱干旱威胁的愿望， 现在看来，只要苦战三年就可以实现。”（1958年5月17日《人民日报》） 从甘肃的事例可以知道，反右派斗争，特别是反对党内右派的斗争，为接踵而来的大跃进扫清了道路。 也许就是因为表现出了反对“反冒进”、反对党内右派和大跃进的积极性，张仲良在这八大二次会议上被增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反对党内右派还有利于解决党内的矛盾。有的单位党员领导干部正副职之间长期不和，关系很僵，无法解决，党内开展反右派斗争，就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方便。一些领导干部只要能把他的副手在工作上的不同意见都算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就能把他划为右派分子，在权力斗争中取胜了。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谈到他们那里的情况： “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取得了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 命的伟大胜利。同时，比较彻底地整顿了一次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揭露 出一批右派分子，特别是揭露出像沙文汉、杨思一、彭端林、孙章禄等隐 藏在省委内部右派分子。这些人是阶级异己分子和叛徒，是极端个人主义 者。他们与党外右派分子互相呼应，进行地方主义、修正主义和其他反党 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他们为了实现篡夺党的领导的野心，在党内制造混乱。 到处找岔子，拿大棒敲人。使党内的一部分人产生一种‘多做多犯错误， 少做少犯错误，不做不犯错误’的错觉，使浙江党组织在贯彻党的各项方 针、任务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1958年5月19日《人民日报》） 罪名说得颇为抽象，连甘肃那几位的反冒进的材料也没有。20年之后（1977年9月8日）《浙江日报》上的一篇文章重提此案，说沙文汉“他们叫嚷党政分工，反对党委对政府工作的领导。他们攻击党的干部路线，划圈圈，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搞地方主义。他们诬蔑党内没有民主，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说的也颇抽象。不过从“他们叫嚷党政分工，反对党委对政府工作的领导”这些话里，不难看出一点真相，沙文汉当时是浙江省省长。这些说法明显地反映出了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长的权力之争。据《浙江日报》这篇文章透露，当时毛泽东曾亲自过问此案，文章说，“毛主席听了省委关于沙、杨、彭、孙问题的汇报，作了许多指示。经党中央批准，给他们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安徽省反出了一个以李世农为首的右派集团。李世农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分管政法工作。这个集团有杨效椿（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检察长）、李锐（省委委员、省副检察长）、陈仁刚（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副厅长）这些人，都是安徽省政法方面的领导干部。据报纸上公布的中共安微省委开除他们党籍的决议说，“李世农是这个反党集团的首脑，他伙同他的爪牙，利用职权，宽纵了大批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他还经常散布取消肃反斗争、为反革命开脱罪责的谬论，说什么‘残余反革命保险一个也找不到’、‘反革命分子有两面性’、‘反革命分子在我机关多做一年工作，等于多赎一年罪’。他甚至亲手制定一些该判不判、重罪轻判的案例。令各地仿行。据初步统计，经过李世农罪恶指导，全省放掉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达二千余名之多。”（195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 关于李世农其人， 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一篇报告中是这样说的：“李世农貌似忠厚，伪装朴素，如果我们只看到他的这种假象，就会认为他是一个‘正人君子’，但透过假象去看他的本质，就会了解他是内怀奸诈、居心叵测、抬高自己、打击别人的野心分子。又如：李世农向中央多要救济款，如光从这一问题的表面现象来看，可能认为他是关心灾民，也可能认为他是在救灾问题上有依赖思想。但实际上他是有意夸大灾情，借此否定合作化的成绩和攻击省委对灾情的正确估计。 ”（195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忠厚是貌似的，朴素是伪装的。这正好是他奸诈的证据。这固然是修身方面的大毛病，却还只关系一个人的荣辱。至于说，省委的正确估计是灾情不大，而他却要有意夸大，这事就要关系若干人的生死了。 李世农集团的其他成员，据报纸上说：“杨效椿亲自宽纵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一百余名，错误地释放了大批被劳动教养的人，并且诬蔑1955年的肃反运动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1958年3日（人民日报》） 陈仁刚。据报纸上说，“安徽省委曾指示各地批判右倾思想，坚决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但是，肩负司法领导责任的陈仁刚，却抗拒省委指示，竟在蚌埠召开的县人民法院院长会议上布置反‘左’的任务，要求司法干部不要‘脑子发热’‘盲目附和’，说‘省委今春提出在政法部门批判右倾是错误的，与中央文件精神不符， 与下面情况不符’。”这篇报道还说，“今年3月间在皖南的时候，陈仁刚要歙县、绩溪、宁国、屯溪四个县市复查1955年早经多次检查并据实判决的案件。他还亲手检查两个案件，企图把因造谣污蔑人民政府、破坏统购统销而判罪的原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俞伯渊改判‘教育释放’，把不法地主分子汪碧玉‘免于刑事处分’。陈仁刚还把他这种包庇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作为‘榜样’，要这些县市的司法干部仿效，企图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 据这篇报道说，陈仁刚还有一个大错误，就是同厅长李湘若的关系。李湘若是党外人士，安排当了厅长。陈仁刚在名义上是李湘若的副手，但作为司法厅的党组书记，是事实上的领导人。可是呢，“整风运动开始以后，陈仁刚和党外右派分子、安微省司法厅厅长李湘若里应外合向党进攻。李湘若为人奸诈，一贯对党不满。陈仁刚是知道的。但陈却毫无原则地吸收李参加不必要参加的党的重要会议，把党内机密文件给李湘若看，并将他自己下乡收集的那些反动的所谓‘调查’告诉李湘若。李湘若在向党进攻时，就动用了不少上述材料。”（1957年9月7日《人民日报》）假如他同李湘若关系紧张，李湘若攻击他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等，那就好了。 李世农一案是当年著名的大案，全国省级以上报纸都作了详细报道，公布了中共安徽省委开除他们党籍的决议，刊登了省委书记曾希圣评论此案的的长篇讲话。《人民日报》还配发了社论，舆论造得很足。可是他不像别的右派分子一样要等到1979年才“改正’ ，到1962年7月，也就是曾希圣被免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一职不久，安徽省委即对他的问题进行甄别，并报中央监察委员会同意，决定撤销开除他党籍的决议，恢复了党籍、名誉、职务和级别，看来人事关系方面的原因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 云南省反出了一个以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郑敦和副部长王镜发为首的反党集团。据报纸上说，郑敦“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他的野心活动早在1948年云南地下武装斗争时期即已开始”，“以云南地方干部的‘领袖’自居。”据这篇报道说，郑敦王镜发“他们宣称老干部‘没有文化’，应该采取赎买政策让其退休，‘进博物馆’”。（1958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河北省反出的党内右派分子有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刘洪涛，省委候补委员、省工会联合会主席杜存训等人。据报纸上说，“1957年夏季，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发攻猖狂进攻的时候，刘洪涛和右派分子王葆真结成政治上、思想上的联盟，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 1957年3月问，王葆真借水利问题向党和人民政府发动了攻击，否认党和政府几年来水利工作的巨大成就，污蔑党和政府‘虚掷’水利经费，给河北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害。刘洪涛竟给王葆真出谋划策，企图借水利问题混淆视听， 制造混乱，以达到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在1957年8月省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期间以及会后，刘洪涛为了包庇王葆真，掩盖他自己的反党罪行，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坚决反对在大会上对王葆真的彻底批判；隐瞒王葆真的反党言行材料；以省委统战部长身份，使用威胁手段，玩弄两面手法，阻止对王葆真的批判” （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这里提到的王葆真是老同盟会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即任中央常委。这时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杜存训的问题，据这篇报道说，“杜存训打着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的招牌，公开煽风点火，反对和破坏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利用少数人的不合理要求和狭隘的经济利益，来破坏工人阶级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利益，煽动和欺骗工人群众；把斗争的矛头引向党，利用工人闹事来反对党，挑拨工会与政府对立，阻挠和抗拒执行政府的法令， 企图把工会凌驾于国家政权之上”（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等等。 广西反出的党内右派集团，是以前广西省委常委、广西省副省长陈再励为首，包括前省委常委王梦周，前省委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等人，他们的问题， 据报纸上说，是从1956年6月开始，“就打着‘反冒进’、‘反主观主义’的旗帜，极力诋毁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取得的巨大成就，攻击党的领导，进行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 到1957年6月，中央宣布处理因灾饿死人事件时，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发展到最高峰。硬把因灾饿死人事件说成是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所带来的恶果， 并进而全盘否定广西的工作成绩， 认为党在农村工作上‘犯了路线错误’，要求‘重新估计农村工作’，要省委‘肯定错误’。”广西被反出的党内右派分子还有自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江萍。据报纸上说，“当去年党内外的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疯狂进攻时，他恶毒地攻击肃反成绩，替地主、富农、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伸冤’叫嚣，硬说所谓‘冤案’、‘错案’占百分之五十以上’”。（1958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共青团内也反出了一批右派分子。团中央候补委员、团云南省委副书记董学隆就是一个。抗日战争期间，办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是学生运动的一个中心。抗日胜利以后，这里的学生运动继续高涨。董学隆就是当年学生运动的一个参加者。他出席了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聆听了毛泽东说的“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这篇讲话。据报纸上公布他的材料的报道说，“‘三大’一开完，他就急急忙忙坐飞机赶回昆明。他利用吃饭、休息时间和打扑克等方式，去接近群众，到处点火。他大力宣传北大民主墙上向共产党攻击的大字报，把右派的进攻说成‘真和解放前反美运动一样’，是‘青年思想活跃’的表现。他并把他认为对党有意见的人找回来鸣放，煽动一些对肃反等运动不满的人向党‘伸冤’，公开提出要党组织在大会上公开向这些人道歉，并污蔑肃反积极分子是‘小公安局长’。他污蔑我们新中国的教育和团的工作是把青年培养成‘机器人’，‘唯唯诺诺’的人，取笑那些服从祖国分配的人不敢‘言志’。他到处作报告说：‘孔夫子时代弟子可以言志， 为什么在有先进思想作为指导的今天不敢呢？”’（1957年8月28日《中国青年报》） 中央团校政治经济教研室教师罗三都去参加了中国青年报社斗争刘宾雁的大会回来，他问别人：“无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到底有多大？”“右派分子刘宾雁的文章如果换个人写是不是也是右派？”别人让他再讲，他说，“我不说了，我如果再说可能又变成右派了。 ” 不再说也不成，罗三都还是被划为右派分子了。（1957年《中国青年报》） 相对地说，当年共青团中央机关划出的右派分子不算太多。这里有一个偶然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当时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是胡耀邦，他对这一类政治运动不甚积极。 1957年7月，他率中国青年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活动。他在国外的这两个月，国内正是反右派斗争的高潮。共青团中央机关的反右派斗争是由团中央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罗毅主持。胡耀邦回国，刚到乌鲁木齐就急于打电话询问，当他听到团中央已经打出一百多名右派分子的时候，他说：“损失惨重啊！”他叫罗毅马上煞住，等他回京再说。他回来以后，尽量保护了一些人，几乎要划右派的团中央宣传部部长项南、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张黎群，被他保了下来。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陈模，他竭力保了一年，到1958年共青团三届二中全会上，还是被划了右派分子。胡耀邦当会有无力回天之恨吧。 人民解放军内也反出了一批右派分子。军衔最高的是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少将。如果照当时的解释，左即教条主义，右即修正主义，此人可说是从来没有右过， 后来也没有右过。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人民内部矛盾，就说，几位左派，就是我们军委政治部文化部长陈沂，他的部下陈其通、马寒冰等几位同志，在1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声明，四个人署名，实际上是怀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把陈沂和四个人的文章联系了起来，似乎他对四个部下的文章也要负点责任。不过这不要紧，虽说批评了几回，总是还肯定了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嘛。可见在反右派斗争开始的时候还是把他算作左派的。据报纸上说，批判党内右派分子陈沂的第一次会议，是11月13日开的。这时反右派的高潮早已过去，为什么还要反出他这个右派来呢。据报纸上刊登的材料说，“他目无组织，目无领导，唯我独尊。他把他所领导的文化部当成一个独立王国，当做争名夺利的工具，只准他向党向上级要支持，要人要钱，不准党和上级对他的工作进行监督和批评。”“在军队内部他以‘文艺特点’同领导上对抗；而在军队外部则又以‘军队特点’以‘实力派’自居，企图与党的整个文艺工作分庭抗礼。”（1958年3月1日《今日新闻》）在总政治部领导看来，他是一个不服提调的下属，这大约就是陈沂被划右派的原因吧。 工会。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高元，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档案处处长，有16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据报纸上说，他认为“工人并不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参加工会，也不是为了学习共产主义参加工会，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参加工会的。因此工会的本性就是保护，至于共产主义学校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支柱作用，党联系群众纽带作用，都不是工会的本性，而是党强加于工会的。”高元认为，工会存在的客观基础，是国家有官僚主义分子，违法乱纪分子，国家不可能不犯错误，国家可能会侵害工人的利益。资本主义对待工人的一套，在我们国家中都有，只是分散而不集中罢了。 所以需要工会和政府唱对台戏， 需要工会来保护。这篇报道说，“今年4月， 国家调整某些高级消费品的物价，高元就在同志中间散布他的谬论：国家对工人一方面增加工资，一方面又提高物价，这是国家对工人耍手腕。全国总工会应该对此发表声明，表示遗憾。”高元还说：“党只注意长远利益，不能代表工人群众的目前利益，或切身利益。有了党的领导，工会就不能很好地保护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党就成了碍手碍脚的东西了。”他还提出：“工会法规定全国只有一个工会，是否合适可以考虑。工人可以自己组织工会，不一定参加全国总工会。”（11月 11日《人民日报》） 党内的右派分子还应该提到谢雪红。她是台湾彰化人，1925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28年参加建立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任候补中央委员。1947年参加台湾“二·二八”起义，领导台中地区的武装斗争。起义失败后赴香港，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发起组织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任主席。1949年9月， 代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出席宣告建立新中国的政协会议。反右派斗争的初期，似乎并没有要将她划为右派分子的意思。据报纸上说，“今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时，有一位代表要谢一道揭发章伯钧，谢却说：‘不要落井下石，不要指名批判， 放放空炮好了。’”（12月26日《今日新闻》）可见在7月热火朝天的反右派斗争期间，还有人邀她去一道批判右派。直到高潮早已过去的11月10日，才开了批斗谢雪红的第一次会议。划她右派的材料，据这篇报道说的，有这样一些：“她以‘老革命’和‘二·二八女英雄’自居，目空一切，唯我独尊”，“这次更利用党整风机会放出许多毒箭，向党进攻”，“煽动台盟干部用写大字报等办法企图赶走台盟的共产党员”，“当右派分子疯狂地攻击党的肃反政策的时候谢雪红也不例外， 她在今年1月22日政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一批案件，要求平反”等等。当年各个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员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尽管不在少数，但主席被划右派的，只有中国农工民主党的章伯钧和她谢雪红了。 少数民族的著名的右派分子，有马松亭，他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和北京伊斯兰经学院副院长。据报纸上说，他说过回民文化协进会是同化回民的机关，说回民文化协进会的共产党员干部不懂回民的事。（8月19日《新华社新闻稿》） 宗教界。天津市天主教教友爱国运动促进会副主任委员聂国屏、常务委员高庆琛都划了右派。据报纸上说，聂国屏以天津市人大代表的身分视察肃反工作时说，天主教的案子不是政治问题，是信仰唯物论和唯心论问题。他还提出：判十年二十年徒刑的都应该宣判无罪。（8月24日《人民日报》）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公布了一批右派分子名单，他们是基督教刊物《田家》半月刊主编刘龄九，中华基督教会鼓浪屿堂会牧师周清泽，中国布道会上海教会基督教会堂牧师董鸿思，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宁波教区主席范爱侍，上海灵粮堂长老、上海市政协委员周福庆。据报纸上说，刘龄九说过：国民党能够保持统治22年，而共产党取得政权只有八年就已经腐化。还说肃反运动伤害了高级知识分子的自尊心，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要求为基督教界的反革命分子平反。在主要是供农村基督教徒阅读的《田家》半月刊上，刘龄九说农业合作社没有办好，减了产；农民宁愿饿死不愿累死。周清泽说今天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要生活下去却活不下去，人民要求自由一些却得不到自由，全国百分之八十的农民都在埋怨。三自爱国运动极有损于教会的宗教生活。 前面说的王翰、沙文汉、李世农等等，就是当年最大的党内右派分子。其中没有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和部党组书记，更没有一个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不过，也还是有两位候补中央委员在这场大风暴中受到了冲击，那就是潘复生和古大存。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古大存，当时被认定犯了“进行地方主义活动错误”，受到撤销职务处分。担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潘复生，从报纸上披露的材料看，他说的像灾区不搞生产救灾，只搞合作化，人民流离失所，社会主义没饭吃；农民过去不如牛马，现在和牛马一样。统购统销好比一根绳子，拴在农民脖子上。这样一些言论，也足够划为右派了。可是他只是定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受到撤销职务处分。 如果说，“反冒进”是党内右派的一种表现，那么不但中央委员会里有人反冒进，就是政治局常委里面也有人反冒进的，只是毛泽东不为已甚，他不想把党内所有反冒进的人都划为右派分子。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 在谈到为什么“反冒进”一阵风吹遍全国大多数地方的时候，毛泽东说，这是因为党内除右派外，有一个观潮派，又一个促退派。就这样，他只把那些反冒进的人中的一部分划为右派，而另外的一些仅仅给戴上观潮派或促退派的帽子，网开一面，放了过去。毛泽东的这种态度有利于党内高层领导团结一致地去反右派。可以认为，反右派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最后一次统一行动。这以后，从大跃进开始，人们就不再看到这样的一致行动了。 ------------------ 应天故事汇 倾情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