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军西伯利亚也罢，杀头也罢，这都是对于将来的假设，可就在上海，在文学界，鲁迅和那些尊他为领袖的共产党人，还有更直接的矛盾在。它的起因就是“左联”。严格说起来，这其实是一个仓促建立的组织，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那些年轻人正在报刊上战得昏天黑地，共产党的领导人却出来调停，强拉双方坐到一张桌子边上来当战友，你想想，倘不是出于“大敌当前”式的利害考虑，彼此怎么肯这样克制？因此，即便表面上是握手言和了，鲁迅也好，那批激进的青年也好，心里的不快依然梗着，不但鲁迅依旧讨厌成仿吾，蒋光慈也依旧看不上鲁迅，就是钱杏村，他可以服从命令，不再写文章骂鲁迅，但在心里，他却并不认错，直到“左联”成立以后，他都一再说，他看不出前两年批评鲁迅有什么措。这也难怪。鲁迅和这批年轻人，思想上完全是两代人，鲁迅看他们是浅薄做作，他们看鲁迅则是落伍守旧，这样西种人躇在一条壕堑里，磕碰还会少吗？ 就在“左联”成文的第一天，矛盾就暴露出来。鲁迅在成立大会上讲话，依然批评创造和太阳社“专事于吹擂”，“力量实在单薄”；７听者中间的那年轻人，则有好几个在会后公开指责：“他说的还是这些话！８所谓“这些话”，不单是指鲁迅依旧记仇，也指他还是老生常谈，说不出一句新鲜话。几个月后，在那次为鲁迅祝寿的集会上，鲁迅刚讲完，一位年轻人就摇着头对身边的人说：“这大令人失望啦！……他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态度，使青年人为之沮丧……”９当然，这些都还是一般的思想上的分歧，说过也就算了。随着鲁迅逐渐介人“左联”的领导工作，他和一些共产党人的矛盾，还掺进了具体的人事纠葛，变得日益尖锐起来。比方说，原先共产党人拟定的“左联”发起人名单中，是没有郁达夫的，因为鲁迅狼诧异：“怎怎么没有郁达夫？”才勉强添补上。可郁达夫这个人，身上实在没有多少“左翼”的气味，平常处世，倒多半是一派名士风度，散曼得很。他很少参加“左联”的活动，后来还干脆写了一封信给“左联”。说他不能常来开会。“左联”和它隶属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实际主持人，都是组织性颇强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容忍这件事？一怒之下，就把郁达夫开除了。这自然使鲁迅极不高兴，你们怎么能把我介绍的这样一位文坛宿将，随意开除呢？到一九三二年，因为批评“左联”刊物《文学月报》上的一首诗，鲁迅又得罪了这份”刊物的主编周扬。偏巧从第二年开始，周扬成为“左联”中的共产党负责人，于是鲁迅和周扬的个人矛盾，就演化为他和“左联”中一群共产党人的矛盾，说起来也真是冤枉，鲁迅所以要批评那首诗，正是听了“左联”中另一位共产党员冯雪峰的建议，因此，他当初和创造社、太阳社那批年轻人之间的一点意气，现在却和他与“左联”中的共产党人的矛盾，和这些共产党人自己之间的矛盾，都纠缠在一起，怎么也解不开了。 既然解不开，矛盾就势必要逐渐激化。一九三三年春，“左联”的四位成员联名发表文章，替《文学月报》上的那首诗辩护，斥责鲁迅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带着白手套的革命家”。１０一九三四年，则又有一位“左联”的青年成员化名“林默”，说鲁迅当时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短文是“花边文学”，“往往渗有毒汁……”１１也就在这一年，周扬等人以“内奸”的嫌疑，革去了与鲁迅素来亲近的胡风的左联书记的职务，使鲁迅非常不满。本来胡风当书记时，他每月捐二十元钱作“左联”刊物的印刷费，周扬们这样一来，他就不捐了。周扬便在背后指责鲁迅“吝啬”，这话后来传入鲁迅耳中，自然更添一份厌恶。到一九三五年夏天。又有一位一左联”中的共产党员化名指责鲁迅，说他和敌人“调和”，而使追随他的青年人“死得不明不白”。１２攻击的言辞，是一次比一次激烈了。类似这样的事情，当然不止我举出的这几件；鲁迅又特别敏感，几乎每一次都能猜出化名攻击者的真实面目，他的反击，就往往相当厉害。当初你成仿吾骂我是“有闲，有闲，还是有闲”，我就干脆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的杂文集名为《三闲集》，且在序言中指明，这是“射仿吾也”。你林默扣我一顶“花边文学”的帽子，我就干脆摘来作这些短论的总名，而且也在序言中指明：“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１３他更用种种不指名的方法，回敬周扬和他的同志。譬如编自己和许广平的通信集，他就屡屡在旧信中插进新的议论，像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的那一封，原就有自己和青年人合作而总无好结果的慨叹：“每每终于发见纯粹的利用，连‘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后，只剩下耗了气力的自己一个”，鲁迅重抄时。就特意添写道：“有时候，他还要反而骂你；不骂你，还要谢他的洪恩，”１４这就明显是针对周扬那一类人，是借昔日的牢骚，来抒遣今天的不满了。有时候，他甚至将这种不指名的斥责直接送到那化名攻击他的人面前，譬如他知道了是田汉化名攻击他，就在寄给田汉当主编的《戏》周刊的文章中，直截了当地写道：“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僧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１５ 鲁迅是个记仇的人。一九一二年在南京，他和朋友寻访旗营旧址，只见一片烧黑了的断壁残垣，几个满族老妇人如小鼠般蛰居其内，情景非常悲惨，可他谈起当年骑马过旗营时遭受的辱骂，语气间仍有余恨。对时隔多年的往事，他尚且如此，现在和“左联”中那批共产党人的矛盾，可谓旧隙添新怨，他的怒气就更难以抑制。偏偏周扬那些年轻人，血气方刚，对鲁迅的不满还有增无减。一九三六年春天，他们按照来自“共产国际”内的中共代表的指示，突然将“左联”解散，另外建立一个几乎将上海文学界的各种头面人物都包容在内的“文艺家协会”，又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取代原先的“无产阶级文学”——几乎是一个急转弯。在这整个急转弯的决策过程中，鲁迅身为“左联”盟主，明确表示反对，却毫无作用，周扬们只是派人将自己的决定通知他，并不管他是否赞同。这无疑是火上浇油，惹得鲁迅大怒了。他向来就讨厌别人利用他，虽然一次次压下火气，重新与人合作，这火气却不会消散，反而因为在内心重叠积压而酿成更大的爆破性。周扬们这一次解散“左联”，恰恰在这一点上激怒了鲁迅：当初你们三番五次来找我，一定要按我坐在“左联”的第一把椅子上，现在说解散就解散，这岂不是太过分了？你们这样对待我，我又何必再和你们搅在一起呢？于是，他先对替周扬传话的茅盾说：“对他们这班人，我早已不信任了！”１６又写信通知他和周扬之间的另一名传话人徐懋庸：“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部从此结束了。”１７他坚决不参加那个“文艺家协会”，还公开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作为旗帜，竖在周扬的“国防文学”对面。当收到徐懋庸固此写来的批评信，责备他“助长着恶劣的倾向”时，更是怒不可遏，对朋友说：“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１８他针锋相对，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回信，还送出去公开发表。他在信中斥责周扬佩“大半不是正路人”，是“借革命以营私”，甚至说他“怀疑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１９直到逝世前一个月，病在床上，还写信向朋友表示：“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我病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２０简直是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这群共产党人了。 可这样一来，他的处境就非常尴尬。他已经和国民党政府为敌，现在又和身边的盟友决裂，他该怎么办？是干脆采取绥惠略夫式的“独战”的立场，对社会上的所有黑暗——不管它在朝还是在野——宣战？还是努力缩小这个决裂的影响，依旧坚守原来的战位？看起来，他是采取了后一方法。他依旧将官方视为主要的敌人，只要有可能，就竭力对社会隐瞒自己和那些共产党人的矛盾。这样做当然很苦，他在私人通信中忍不住要抱怨：“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此所谓‘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也。”２１不过，抱怨归抱怨，那“我们”和“别人”的内外界限，是分得相当清楚的，当然，矛盾越演越烈，最后总是掩不住；即使能够掩饰住，也只是瞒过别人的眼睛，并不能消除鲁迅自己的疑惑，因此，他一面对别人“撒谎”，一面又晴暗地向自己解释。他说共产党内并不是只有成仿吾和周扬这样的人，也还有瞿秋白和冯雪峰这样的人；他说周扬们都只是青年知识分子，并非真正的无产阶级，他们虽然不成器，却并不证明他对“无产者”的“将来”的信仰也不能成立；他更说，这些人其卖和他以前领教过的那种激进青年－－如高长虹之类－－是差本多的人、甚至和他深恶的那批绅士学者也有许多相通的地方……我相信，多半正是类似这样的自我譬解，使他在给徐懋庸的公开情中，能那样明确地将周扬们和“革命”区分开来，说他们是在“借”革命以营“私”；我甚至猜想，他所以要添上“怀疑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这样的重话，除了发泄怒气，也是为了再次强调这个区分吧。为了稳住自己的战斗立场，他真是煞费苦心。 但是，他再怎样说，也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成仿吾和钱杏村也好，周扬和徐懋庸也好，他们都是向国民党官方作坚决斗争的共产党人，在基本的政治态度上，正和自己大致相同。因此，即便“左联”解散以后，他依然得承认他们是“革命者”，就在给徐擞庸的那封信中，他那样痛斥周扬，最后也还是要补充一句：这个人“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有位青年人向他询问是否该加入那个“文艺家协会”，他回信说：“我看他们[指周扬等人]倒不见得有很大的私人的企图，不过或则想由此出点名，……”２２语气就颇为谨慎。他其实心里明白，他对周扬们的最大的憎恶，是他们明明不尊重他，却又要借重他，利用他，可恰恰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作法有相当的代表性，李立三找他提要求，不就是如此吗？话再说回来，倘是一个满身绿林气的造反者，他对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又怎么会有真正的尊重呢？所以，他和周扬们的矛盾，其实是体现了一个试图坚持精神独立的知识分子，和一个讲究实际利害的政治集团的矛盾。因为面临共向的敌人，他们似乎是联合了，但在骨子里，他们其实是两路人。一九三四年底他对朋友说：“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２３明知道那些人口是心非，并非真正的战友，却依旧看他们是自己的后方，依旧想“正对”前面的敌人：他确实是不愿意放弃原先的立场。可是，你仔细体味一下那“横站”的含义，想象一下他“瞻前顾后，的杯态，这和绥惠略夫式的绝望的独战，又相差多少呢？他在社会战场上的尴尬境遇，已经化解不了，他就是再不情愿，也只能承认，他是又一次陷入穷途了。 自去日本留学开始，他一次又一次地压制住沮丧的情绪。重新上路去开辟通途。可是，三十年跋涉下来，竟还是落入此路不通的困境，他的奋斗意志再坚韧，恐怕也难以为继吧。他内心的创伤已经那样深刻，种种颓唐、猜疑的病态情绪，一直在心头翻腾不已，再添上“左联”内江这么个碰壁的大刺激，他几年来苦苦营造的奋斗者的心态，自然就会开始崩坍。越是看清楚自己的真实处境，他就越不自觉地要往魏连殳式的思路上退缩。不但看清楚民众的“虚伪”，重新用大力鞭挞他们，也不但厌恶成仿吾和周扬那一类共产党人，公开和他们拉开距离。他这厌恶的范围还日益扩大，有时候简直是要网住他见到的多数文人和青年了。 他加入“左联”的最初两年里，常常指摘北京的文人。他多次批评未名社的几位年轻成员；也用了刻毒的语气，在私人通信中贬斥当年办《语丝》的一批老朋友。他对胡适的不满，也在这个时候公开爆发，不但在北京对大学生演讲时，直截了当地指斥胡适，还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文章，接二连三地攻击他。倘借用当时那“京派”、“海派”的名称，你可以说他正是背靠“海派”，一径向着“京派”开火。可是，他这个姿态很快就变了。一九三二年冬天他从北京写情给许广平，对京沪两地文人的评价就几乎翻了个个：“此地人士，似尚存友情，故颇欢畅，殊不似上海文人之反脸不相识也。”２４半年以后更忿忿他说：“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得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２５掷向“海派”文人的愤怒，是明显超过了对“京派”的不满。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他不但和周扬那些人越闹越僵，与别的人也屡起冲突。譬如为了办《译文》，就和生活书店的邹韬奋、胡愈之等人大吵一架，不欢而散。到一九三六年，“左联”解散以后，他又对傅东华、王统照这样一些态度相当温和的作家，甚至对茅盾，也渐生不满，在给朋友的私人通信中，就屡次用严厉的口气，将他们和周扬排在一起，依次批评过来。说起来，邹韬奋们也好，王统照们也好，可以说是文学和文化界中，除共产党之外，在社会政治立场上与他最接近的人，他对他们都心存疑虑，也就很难再找到别的同道了。不但常常怒视周围的文人，他对青年的态度，也和几年前明显不同。先前对廖立峨那样的人，他是那样宽：容，可现在呢，遇见向他求助的青年，倘若口气过分一些，他就会直言拒绝，措辞还相当不客气。连对关系相当。密切的青年朋友，只要有了不满，也会给他看严厉的面色。譬如叶紫，就因为问鲁迅为什么不给他回信，而得到这样的回答：“我现在特地声明：我的病确不是装出来的，所以不但叫我外出，令我算账。不能照办，就是无关紧要的回信，也不写了。”２６他甚至断言：“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舔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只是现在却因为年纪渐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渐在回避了。”２７他这是说得非常坦率，文人也好，青年也好，他已经没有足够的心力，再继续像先前那样信任他们了。 自从一九三０年五月迁出景云里，鲁迅一直过着一种半禁闭的生活。他没有离开过上海一步。有一次，朋友劝他换个地方疗养身体，他竟声调激越地反问：“什么地方好去疗养？！”２８活现出一股困兽般的烦燥。就是在上海、他的生活范围也很狭窄。除了去居处附近的内山书店，他平常很少出门。也极少去公园或别的什么地方游玩，他家附近就是虹口公园，却一次也没有去过。有时间在夜间出门看一场电影，便是重大的消遣了。每天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坐在写字台边写，就是躺在藤靠椅上看，文字几乎成了他朝夕相对的唯一伴侣。请想一想，像他那样从小就性情活泼的人，就是再喜欢案头生涯，要他老是过这样一种生活，也势必要觉得憋气吧。他当然可以自我譬解，说这是为了社会和文学的进步，必然要付的一种代价，但是，惟其如此，同一营垒中的关怀，文学界中的朋友的情谊，青年一代的热烈的关注，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这是对他的精神的补偿，是对他的牺牲价值的证明。可是，他实际收获的，偏偏是孤独和寂寞。他同辈的老朋友，除了极个别的人，大部与他疏远了；年轻的朋友中，也少有真让他放心的人。虽然不断地总还有人去找他，他却看得很清楚，他们多半是有求于他。那种与知心友朋品茗饮酒，率性而谈的热烈气氛，他是难得再亲身浸润了。他忍不住向人叹息：“向来索居，近则朋友愈少了，真觉得寂寞。”２９偶尔有东京时代的老朋友来访，他更是免不了抓住他诉苦，详细叙说独战的悲哀，“一切人的靠不住”。３０一九三六年九月，两位年轻的日本姑娘慕名去拜访他，他更不由自主地显出特别热烈的愉快和欢迎，直到许广平递给他体温表，他拿着往嘴里送的时候，还在不停他说话；她们起身告辞了，他却一再挽留，还说要送杂志给她们——我简直能够想象出他当时的殷切的神情，在那背后，正隐藏着对于孤独寂寞的深深的恐惧。 付出了蛰居囚笼式的生活代价，却换来比当年在绍兴会馆更加难捱的孤独和寂寞，当夜深人静，独坐桌前的时候，他会怎样想呢？一九三五年秋天，他吟出了这样一首诗：“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３１身外是肃杀和萧瑟，心中是无可归依的惶惑，星斗已经西斜了，却还听不到报晓的鸡啼，他是深深陷在一种前途渺茫，身心疲惫的沮丧情绪了。也就在写这首诗的同时，他对一位日本朋友说：“近来不知是由于压迫加剧，生活困难，还是年岁增长，体力衰退之故，总觉得比过去烦忙而无趣。四五年前的悠闲生活，回忆起来，有如梦境。”３２他所说的“四五年前”，就是指三十年代初，他当时正经历严重的精神危机，也已经遭遇了一连串不愉快的刺激，心里其实是惶惑不安的。但是，他毕竟还没有过深地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无论外出还是居家，心境都要比现在从容得多；客厅里又经常是高朋满座，儿子则刚刚出生，正以无保留的天真使他初尝为父的欢愉，生活确实称得上是悠闲。因此，当他现在被各种寂寞、紧张、“横站”和索居的痛苦团团围住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将那时的生活称为“梦境”，就十分自然了。他晚年会陷入这样的困境，当初是绝没有想到的；惟其没有想到，一旦看清自己的现状是如此尴尬，如此无趣，就本能地会后悔，会觉得无聊，太不值得。一个人怀疑自己走错了路，就会不自觉地往回望，他的怀疑心越重，返回起点的冲动就越强，我觉得，鲁迅那“有如梦境”的叹息，是将他对自己这些年处世选择的隐约的后悔之情，相当触目地表现出来了。 不能再维持先前那样的奋斗者的心态，鲁迅的处世方式自然会有所改变。从一九三三年开始，他似乎越来越不愿意再像三十年代初那样卖力地冲锋呐喊了。他自己说：“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因为后来又有了新经验，不高兴做了”。这新经验是什么呢？“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我倒没有什么灰心，……然而好像终究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３３非但不愿意再傻乎乎地一个人打头阵，而且也不愿意再像先前那样认真，一意要与对手决出胜负：“若专与此辈理论，可以被牵连到白费唇舌，一事无成，也就是白活一世，于己于人，都无益处。”３４似乎是明确要改变老脾气，洒脱一下了。 不再一味呐喊，那做什么呢？他能做的，无非还是那两样：或者写小说，或者做研究。其实，自到上海以后，他一直都想再捡起这两件事。就在最热烈地鼓吹无产阶级文学的时候，他对自己那并非无产阶级的创作，也始终抱有信心。一九三一年他说：“在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最容易希望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３５两年以后，他又借恩格斯的话，强调非无产阶级的暴露文学对于“现在的中国”的意义。３６所以，他一面换着笔名写杂文，一面却暗自盘算着写小说，不但写短篇，还要写中篇，到了一九三三年，他更两次向别人谈及自己的创作计划，似乎连大致的提纲都已经拟就。越是看出了自己的境巡的尴尬，在杂文和小说之间，他内心的砝码就越会向后者倾斜。你看一九三四年十月，他替自己的写杂文辩护，说了一大通理由，最后去。长叹一声：“呜呼，‘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为我自己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悲愤的，”３７一种极为复杂的内心隐痛，几乎要溢出纸面，你当可想象，他这样叹息的时候，一定是记起了那些已经在腹中成就雏型，却又先后流产的短篇和中篇小说吧。至于学术研究，他的态度也一样，心境越“冷”，就越想专心去做。一九三二年他就向许广平提议，是不是找个安静的地方专心著书。一年以后，又力劝一位感慨社会堕落的朋友：“大可以趁此时候，深研一种学问，古学可，新学亦可，既足自慰，将来亦仍有用也”，３８将他所以想做研究的用心，和盘托出。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他屡次计划要排除“琐事”，“专事创作或研究文学史”，而且明确说，这是一种绝望之后的自我保卫：“往往自视亦如轻尘，然亦偶自摄卫，以免为亲者所叹而仇者所快。”３９写小说也罢，做研究也罢，其实都是这样的一种“自摄卫”，他七八年前的那个“顾自己苦苦过活”的老念头，显然又在他脑中清晰地浮现了。 不仅如此。到了一九三五年，他甚至产生强烈的冲动，要从那政治斗争的战场上整个撤下来。在一封给朋友的通信中，他举出几个“战友”从背后打冷枪的例子，忿忿他说：“从今年起，我决计避开一点，我实在忍耐不住了。……短评，恐怕不见得能做了，虽然我明知道这是要紧的，我如不写，也未必另有人写。但怕不能了。一者，检查严，不容易登出；二则我实在憎恶那暗地里中伤我的人，我不如休息休息，看看他们的非买办的战斗。”４０一九三六年五月，他又写出同样的信，先是介绍周扬等人如何围攻他，然后感慨道：“近来时常想歇歇”。４１进入三十年代以后，他一直把与官方的对抗，看成是自己最重要的生存奋斗，可现在，他竟愤激得连这个奋斗也要丢开，他对这些年整个人生选择的自我怀疑，那觉得一切都无谓无趣的消沉情绪，明显在内心占了上风。当然，他并没有将这些冲动全部付诸实践，也没有真从政治斗争的战场上完全退出，有时候，他甚至还像从前那样冲锋陷阵，一点都不退缩。他已经那样深地陷入与官方的政治对抗，事实上也很难轻易地退出。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内心仍然一阵阵涌上这么些撤退的冲动，他仍然那么认真地一次次下决心，要排除身外的干扰，返回小说家和学者的书房，我实在忍不住要说，那么在三十年代似乎被他赶开了的虚无主义的“鬼气”，又卷土重来，堂而皇之地坐进了他的灵魂。“唯无产者才有将来”的信仰也好，和一批精神危机，反而使他在这危机中陷得更深了。 注释 １周建人：《关于鲁迅的若干史实》，《我心中的鲁迅》，十四页。 ２陈琼芝：《在两位未谋一面的历史伟人之间－－记冯雪峰关于鲁迅与毛泽东关系的一次谈话》，《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二百四十七页。 ３鲁迅：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致曹靖华信，《鲁迅书信集（下）》，八百三十三页。 ４鲁迅：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致姚克信，《鲁迅书信集（上）》，四百六十一页。 ５鲁迅：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致杨霁云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零二十九页。 ６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且介亭杂文末编》，五十六页 ７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二主集》，三十七页。 ８冯夏熊：《冯雪峰谈“左联”》，北京，《新文学史料》一九八０年第一辑。 ９戈宝权：《史沫特莱回忆鲁迅》，《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四百三十五页。 １０同８ １１林默：《论‘花边文学’》，一九三四年七月三日上海《大晚报．火炬》。 １２绍伯：《调和》，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大晚报．火炬》。 １３鲁迅：《花边文学．序言》，《花边文学》，一页。 １４鲁迅：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七十一页；并《研究》，三十五页。 １５鲁迅：《答周刊编者信》，《且介亭杂文》，一百十二页。 １６矛盾：《我和鲁迅的接触》，《我心中的鲁迅》，一百二十九页。 １７鲁迅：一九三六年五月二日致徐懋庸信，《鲁迅书信集（下）》，九百八十九页。 １８鲁迅：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致杨霁云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零二十九页。 １９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且介亭杂文末编》，五十六页。 ２０鲁迅：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五日致王冶秋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零三十八页。 ２１鲁迅：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口致胡风信，《鲁迅书信集（下）》，八百七十八页。 ２２鲁迅：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致时歌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零三页。 ２３鲁迅：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致杨霁云信，《鲁迅书信集（下）》，六百九十五页。 ２４鲁迅：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三口致许广平信，《研究》，二百三十八页。 ２５鲁迅：一九三三年七月八日致黎烈文信，《鲁迅书信集（上）》，三百八十六页。 ２６鲁迅：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致叶紫信，《鲁书迅信集（下）》，一千零三十五页的。 ２７鲁迅：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致曹聚仁信，《鲁迅书信柒（上）》，三百八十页。 ２８郑伯奇：《最后的会面》，《鲁迅主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一千零九十九页。 ２９鲁迅：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二日致姚克信，《鲁迅书信集（上），五百二十四页。 ３０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八十八页。 ３１鲁迅：《亥年残秋偶作》，《鲁迅诗全编》，二百二十一页。 ３２鲁迅：一九三五年六月十日致增田涉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二百二十五页。 ３３鲁迅：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致萧军、萧红信，《鲁迅书信集（下）》，八百零二页。 ３４鲁迅：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致郑振铎信，《鲁迅书信集（上）》，五百八十五页。 ３５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九十页。 ３６鲁迅：《关于翻译》，《南腔北调集》，一百十三页。 ３７鲁迅：《准风月谈．后记》，《准风月谈》，一百八十三页。 ３８鲁迅：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致台静农信，《鲁迅书信集（上）》，四百七十页。 ３９同上。 ４０鲁迅：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致曹靖华信，《鲁迅书信集（下）》，七百四十 ４１鲁迅：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致曹靖华信，《鲁迅书信集（下）》，九百九 ------------------ 应天故事汇 倾情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