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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镜子里的中国




孤独地反刍着岁月。
             我和羊儿都渐渐的老了,

                        ——索宝《雪域情绪》

  “第一次映入我眼帘的公社景象是收割沿路的晚稻,或者修建灌溉工程,现在在中国的所有地方,耕地被平整得像艺术品,像古老的花瓶一样,表面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小径和沟渠。不管怎样,中国人厌恶真空,由于需要进行生产,能得到的每寸土地都留下锄头的痕迹。最近开展了一个田园化运动,这既是为了生产,也是为审美。每一块土地都被当成一个花园,被额外的辛勤劳动装扮得非常美丽。”

  虽然海伦·福斯特·斯诺女士在《重返中国》一书中,对从深圳到广州火车上看到的沿途风景描绘,同一年后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影片《中国》所使用的语言有所不同(后者和斯诺夫人同样的深爱着中国,只不过他的电影意象在中国批评家眼里是不可忍受的、恶毒的),然而两者道出的都是70年代中国的实情。斯诺夫人从香港进入深圳时,这个90年代已经变得相当繁荣的地方,在当时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渔镇。斯诺夫人就从这里登上了火车,踏上了去广州的旅途,她写道:火车车厢“干净、舒服、宽敞,是国家的骄傲。”在她眼里,7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本世纪初“把乘火车看成是一种奢侈的休假的时代。”车厢里的扩音器播放着《我们热爱毛主席》,无休无止的现代革命京剧节目也令外国旅客大倒胃口,于是他们提出了要求,解放军战士极不情愿地关上了扩音器。“中国人的耳朵忍受噪音的能力大概同美国少年的一样。”斯诺夫人不无调侃地写道。

  中国人长期以来有着一种“镜子”情结,即使是本土上现时现地的事情,以本土方式和本土观点来叙述,人们大多都觉得稀松平常。非得借外国人的口道出,才觉得新鲜有趣。这种情结的发生,其实是不能够责怪中国的观众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70年代中国的一切,如果用70年代的本土语言方式来诠释,观众一定会觉得面目可憎而且枯燥无味。纵览中国的近现代生活画卷,这种情形是不是很多呢?本土叙述手段,虽然一直是表现中国历史的主流手段,但因其长期缺乏变革,缺乏激活手法。在80年代曾倍受冷落,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时空形态在西方式的记忆里重焕光彩,并再次启发国人。70年代末,《光明日报》曾以整版发表王蒙意识流手法的小说《夜的眼》,就曾引起了文学爱好者的惊叹,人们疑惑着:到底是用现代手法书写记忆才更贴近真实,还是以标榜着“工农兵文艺”的表现形式更能生动地反映历史?——这个话题,已经逼近“人民记忆”一词的社会学本质了。相信当人们饱看“镜子里的中国”的丰富微妙之处,涌起的是对本土记载方式生命力衰落的悲哀。

          ※   ※   ※   ※   ※

  与安东尼奥尼充满丰富具象和犀利观察性的电影语言不同,斯诺夫人采用的是友好的平常的语调来叙述1972年的中国。她每天读到的新闻标题是:巴基斯坦篮球队离开武汉……文化部长于会泳会见朝鲜人民军文化代表团……罗马尼亚巴纳特民间歌舞团在京举行首场演出……周恩来会见黎德寿同志等等。国际新闻版是:抗议美国轰炸越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严重,大量奶粉被倾倒进密西西比河……布拉格群众集会要求苏军撤出捷克斯洛伐克,捷修出动军警进行镇压……法共(马列)中央发表声明……等等。

  斯诺夫人是这样描绘她看到的中国人的:“当你在一个偏僻地区遇见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的时候,他会先紧张而好奇地默默闪开几步,然后朝你露出普通人的富有人情味的笑容。他喜欢人们,他的心理是正常的,并不畸形,他不主动找人接近,态度持重,但是天性容易接近,甚至可亲。实际上中国人是友爱的,彼此越亲切越好——正是这个缘故,社会主义对他们来说并不是痛苦的考验。他们是具有社会文明素质的谦和的民族,天生文雅有礼。”斯诺夫人还写道:“在今天的新中国,任何地方你都感觉不到任何邪恶气氛。从前可不是这样,那时候的城市里充满了恶人和恶势力,新中国是美好的,新的中国人民是善良的。你能同他们相处——尽管事实上至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做到同他们长期和睦相处,除了阿尔巴尼亚人。”

  斯诺夫人还到过中国的工厂,她的《国棉三厂》一文全景性地描绘了一个可以开放给外国参观者的工厂里,70年代中国工人的生活画面:工人拥有无偿分配的住宅,人们为房租、电、水和暖气所付的费用极少,公共浴室也是免费的,理发室收费极低,食堂每人每月只收15元,伙食不错。

  “在又大又干净的厨房内,我看见厨师们在做地道的中国菜,这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诱人的饭食,一盆盆冒着热气的豆腐旁,放着一筐切得很细洗得很干净的大白菜,旁边还有切好的葱、蒜和鲜姜,刚出炉的烧饼香味扑鼻……大米饭和小米饭是按预定烹饪,现炒现卖。”面色红润的胖厨师们介绍说:带肉的饭菜大约两毛钱,工人们每餐都吃肉,一份肉炒菜加上两个馒头是1角8到2角钱,豆腐菠菜5分钱,工人每天还能喝上豆浆。

  “子弟学校和幼儿园也是人们感到亲切的场所,子弟学校的男孩子们理着平头,女孩子们扎着蝴蝶结的小辫子在阳光下随风摇摆。幼儿园的小女孩踮起穿着凉鞋的脚,用脚尖跳着《夸妈妈》、《妈妈纺纱织红布》和《妈妈是个好社员》。”

  斯诺夫人还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工人的住所,这里有电灯,有不太暖和的暖气,缝纫机和大衣橱是简单的陈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房子的租金加暖气每月11元(没有暖气时是8元) ……是的,在这面镜子里,70年代的风俗、伦理、物质环境散发着光泽,这是中国人曾经有过的岁月,虽然斯诺夫人照给世界看的是阳光灿烂之下美好世界的一部分,但毕竟是存在过的活中国的画面。

  在描绘着70年代的中国时,令人并不感到奇怪的是,书中大量夹叙着历史的变迁和革命斗争史,这也许可以弥补有关不太理想的现实状态和素材的单一化。我们看到洋溢于全书的忠实的友爱和有分寸的调侃。当斯诺夫人笔下的世界从我们视野渐渐消失的时候,我们联想到已故诗人索宝的几行诗:

    孤独地反刍着岁月
    我和羊儿都渐渐的老了
    但我不会死亡
    我放牧看羊群
    羊群也放牧着我呵

  记忆有时也是如此,我们打开20年前这面镜子,领略那些“准文革”时代难得的平和的温馨,历史中传来的生活气息会使我们激动不已,这也是生命的幸福。一种水乳交融的时间的幸福,

                年度记事

           ★ 社会思潮:“读书无用论”

  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河南洛阳铁二中革委会通讯组文章《通过社会调查批判”读书无用论”》。文章说,过去,这个学校在批判“读书无用论”方面作了不少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读书无用论”的余毒一直没有彻底肃清。1971年开学之前,校领导估计高年级学生在校时间只剩一年,学习会比较用心,因而主要强调抓好新生的学习态度。可是,在假期学生家庭访问中发现“读书无用”的思想在高年级学生里面不是没有,而是相当严重。文章说,为了提高学生为革命学好社会主义文化课的自觉性,校领导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又采用二比一想的方法,即:比贫下中农在旧社会学文化的艰难,比自己父母在旧社会没有文化的苦难,想自己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革命学好文化课的思想树得牢不牢,在全校展开“旧社会我们的父母为什么不能读书?怎样为革命读好书?”的专题讨论,通过讨论,使大家端正了学习态度,逐步树立为革命而学的思想。

           ★ 郭沫若新著:《李白与杜甫》

  《人民画报》载文介绍郭沫若的新著《李白与杜甫》。文章说:李白和杜甫,是生于公元八世纪盛唐时代的著名诗人,他们的诗歌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李白与杜甫》中,郭沫若同志力求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考察诗人的出身家世、经济地位、政治活动和思想等等,给诗人以新的评价。郭沫若同志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着重考察了杜甫的阶级意识、功名欲望、门阀观念以及他的地主生活,指明杜甫虽然体会到封建社会的一些阶级矛盾,写了一些反映民间疾苦的作品,但是作为他思想脊梁的是地主阶级的立场和意识。作者批判了历代以来“扬杜抑李”的传统观念,特别是批判了解放后某些研究者把杜甫尊为“人民诗人”的超阶级观点。

             ★ 中美上海公报发表

  2月27日尼克松访华时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 简称上海公报。公报指出,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双方声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利益的;双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认为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势力范围,是违反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双方阐明了各自的立场。中方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坚决反对“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等活动。美方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此美方不提出异议;并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双方同意就发展贸易、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交流提供方便;就关系正常化继续进行具体磋商。

              ★ 中日邦交正常化

  9月25日至30日,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在外务大臣大平正芳等陪同下访问中国。访问期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田中角荣就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举行了多次会谈。27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会见了田中角荣。29日,中日两国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联合声明宣布: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两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中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 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

  3月, 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南省长沙市郊的马王堆发掘了一座距今2100多年的西汉早期墓葬,出土3000余件珍贵文物。其品类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我国考古发掘中所罕见的,这座古墓埋葬女尸一具,外形完整,年龄约50岁左右。尸体包裹各式丝绸衣着约20层,半身浸泡在略呈红色的水里。经研究,尸体的皮下松结缔组织有弹性,纤维清晰。股动脉颜色与新鲜尸体的动脉相似。墓穴结构复杂,从突起地面的墓顶到椁室深20米。椁室构筑在墓坑底部,由三椁(外椁、中椁、内椁)、三棺(外棺、中棺、内棺)以及垫木所组成,三椁三棺层层套合。木椁四周及上部填塞木炭, 厚30厘米至40厘米,共约1万多斤。木炭外面又用白膏泥填塞封固,厚度60厘米至130厘米。 这座墓的随葬器物,绝大部分放在外椁与棺之间,总数达千余件。有丝织品、漆器、竹木器、陶器以及粮食、食品、瓜果等等。覆盖在内棺上的一幅彩绘帛画,是我国现存的2100多年前唯一的一件画在丝织品上的绘画珍品。竹木器中比较珍贵的是120多个身穿彩衣或彩绘的木佰以及瑟、竽、竽律3种乐器。很多漆器、陶器中,盛有糍粑、酱菜、桃、梨、杨梅、瓜、鸡蛋、稻谷等粮食和食品,出土时还可以清楚地辨认出来。

            ★ 上海地面沉陷得到控制

  3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上海地处东海之滨,地面离海平面不足4米。从1921年开始,地面逐年下沉,有的地区下沉了2.37米。但从1966年到1971年,上海市地面已经停止了沉降,而且还回升了16毫米。

  地面沉降原因:大量抽取地下水。控制沉降措施:回灌等量地面水。科学工作者同工人一起研究,制订了“开灌齐动手,停灌分步走”的回灌制度。作为冷源,地下水越冷越好,因此,冬季是最好的回灌季节;为了在冬季回灌更多的水,工人们又创造了“加压回灌”等操作方法,从而有效地控制了上海地面沉降。

            ★ 《战地新歌》受到欢迎

  8月2日,新华社报道:最近出版的革命歌曲选集《战地新歌》,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欢迎。其中一些歌曲,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教唱,已在全国各地传唱开来。

  这本歌集发行以后,许多单位开展了群众性的歌咏活动。上海第二十二棉纺织厂的工人们,在本厂业余文艺宣传队的带动下,积极学唱革命歌曲。

  报道还说,《战地新歌》中那些富有民族特色的歌曲,激起边疆各少数民族群众的强烈共鸣。聚居在云南省路南彝族自治县的撒尼人民,在圭山石林里的草坪上,伴随着大三弦琴乐曲,纵情歌唱《撒尼人民心向红太阳》。广西民族学院的壮族和瑶、苗、侗等各族学员利用早晨或课余时间,在校园里高唱《壮族人民歌唱毛主席》。

          ★ 全国范围出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

  今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其中内蒙古、京津地区、河北、山西、山东、甘肃、宁夏、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区,降水量较常偏少1/4,不少地方出现了几十年未遇的少雨干旱。据有关专家计算,今年是本世纪中国最旱的三个年份之一。这年特大干旱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损失,全国农田受旱面积达4亿6千多万亩,成灾面积在2亿亩以上。

  在这次大旱中,北京、天津严重缺水。天津用水量逐日锐减,海河水位一度降到16厘米,天津市被迫停止农田用水,限制工业和生活用水。

  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的抗旱,大寨人提出一个影响全国的口号: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

            ★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自60年代中期以来,毛泽东对国际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强调突出战备,建设战略后方基地的大三线和区域后方基地的小三线。1965年11月,毛泽东到安徽、江苏、上海等地视察时,强调要做好备战工作,要储备一些粮食和布匹, 要修工事,多挖些防空洞。1969年8月,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在这些机构的指导下,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活动。今年12月,毛泽东认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必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以大国霸主自居;在国内建设中必须进一步普遍深挖防空掩体,广泛积蓄粮食,切实做好一切战备工作。这一指示的提出,更进一步地把我国原有的战备热潮推向高潮。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新年献词》,公开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带方针性的口号。在“深挖洞”的号召下,几乎每个单位和部队都挖了各种各样的“防空洞”。全国人防工程规模迅速扩大,人防工程标准也不断提高。这一口号片面地把中国经济战略重点引向备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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