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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提起“文化大革命”好像一场噩梦，更多的人把这场噩梦归之于江张姚王四个人的阴谋。的确，这也有点像噩梦，像见鬼。 在共产党内生活得时间稍早的人，细想一下就会觉得，这场“革命”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吴晗的《海瑞罢官》遭批判，已经使人觉得实在奇怪。后来又批起三家村，批起《燕山夜话》来，更简直是鸡蛋里挑骨头，连骨头渣子都没有找着。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世人都知道了。 “文化大革命”发动的那几天，我正在安阳农村里搞“四清”。突然接到电报，命令全队回京。那时别人都还是欢欢喜喜的，在火车上计议作“四清”汇报，写一个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挑战书——这种方式是大家搞惯了的东西。只有我不同，前两天我已经在村里听到批三家村和北京市委的广播。舞的这个剑，意在彭真，已经明白。杨述与彭真、邓拓的关系，难以隐藏。何况他已事先来信，说形势不好。所以，我是准备着一回家就先听这些噩耗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连噩耗都没有来得及让我听。车到北京站，我一抬眼已经看见，来“欢迎”的不是像寒假回来时那样的一群人，而是只有人事科的两个人，见了我两眼直瞪，看都不看一眼，接着就喊：“走！”没有一个人来帮助提行李。来接的不是坐人的汽车，而是大卡车。我们这些老年人只得自己背着行李爬上卡车。人群中只有文学所的叶水夫向我点头握手为礼。在其他所有人眼中，我已经成了等外之民——只下车这五分钟，人就由天上跌到地下。 接着是把我们都弄回机关，我一抬眼就看见了要求把我“揪回来”的大字报，又接着是宣布送往社会主义学院的黑帮名单，把我们这一批人马不停蹄地送往黑帮集中处。 这几年，对于这种弯腰挂牌、开会游街……的场面，已经有许多人写文记叙过。反正那一套就是变得人都不认识人了，真是像做梦。我们那个社会主义学院只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即除了看管的军宣队之外，全体都是各单位送来的黑帮。大家互相揭发，骂起来当然也是不留情面，说对方是黑帮，是反党，而自己是“上当受骗”。可是这种局面没有几天就给打破了。我记得人民文学出版社来的一群，一开始把自己都说成上当，只有一个由作协派来的我是老牌黑帮。几天之后，本单位叫我们轮流回机关看大字报。这一下变了，他们的统一战线破裂了，相互你骂我，我骂他，没了一个好人。后来被叫回机关去挨斗，我听说，原来完全“上当受骗”的许觉民，当造反派质问他“你为什么干这些坏事”时，他干脆地回答：“为了我要反党！” 从我的黑帮生活开始记录： 这个黑帮窝也够可怕的。楼上楼下贴得满满的大字报。我记得很清楚，林默涵的名字被用大字歪七扭八地画成一只带毛的大狗，真正是一点不错的歪曲。邵荃麟病重不能出来见人，他的妻子葛琴照顾他，也被贴了大字报，说是她把革命的学习班当做了高级疗养院。田汉的儿子田大畏给自己的父亲贴大宇报，开口是“狗”，闭口是“叛徒”。田汉到食堂吃饭，有一根肉骨头实在咬不动，他吐了，被“革命群众”当场斥骂之后，喝令把吐的东西全部重新咽下去。革命烈士的女儿孙维世，因为曾被派往苏联留学，加上“苏修代理人”的帽子之后，还要她揭发苏联老师的罪状。我们这些人，本来互相都认识的，这时忽然都变得素不相识了，见面连个头都不点了。 但是，光是这样黑帮自斗，只用笔诛，还是不彻底。于是宣布解散，叫各单位自己领回去斗。 各单位派人来领黑帮，如驱猪狗，塞进卡车。年老的孟超和我挤坐在一起。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围着我们臭骂道：“盂超老鬼！”因为他们知道了盂超是“鬼戏”《李慧娘》的作者。孟超只得答应道：“哎！哎。”孩子们又指着老人的鼻子骂：“你老反革命！老混蛋！”孟超依前答应。孩子们继续骂：“你认罪不认罪，不认罪活宰了你！”孟超连声在他的孙辈面前认罪不已，才得以开了车。到机关后，把我们塞进后楼图书室房子，睡地板。男外间，女内间。在进屋之前，竟先举行搜身。他们等于外国老板，我们成了包身工，把我们一个个全身搜摸，有无违禁品，这才放进去。我还记得是财务科周××搜我，使我深有感概，在此当领导数年，现却已成囚犯！ 我们的生活就是天天被轮流叫出去开会挨骂，没有轮到的时候就每人坐在一个小课桌旁写交代。 我当然是第一个挨斗的，而且挨斗最多、规模最大。开全社大会，叫我交代：“交代你跟杨述一起到邓拓家搞的什么阴谋！”我答：“没有阴谋，我是去组稿。”底下便拍案大叫：“不老实！说你的反党阴谋！”都是这类毫不讲理的叫骂。机关原单位已全部取消，改由造反组织来领导。科长以上的人都失去了领导资格。当领导的一个是汽车司机高××，还有炊事员张××，清扫工高×，几个青年大学生因为历史简单，也得厕身其中。天天早上，由张××领导我们念认罪书：“我是一个犯了很大罪恶的人……”还要背，背不出的由张××狠骂一通。 这种日批夜斗的奇怪生活，家家一样。我也不想去详细描写。有一段，我是精神失常了。人家问我话，我答不出来，只是眼睛瞪着对方。若说我是疯了，我觉得我头脑清楚，明明是在这里挨斗，是罪人，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罪，使我无法逃于天地之间；若说我没有疯，我又和这些所有的“正常人”，已经没有一句共同语言了。我怎能回答他们的话？我只能看着他们，他们好像与我有深仇大恨一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后来，我在一位老保姆（也即一个正常人）的看护下，逐渐恢复。其实那成天批斗我的正常人，倒是不正常的。 街上烧饼店老板都被打成走资派，用印有毛主席照片的旧报纸包花生米的小贩打成反动分子……都不必细说了。还说我自己的故事。“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偶然在家里发现了一本旧图片册，不知是院子里哪一家的东西，也不知是谁家孩子带到我家来玩扔下的。只见大红封面有个寿字，打开来那玻璃纸扉页上有个小孩子用铅笔瞎涂的带胡子的美人，再往下看，这美人原来是宋美龄。这册子是一本庆祝蒋介石生辰的画册，头一页是蒋宋二人画像，后面是一些山水画（大约是蒋氏家乡写生）。我看了看，扔在一边了。我那位婶娘杨奉筠把它收了起来。事隔多时，“文化大革命”来了。杨奉筠此时已不和我住在一起，她竟突然心血来潮，想起那本画册里有蒋介石、宋美龄，那不是国民党吗？家藏国民党的画像，不就是反共罪行吗？于是她找了我家的老保姆赵贵芳，两人在公园里好像研究反革命秘密似的碰了一回头。当时杨述正在挨斗期间，对赵贵芳只说了一句：“我不知道。”赵贵芳便把它用包袱包好，送还给杨奉筠。杨奉筠一见，更吓得不知罪有多大。她把这事件报告了我社的造反派，说我私藏蒋宋照片。同时，因为害怕，她又将这画册撕碎毁掉了。这一来，一群年轻的造反派可找到了一件特务间谍案，说我是特务，那本画册是我的特务活动证件。 这实在太荒唐了，我不能糊涂承认。于是我费工夫写了近万字说明，请他们考虑一下，这么厚重（一尺长，二寸厚）的一个本子，特务们会不会公然把它交给我这个已经当了共产党党员干部的“特务”？如果给特务们都分发这种大册子做证件，那恐怕得开办特务发行部了。如不是他们公开发的，那只能说是我从延安带出来的了，谁都知道我们是从延安徒步行军到晋察冀的，一人一个挎包。我在挎包里装上这个特务证件，首先背不动，即使我把别的都不要了，光背着它，那不是走一天就会被别人发现的吗？那时夜晚都睡十几人的火炕，可没有单间旅馆。 这些理由，我一面说，一面想笑。为这个打成特务，自然可悲，但这种理由，怎不比滑稽剧还滑稽？最后他们虽然闹了半天，还是说不过我，才算了。把这一案归了杨奉筠，大概弄到1976年才结案。 其实很简单，我还记得画册的出版处就是杭州美专。为蒋的生日，出一本以风景为主的画册，有什么奇怪？可能刘海粟、林风眠都会知道。但是我可不敢再拉扯别的人了。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青年，在谈论美术作品时闹笑话，还不足为奇。最奇是在文学工作中滚了多年的知识分子老编辑，也写出种种绝世奇文，简直变成了文盲。记得我们有一位被“揪出来”的文友龙世辉，平常喜欢写点寓言。有一篇寓言叫《白鹤的故事》，大约是说白鹤自以为了不起，其实他的作品不如普通的鸟儿。审查我们的造反派，说他这篇寓言是反党，白鹤就是公然影射最高领袖。这就批斗起来。他矢口否认，于是造反派居然在批斗会上亮出了“物证”。什么“物证”呢？原来是从新华书店业务员嘴里问出来的。她们说：“单行本的《毛著》是白皮，红标题黑字，一大排摆在书店书架上，只见白皮上露出红冠，就是有点像有红顶的白鹤的样子。”于是，这就成了“铁证如山”，那几本白皮单行本成了“物证”。这话听了就叫人匪夷所思，但是，那时候都成了定成反党大罪的根据。 还有一件更有名的文字狱，罪状是我的。为了纪念毛主席的若干岁寿诞，各出版社都必须重印几本他老人家的著作。但是，印《毛著》本来是人民出版社的独家买卖，别家要出，只可另行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就编了一本《毛泽东论文艺》（其他社也编《毛泽东论军事》《毛泽东论农业》等）。但是，毛主席的全部著作，本已编入选集，印数又大，在这范围内再炒陈饭，实难指望卖出。于是书店提出印数1万（以前已印了好几万），我未加思索就同意了。谁想到这批两个字“同意”，竟成了我“反党反毛”的险恶行径。光靠炊事员、司机写不来批判文章，于是由一位老编辑就此事大作文章，说得我居心殆不可问。怎么能对于全国人民翘首盼望的《毛著》，只让印1万？怎么能对于全国文艺界迫切需要学习的《毛泽东论文艺》加以限制，不让他们学习？文章写得洋洋洒洒，他大约根本不记得只在两年多以前，我亲自去跑《毛主席诗词》一书，半夜三更起来去印刷厂看清样，以备天亮送到毛主席手里。那本书印了几十万，好像一百万吧。可是，这都无所谓。我们的知识分子自己写出这样的奇文，自己署名登报，也不怕丢人。 还有一篇批判“反资文学”的文章，叫我现在怎么回忆也回忆不起它到底怎么说的。最初，是宣传部长陆定一布置：我们老是反封反帝，这不够。好像资本主义在中国专做好事。不对！也应该出几本书反一反资产阶级。我们按他说的布置，勉强出了三本，完全为了完成任务。谁知“文化大革命”一来，陆定一先倒了。于是他的一切话都成了反革命言论，他提倡的“反资文学”，也就变成了“拥资”、“美资”的“资产阶级吹鼓手文学”。这理由究竟从何说起？因为当时我就听不懂，只有糊涂认罪，所以到现在也想不出那究竟是个什么逻辑，实在奇妙。 不能说别人的逻辑怎样糊涂，自己实在也够瞧的。那时候，我们这些“专政对象”天天“上班”，任务除了扫厕所擦地之外，还要天天写交代。有的是外单位来调查别人情况的，尚可按题回答。至于自己的交代，交代自己生平罪恶，真是搜肠刮肚，从祖宗三代的罪认起，也没有那么多可认的。例如我交代的，就有我的父母抽鸦片烟。我父亲做铁路局长，盖了房子，一定是贪污。我九妹和苏联有关的维吾尔人结婚，十妹常和住香港的姐夫联系，她们一定一个是修正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如此给自己一家大戴帽子，还算轻的。我本人在旧社会确实只是一个学生，无帽可戴。记得翻译家孙用，年龄较大，在旧社会当过一个小镇的邮政局长，这可就不得了。承认自己是贪官污吏还不行，还得承认旧社会的邮政系统全都是特务系统，所以自己又与特务有关。可怜那孙用，生平在群众面前讷于言语，直逼得他满脸血红血红，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实在没有得说了，就从思想、文化、作品上来“挖”。原主管外国文学的翻译家郑效洵说：“毛主席说我们文化部是帝王将相、外国死人部。那我搞的外国文学部就是外国死人部。”这话使我触类旁通。后来，我的女儿团团对我说：“以后我们什么书也不念了，只念一本——《毛泽东选集》，别的书都是反动。”小孩子这句话更使我一通百通。原来如此．一切文化，不是封建文化就是资产阶级文化，新的是修正主义文化。我从小接受的一切教育，自己推行的一切文化工作，全是百分之百“封资修”。照此向每个古人头上打一个叉子，则打不胜打，有何难哉？从此，我就天天手不绝书，在那里认罪。我还悄悄看过别人的认罪书，例如郑效洵的，就比我的还厉害，他骂高尔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高尔基也骂，他大概是想开了。反正统统骂倒，一个不留，斩草除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都没有根了，只请用剃刀剃就是，管什么革命知识分子？ 我那洋洋十万言的“作品”，后来没有全还给我，不知被造反派弄哪儿去了，但是也必然如此。我们全体罪犯约达七十人，平均即按每人每天200字计，一天也要交上去14万字。而管制我们的造反派多数是炊事员、司机们，还有一群初试自己文笔的大学生，一天哪里看得完这14万字？所以，后来写来写去，我也知道了这些根本没有读者，写不写两可。懒得写，我就闭目养一会儿神，再看看别位难友的表情，或木然，或庄严，或悲，或笑，倒也有点意思。 到9月底，国庆节前两天，打发我们到湖北咸宁干校去劳动。所谓“干校”，实系永无毕业期限的学校，只有“干活”一门课的学校。直到这时，一般革命群众跟我们一起下干校，他们才有点明白自己跟随造反的结果是什么。当然，一开始大家都还认为是下去革命的，也不知道此去的前途是不准回来，等于流放。 我们到达了咸宁一块湖区，住在老百姓家里，自己先盖房。我们社（改名为连）的全体妇女集中住在老乡的牛棚里，满屋牛粪味。工作首先是自己和泥做砖盖房，钉竹条搭棚做仓库，准备将来把湖里的水放干了种稻子，自己取名为“向阳湖”。我记得破土动工的第一天，大家倒也挺有点新鲜劲的。一个女秘书，干完了一天活，回来发表感想说：“我这才觉得我这个人一天干了活，不是白吃饭。以前我们成天干什么了？”她大概觉得自己的半生就是白吃饭了。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编辑，手持利斧，踏着竹条做的架子，凌空大步砍竹头，脸上毫无惧色。我的任务是和舒芜一起挖一个坑，修建临时厕所。我们两人累得大汗淋漓，才挖好了，欣赏欣赏，边也修光了。但是，一会儿上级传来命令，厕所要挖在另外的地方，我们只得搬家，还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凭吊了一番。这时候才有点明白“上边歪歪嘴，下边跑断腿”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们干，真的拼命干。一般的群众，在大家差不多的环境下，不再那样歧视我们这群牛鬼蛇神。但是，仍然有一些自视身份比别人高的人，用语言和表情来伤害别人，以为娱乐。我记得的，研究鲁迅的杨霁云（也是鲁迅的朋友），因为素无干力气活的习惯，铲土只能一次小半铲，就被我们连队那位首先解放的首任指导员取了一个绰号，叫“二两半”。然后，在一次大会上，由取绰号者向人提出讥笑的疑问：“还有这么一位‘二两半’，真把那点儿土算计得准，为什么非得二两半，再多铲半两，来个三两，就一定不行？”我没有看杨霁云先生的脸，因为这时候我不忍去看。他有什么罪？大概就是早年认识鲁迅的罪吧？而这时正是把鲁迅捧成毛主席以下第二大神的时候。 我们拼命干，多么希望得到人家一点点称赞，至少是同情。哪怕是来自非革命群众的。我记得有一次挖土，我是牛鬼蛇神们的临时组长。诗人陈迩冬也是向无多少劳动习惯的，这时他却一铲一堆，一铲一堆，一连许多铲，头上流着汗。我轻轻无意地说了一句：“陈迩冬今天干得不坏啊。”只见他脸上突现不好意思的谦虚之状，擦了一把汗，像小孩得到大人夸奖似的说：“不过……不过还是有点疲劳啊！”其实，我并未想到这句话在这时能给他以安慰，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多么容易得到安慰和满足的啊，而所得却如此吝啬…… 我得到的待遇也是一样。开始时，每次劳动间歇就“开斗争会”，毫无目的地乱骂一通。后来，大约由于这样的“斗争”实在妨碍群众的休息，才取消掉了。平时，我挑不动砖时就用胸顶着上。有一次，盖房子抹墙，三面高处都有人抹墙，我站在中间的踏板上，向三面供泥。下面给我供泥的是两个十三四岁的家属男孩子。他们也知道我是黑帮，就以耍我作为娱乐。这边一铲还来不及送上去，那边又喊：“来呀！来呀！韦君宜呀！”忙得我几乎从踏板上掉下来，他们却大笑。可见人是有一种自然地虐待他人的恶作剧嗜好的，给别人以痛苦，自己并不介意。 后来，日久天长，劳动成了每个人的本分，既不觉得光荣，也不觉得受苦了——除了太累的时候以外。我记得在秋天挖泥做砖时，下午小休。这时已经取消了我的挨斗供娱乐的任务，可以休息了。满地都是供和泥用的干稻草，天上是暖融融的秋日太阳。我就找了一个附近没有人的大草堆，伸脚躺下，仰望蓝天，真比盖被子还要暖和，比睡在大玻璃窗下还要敞亮，一下子就让我脱离了这个受苦受难的人的世界，躺在了地母的怀里。 第二年我们要秋收，用大量的稻草，在湖田中心搭了一个休息棚。那里又凉快，又四面来风，旁边连（中华书局）的“战友”们走过，跷着手指说：“真是文学出版社的杜甫草堂啊！” 类此草棚闲话，只要我们把自己当时身受的政治待遇忘掉，也未尝不可以怡情悦性，物我两忘。后来我们就这样过日子。 不久，我就热烈地投入为别人重审结论，实即平反的工作之中了。还有好些刚被解放的老干部，都使劲东奔西跑“内查外调”，以推翻造反派给人定下的部分（只是部分）冤案。我把我参加的几个案子都写进小说里。有一篇名为《功罪之间》，那时真是对于自己是功是罪并没有完全弄清的。我原以为自己参加革命多年便是功，那么别人未参加革命便是罪。如此看历史，如此看世界，究竟功欤罪欤？现在感到，至少要把眼光放得稍大点吧。这是后话。 （下）这些人的罪行 我们这些走资派被斗数年，翻来覆去，无非是工作中那点事情，还基本上是上级布置下来的。反“封资修”，反什么呀？反旧剧，反古代和现代文学，反上大学……一般老百姓真也找不出我们什么罪过来斗了。谁反对共产党？许多人没法，就从历史上去找反过共的人。说来说去，把历史上曾与国民党稍有瓜葛的人都拉出来斗，很有意思。凡历史上确查不出认识一个国民党的人，都“解放”较早，而沾一点国民党的，就拉扯不休，以致最后不是斗“走资派”，而是斗的所谓“国民党”、“叛徒”，斗得很热闹了。罪最大的刘少奇，被说成在长沙时代就抱着什么“四书”当叛徒出了狱，在满洲省委已叛变咬出多少人——当然全是胡说。可是骂得比他的“封资修”罪行还厉害。元帅中挨斗最苦的是贺龙，以至于不给水喝，只好喝屋檐滴下的水，加给他的罪名是那一回跟国民党私通了。我们文艺界死得最苦的莫过田汉、邵荃麟，全都被捏造为投降过国民党。邵荃麟病倒不能大小便，干在裤子上，他们也不准医治一下。各个单位造反派照方炮制，都大抓“叛徒”。我们单位也照样。我略举一些我单位内部的人为例： 一个许觉民，被说成叛徒。理由是他请假离桂林到上海后，没找到关系，跟几个同志改换招牌，自己挣几个钱维持生活书店，遂被定为“奸商”并“反党”。一个王士菁，中学毕业时按国民党规章履行过入三青团手续，这自然是反动党团员混入我党内。还有个蒋路，罪名也一样。一个黄爱，因在《毛泽东选集》上胡画胡批过，定为现行反革命。一个赵少侯，在日本统治时参加过新民会，是老牌汉奸。牛汉原来就是胡风分子，又加上当学生时参加过革命组织，是反革命混入革命内部。向云休在重庆参加过妇女指导委员会，原系国民党组织，又加入什么“一六九”，不知何团体，肯定应定为特务。程代熙曾在孔令俊（孔二小姐）单位做职员，显然系国民党嫡系反革命。谢恩洁作为共青团员曾被捕，后又在国民党的机关工作，这就是叛徒。刘岚山曾被国民党关押在五台山集中营，出来时被列名于“劝共党青年脱党书”，当然是叛徒。程穗曾参加过国民党区分部任监察员，这不仅是国民党，而且是特务。刘敏如在日本统治时期当过两面村长，这就是日本一面的汉奸。萧乾本系老右派，罪恶重重，还加上叛徒。陆耿圣这个老党员也是假的，因为她在被日本拘捕时写过一句“我是良民”，即是叛徒。丁玉坤是公勤人员，因在国民党时当过警察，也是反动党团。马义民的罪状类似。董恒山原是个京剧小生演员，过去在旧社会混的时候，曾参加过民社党，以便混碗饭吃，这一次就打成了反动党团成员。冯雪峰本来早打成右派兼“封资修”还不够，这时又拉出他在上饶时被国民党捏造登报的姓名，指为叛徒。周汝昌抗战结束国民党部队回到天津时，曾参加欢迎，写了篇《箪壶迎师记》，自然成了反动党派的奴才。陆浮在南洋被人诬指为出卖，后来公安部已经平反，造反派却仍按老账算。黄肃秋因姓名雷同被弄错，后来已弄清，也还要说那错案是对的……诸如此类，记不胜记。包括我，也差一点给算到叛徒里面。因为1938年我受党派遣去襄阳，后我外祖父前往襄阳，把我叫回武汉。这时造反派们查得我离襄期间凑巧与我一起工作的刘同志被捕了，他们就说是我出卖的。我不肯屈服，举出证据，刘同志被捕时我早已离襄到武汉，那晚上台儿庄大捷游行，还碰见过张光年、于光远二人，可以作证。我的辩解才算起了作用。 这种干法，哪个人都能胡拉乱扯两句。除了这大批“叛徒”之外，还有许多“阶级异己分子”。张健无罪，只因查出婆家是地主，便被揪出。郭凤兰只因丈夫自己拿钱办了个缝纫学校，便夫妻俩一同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杨立平只因丈夫重病不能教书，回父母家养病，而父母是地主，就此打成“异己分子”……数一数，仅我一社，只要解放前在20岁上的人，如此揪出的竟达半数，还没有数完。 这是为什么？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为了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吗？为什么打了这许多不相干的人？而且其中主要的，如刘少奇、贺龙案，都是毛主席过问的吧？这事情我想出了一点门道。大致，毛主席所要反对的是资本主义，是封资修；可是，首先我国人民与封建关系很密，说反封，实际上反不了。不让唱京戏，不让学古代文学，已经反不下去，再多的更说不清。要反资本主义，说句实话，我国群众的思想还没有达到资本主义的水平。一定要反，不知道反什么才对。要不，就不上大学吧，不念外国书吧，不穿漂亮衣服吧，小姑娘都穿上军服……别的就不太清楚了。毛主席再三号召反，群众只好想：大概要反的就是反共的，一切与共产党不一气的。群众不太了解什么资产阶级文化，却知道人必须听共产党的，而且在五六十年前就得人人早有觉悟，紧跟共产党，不紧跟不行。什么历史背景，大家不懂。那就拼命打反共的，由此造成了这么多的叛徒、反共党团、阶级异己分子。有些命运不佳挨了整的人，只好哀叹自己命不济。那个挨了整的演员董恒山，就曾当面对我说：“你多好啊。头一样你历史清白，他们除了思想，还能揪什么？”这话使人思之失笑。反对走资派，本来是为了搞思想，闹了半天，群众还觉得思想问题并不甚重要。换言之，反对资本主义，不走资产阶级道路，在群众头脑里，并不占重要地位，这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就连什么《红灯记》《芦荡火种》《海港》等等，不是也只知反叛徒，未见哪个戏深入讨论一番反对走资派的重要性吗？ 就连我自己也是一样。用此眼光看文学作品，就看不出应当重视的作品来。这是题外话。 群众花了很大力气，打反革命、打叛徒，打了半天，稍有头脑的人自然逐渐发现：凡是年龄稍大，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就不可能与那个社会毫无关系。我们一个出版社，竟打出这么多人，整个社会的局面就可想而知了。那样越打越多，必然只能把这个社会砸掉。 连我家的老保姆赵贵芳，听说在讲“成份”，也说：“从前给闺女找主，自己再穷，都得想法找家里有两间房子二亩地的，谁把闺女给老花子（京话叫化子）去？”于是审查来审查去，才逐步把老头、老太太们“解放”了。而事实上，革命群众在干校所受的待遇，也与被打成反革命的相差并不太远。同样下田劳动，同样不许回北京，同样要把家属接到干校去。革命群众的积极性，日渐低落。 跟我们一起下来的不少“革命群众”，渐渐由于自己身受的待遇而有点觉悟。但是仍有人一定想从别人身上找出“反革命”来，以证明自己的革命性。那一年，从北京忽然传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政治传闻。这个组织名称既奇，其组织目标也怪，谁也说不清。只传说是“为了反革命的”，那么反了革命之后要干什么呢？谁也说不出。后来他们大反起“五一六”来，我才明白，原来不是反别人，就是他们造反派自己反自己。实际是造反派的这一派打造反派的另一派，互相揪咬，越咬越多，到最后把年轻的造反派差不多全打成了“五一六”。证据罪行，什么也没有。也是一个个上台去坦白交代：“我参加了反动的‘五一六’。”还说有介绍人、有宣誓、有上级，描写得和共产党的组织一样。他们斗这些“五一六”，比斗我们走资派还厉害。有半夜里打的，打得附近老百姓都来提出抗议。有三天不准睡觉（审讯人轮流睡觉），逼问口供的，逼得那个“五一六”头昏眼花，头上一点水掉下来，竟以为是要拉出去砍头，跳起来就大叫。这个人就是造反派里边写文章批判我印少了《毛泽东论文艺》的陈×。“原来你也有今日！”一开始我心里觉得痛快。但是不久我就看到，这样荒谬的造反加造反，实在只能使这个国家走进无底深渊。他们无论哪一派，所搞的一切全都是胡扯，把这些胡扯作为国家大计捧出来，只能使人齿冷。后来，在我已经被“解放”当了连指导员之后，上级叫我仔细审查这些“五一六”案。当时“五一六”最大的“黑窝”实际上是造反派最大的黑窝，就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红卫兵联队”。杨述就是被他们那里的吴×ד揪”出来的。这时，我们单位的一些人，要我亲征哲学社会科学部，去清查“五一六”案。我已初步看了一些材料，一看便知那些“资料”全是捏造的，张三和李四对不上，根本不值一顾。我当然不能说这不值得查，也不愿趁此时机向那些造反派报复，只能说这里不能分身，推诿了，没有去。 这“五一六”的案子又是从何而起的呢？也可以分析一下。这基本上是一些年龄较轻，揪不出多少历史问题的人。我们单位的“五一六”全体都是大学生。为什么要揪他们？因为想揪出更多的罪犯，想揪出更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而找不到什么思想根据，于是创造了这个胡说八道的“五一六”组织。竟然也风靡一时，害苦了多少年轻的干部，乱闹了一场，最后结果全是假的。这番“革命”，当然不会不引起这些“五一六”的深思。觉得冤枉，觉得糊里糊涂响应“大革命”号召，原来是上了一回当。到最后我们单位的一个“五一六”向我忏悔，说现在才知道什么是整人，什么是挨整，以后不干了。另一个“五一六”在全体会上流了泪，表示自己过去乱打老干部是完全错误的，向全体老同志道歉。 年老的走资派和叛徒，年轻些的“五一六”，结果都是如此。那最年轻的，最早动手打人的学生们呢？他们一开始是到处挨门挨户斗争，被学生打死者，听说甚多，我不能统计。知道的有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云同志，无故死于女学生之手。罪状没有，只因她是个领导。还知道分司厅中学的一个、育英中学的陈沅芷一个。大学校长知道高芸生被逼死。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一时竟成了凶神恶煞，无人敢惹。开口闭口：“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他们更不懂什么是资本主义文化，反正学校里念的都是，都不要。于是，先是把学校一律改名“抗大”，每日只出门造反，在家斗老师，不再上课。后来学校一律关门，学生们全国去跑。然后大学“恢复”了，要高小毕业生去升大学，叫做“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这些不必赘述。只说这些胡闹了二三年的学生们，最后结果是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全体赶到北大荒、云南边境、内蒙古、陕北边区……种地去了。书，就是你想读也不让读了。孩子们在农村里受够了苦，才慢慢明白了自己那样对待父母和师长是错了。明白自己把青春白白扔掉，是难以挽回了。这一群“文化大革命”新一代，后来大多数都成了没有文化的人。有一些在农村里苦读，回来补十年的课，终归差得多。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的，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 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是还不够。 还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的人，就是军队干部。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一开始就当军宣队，后来又当各级领导，可谓一直走红运，受崇拜了，但是后来也因林彪的垮台，而垮台。北京却仍然长时期以军队统治我们文化部门，但是到最后也结束了。这一段留待后面再讲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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