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虽然只沸反盈天的闹了几个月，却是国内外许多矛盾交叉的必然结局。斯大林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长期统治，形成了一套定型的模式。这种模式，虽然在一定时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但日子久了，还是越来越显示出这一模式对内对外的弊端。到1953年他离开历史舞台的时候，已经不可能按照旧有模式继续运转下去了。赫鲁晓夫召开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这同时发生在1956年的两件事，都是反映了探索一条与斯大林模式有所不同的新路的努力。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认为是有意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比过去的较为宽松的政策；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可以认为是有意让民主党派即共产党之外的政治力量有较多的发言权和活动空间。这种宽松一点的倾向，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中有明显的反映。 鉴于斯大林把一切矛盾都归于阶级矛盾之失，毛泽东提出了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思想，接着又发动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以消除他认为是当时主要弊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他看到，匈牙利的拉科西，坚持旧模式，拒绝作任何改变，结果酿成大祸。他要把人们要求有所更张的愿望置于他的倡导、疏导和控制之下，以避免重演匈牙利事件。 当时存在的弊端，毛泽东是把它概括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往深一层看，这三者不过是表现出来的形式，其实它们只是不受制约的权力的必然产物。后来的历史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紧接在反右派斗争之后来到的“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就更不是轻描淡写的三个主义所可以比拟的了。 可是，在1957年，不论从哪个方面说，都还不具备解决这个问题条件。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可是，首先，毛泽东本人对这个新方针的理解就有一个范围并不怎么宽广的边界：百家争鸣即两家争鸣；长期共存即废物利用； 认为“没有参加打天下的就没有资格监督” 的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等等。明确地表示了权力不容他人染指的态度。所以当出现了储安平的“党天下”论之类的意见，就必须坚决反击了。 1957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反右派的社论《用人可以不问政治吗？》，其中说：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曾经这样来描写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 ‘马克思所运用到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阶级斗争学说，必然要归 结于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 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为要实现推倒资产阶级，就只有使无产阶级变 为统治阶级，变为能够镇压资产阶级所必然进行的拼命反抗，并能够组织 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来建设新经济制度的这样的统治阶级，才能够做到。’ 当然，这里所说的不与任何人分掌政权，并不是说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中不 与广大的非无产阶级群众联合，并不是说无产阶级不需要在经济文化工作 中充分地使用一切在旧社会受教育的、但是愿意同劳动人民一道建设社会 主义的专家和技术人员，而是说不与任何人分掌政权的领导。在我国，由 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参加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的，不仅有广大的农民和革 命知识分子，而且有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家。” 这里说得很清楚：革命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甚至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家，可以“参加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却决不可以“分掌政权的领导”。这一条界线说得够明白了。储安平说的，“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一些参加政权工作的党外人士抱怨有职无权，其实正是题中应有之义，一点也没有错的。认了这一点，没有染指领导权的非分之想，也就可以相安无事，长期共存；一些人却认为这是整风运动所要整掉的宗派主义，这篇社论明白无误地澄清了这种误解。 这篇社论所引据的是列宁的著作，这里就顺便说几句列宁。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的时候，有一个提法，叫做“恢复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意思是说斯大林违背了列宁。从前托洛茨基派反斯大林，也是称自己为列宁主义左派反对派。都是强调了斯大林不同于列宁。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在苏联和苏共都已成为历史陈迹的今天，人们就很容易发现，斯大林现象其实是列宁主义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的统治，俄国各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工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都作出了贡献。十月革命之后立即取缔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实现布尔什维克独掌权力的，是列宁。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反对“工人反对派”，从而为压制党内持不同政见者创立一个先例的，又是列宁。就这篇引据列宁的社论来说，说反右派斗争继承了列宁的遗产，似乎也不为过。 二、如果说，毛泽东对他提出的百家争鸣等等新方针有着诸如此类的考虑的话。那么，党内其他的人对这个方针的抵触就更大一些。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只不过是最早一个明白表明态度的代表。毛泽东不只一次说过，部长以上的干部，十个有九个不赞成新方针。可以想象，在或大或小的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欢迎这个新方针的，大约不会很多。他们，是在战争、土地改革，各种秘密工作中获得足够的革命资历的，革命就把这一定级别的领导职务当作对他过去功绩的酬劳，却并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领导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专业知识的训练。因此几年来出的问题不少。一个领导人应该懂得他所领导的专业，这应该说是常识范围内的事情。而事实上，这些被安排在领导岗位上的党员，有不少并不具备应有的专业知识。在反右派斗争中，提出外行领导问题就等于反党，道理就在这里。外行领导必定造成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因此讳言缺点，凡事都要先肯定成绩，道理也在这里。这些领导干部怎么会欢迎下属提出批评性的意见呢。 5月19日《人民日报》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中描写了这些干部的心态：“有一些同志对于党在党外‘争鸣’的同时进行整风，并且要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思想上还有点搞不通。他们听到各种意见大放大鸣，并且有的意见是针对着自己的，于是在思想上就放不开，觉得岌岌不可终日，认为这样就‘使领导陷于被动’了。” 三、在知识分子这一方面，罗隆基大约可以算是当年最热中政治活动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希望知识分子成为一种力量。1949年以前，在和国民党的斗争中，他是把他的民主同盟看成和共产党一家的，他把自己的全部力量无保留地投放在共产党这一方面。赶走了国民党之后，民主同盟发现，几年来的奋斗目标，想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较大作用的愿望只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它剩下的，只有在同国民党斗争时似乎举足轻重的一点点可以感到自得的回忆。自身只有这样大的力量，就只能起到这样大的作用，这当然是他很不甘心的。罗隆基说，这时所希望的，只不过是“扩大民盟的影响，扩大民盟的组织，提高民盟的地位，能够在国事的决策上取得较多较大的权力来解决这些问题。我的妄想亦只此而已，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 恢复资本主义的阴谋。”（7月16日《人民日报》）所以，在毛泽东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们就兴奋雀跃，可是他不知道，毛对于他们“党要扩大，政要平权”很反感，这一矛盾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爆发，他们就立刻成为右派分子了。 四、还有国外的影响。赫鲁晓夫是不赞成百花齐放这个方针的。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委婉地说到了这点：“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苏联同志不理解。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讲了一大段中苏关系，他说：我们革命成功了，斯大林又说是假的，我们不辩护，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可是到我们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我们讲，他们不讲，还说我们是搞自由主义，好像又是不真了。这个报告公布后，《纽约时报》全文登载，并发表了文章说是“中国自由化。”……当时苏联看不清，给我们一个照会，怕我们向右转。反右派一起，当然“自由化”没有了。如此说来，反右派斗争竟起了向赫鲁晓夫表明心迹的作用。如果当时毛泽东不反右派，甚至当真搞自由化，当然也不一定会发生后来勃列日涅夫派兵进驻捷克斯洛伐克扑灭布拉格之春那样的事件，但总会有不少麻烦的了。 综合当时国内外诸因素来考虑，反右派斗争的发生都是不可避免的，当时是不是存在另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呢？不反右派行不行呢？抽象地来探讨，也可以有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说，共产党的第一大党的地位、执政党的地位，虽然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但是却不再享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在它还有力量维护自己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的时候，是决不会接受这种要求的。换句话说，那时社会还不要求解决这个问题。历史仅仅提出能够解决的任务。 五、有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早已有了引蛇出洞的预谋，整风鸣放不过是为计划中的反右派斗争作准备。赫鲁晓夫就是这样说的。他说：“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这当然只是一种怀着敌意的情绪化的评论，把本来很复杂的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他抹煞了毛确实有消除弊端的愿望。 国内一些研究者也持有类似的说法。 他们的理由是：1957年1月毛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已经出现了后来反右派斗争一些辩论的题目、一些政策和策略。例如，他讲了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的怪议论，涉及共产党能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成绩是不是基本的，对肃反运动的估计，对统购统销的估计，对合作化的估计。毛还谈到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唱对台戏的问题，以为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里的一些提法后来都出现在反右派斗争之中。不过，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这时他就已经决心开展那样一场反右派斗争了； 反右派斗争要打击什么，要维护什么，这些在毛的思虑中当然不会是一时灵感忽然出现的。他不但在这次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相当完整地阐述了这些意见，更早，像在几个月之前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也就讲过要足够估计成绩等等问题。但是这些都仅仅说明他的思想中有发动一场反右派斗争的因素，却不能说这时他已经在计划开展这场斗争了。就在这次省市委书记会上，在谈到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时候，毛说，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剥的方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可见这时他还没有想到可以采用更加爽快的第三个办法，即给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六、关于“右派”这项帽子。6月8日，也就是《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这一天，后来划为右派分子的老报人顾执中在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的座谈会上说：参加了许多座谈会，感觉有两种偏差：群众有些左，《人民日报》又有些右。 （6月9日《光明日报》）6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再论立场问题》嘲笑他说：“顾执中先生的两句话特别有意思：‘群众有些左，《人民日报》又有些右。’这两句话所以特别有意思，因为其中所说的‘群众’，所说的‘左’和‘右’，意义都同一般人的了解截然相反。在这里，真可以说是没有共同的语言了。” “左”和“右”作为政治的分野，最初是在1789年的法国国民议会里，从来社会地位很高的贵族坐在议长右边的荣誉席上；而激进派则自然而然地坐到远离他们的左边。坐在中间席位上的多是态度比较温和的人。从这时开始，那些政治倾向比较保守的、愿意同政府合作的，就被称为右派；而政治倾向激进的、要求改变现状的，就被称为左派。顾执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群众有些左，《人民日报》又有些右”的，他在这里同一般人的了解并无不同。这种将“左”“右”两个字颠倒起来使用，并不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比方说对苏联的态度，巴比塞给斯大林写了一本赞颂备至的传记，这就是左翼作家；纪德在《从苏联归来》一书中写了些批评性的意见，这就是转到了右翼。如果不这样颠倒起来使用，当年的右派大都应该叫做左派，而被认为左派的其实是右派。当年的反右派斗争其实是反左派斗争。 七、当年使用“右派分子”这项帽子其实颇为吝惜颇为克制的。1957年9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在农村中，对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不要叫右派分子。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应当批判，不要戴右派分子的帽子。工厂中科室以上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可以划右派分子，在工人中则只定先进、中间、落后的界限，不作左中右的划分。是阶级异已分子、反革命分子、流氓分子、坏分子的，可按各人具体情况加以确定，但一律不用右派分子的名称。工人、农民中已经划了右派分子的，应当改正。由此可见，划右派仅仅限于知识分子之内，右派问题即知识分子问题。似乎可以认为，从反右开始就有把右派分子的问题作为整个知识分子问题的一部分通盘考虑通盘解决的意向。 八、有一种说法，说反右派斗争是“开了以言定罪的先例”[1] 。一些人就是因为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不中听而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受到了劳动教养之类的处罚，似乎也可以说是以言治罪吧。至于说开例，却并不是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难道不就是以言治罪吗？更早，王实味的一篇《野百合花》，终于送掉了头颅。这些都在反右派斗争之前。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毛泽东对此作过这样的解释：“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当然，发言也是一种行为。这样解释起来，言与行之间相对的区别也不承认了。右派分子也只能这样想才能够说服自己。例如沈志远，他在自我检查中说：’“大概所谓言，只能私下说说，如果公之为言论，影响到别人，就变成了‘行’而不仅仅是‘言’了。”[2]他认识到了：只有讲一点对别人毫无影响的话才可以免无罪戾吧。一场斗争下来，知识分子大都有了这样的认识。 1958年1月，宣传部长陆定一召集上海市新闻、出版、文学、电影等单位党内负责干部座谈，有人反映：反右以来，大家缩手缩脚、谨小慎微，不敢说话。毛泽东对这种情况表示了不满，他问：为什么知识分子不敢讲、不敢写呢？我们人民的自由已被压死了吗？ -------- [1]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5页。 [2] 见徐铸成《怀念沈志远》 ， 载所著《旧闻杂忆续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2页。 没有人再提意见。 通向“大跃进”的道路打开了。 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打开了。 ------------------ 应天故事汇 倾情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