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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当权那十年，我不能说自己完全没有做好事情，如下田种地。而随众呼喊，以“最高指示”骂人，似乎既算不得好事，也非坏事。不过也不尽然。我就记得在自己被“解放”那天的全体大会上，一个革命群众循例发言，骂我是“狗胆包天”。这句话竟使我一直牢记，无法忘怀。（其实像这种坏话，自己岂有不讲之可能？）好事呢，也还是做过的。就在我已经被“解放”之后，在干校里没有被调回京的时候，那一段暂充连指导员，搞专案，任务是把前一段军宣队和造反派所定的案重新审查一番。这时，地方军宣队已换了班子，对前案弄不清，更无精力去细细审查这些糊涂账。于是我钻了这个空子，自己做主来搞这些所谓“专案”，取消了几个荒谬透顶的所谓“结论”：例如那些“结论”把一个从不认识吴晗的人，说成与吴晗勾结；把一个前八年公安部就早已查清没问题的人，又说成“特务”；把共产党自己的机构名称套在国民党头上，然后给人定罪……分辨了这么几件有些政治常识的人都能分辨的事，却使我觉得心里极愉快，夜里开始睡得香了。多年对我冷冰冰的下级，如今见我也有了笑容。我回京探亲没有几天就急着要回干校办我这些没有完的案子。杨述奚落我：“忙什么，你这数不上数的干校小官！”我撇撇嘴，说：“算不上官的小官！可是我做这些年工作，还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做得高兴哩！” 所以说，别人的文章只讲自己在干校受的苦，我除了受苦之外，倒也有些安慰。 1973年，我离了干校，回原单位，算是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实则是回到了真正的囚笼，真正去做自己应当忏悔的事情去了。 我虽不再当领导，上有军宣队，却也算做了社领导小组的一员，管业务，就是管组稿出书。但是，这时哪里还有什么作家来写稿出书呢？有的进秦城监狱了，有的下干校了。要出书，就要靠“工农兵”。换句话说，靠不写书的人来写书。我才从干校回来，那些先回来的被结合的“革命派”就告诉我，今后一切必须依靠党——先依靠党委选定主题和题材，再依靠党委选定作者，然后当编辑的去和作者们研究提纲；作者写出来，再和他们反复研究修改，最后由党委拍板。至于“三突出”等等原则，不必赘述。 我心中想定自己的原则，今后决不再发表只字作品。但是对于别人的作品，我却不得不管，无法逃脱。于是我开始一个一个地和这些作者接触。 这些作者，大部分是生平从未写过任何作品的人。往往是组织者接到党委指令，某某题材重要，于是便把这些人集中起来。这些人中有具备一点写作能力的，有勉强拼凑完成任务的，有想学时髦写几句的，还有很想写自己的生活但是对于这生活没有认识的，或者自己的认识与领导上的意图完全两样的……而我这时的任务，就是把着他们的手，编出领导所需要的书来。 我记得我第一条需要编进去的内容就是“以阶段斗争为纲”。这一条使得作者和我都动尽脑筋。有一本在当时销了好几十万的书，叫《千重浪》，故事原是写的“走资派”不准搞机械化，农民积极分子弄了些拖拉机零件来，自己制作了一台拖拉机。生活内容很少，也不大有现实性，但好歹也还算一件说得过去的事。但是，不行，要阶级斗争，那就得把意见不同的双方写成两个阶级，敌对阶级还要具体破坏，这就更难了。作者想出一个隐藏在地窖里多年的人，这是从报纸上抄录的。但是，还不行，如何破坏拖拉机？作者从没有见过。我这编辑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作者把“作品”编圆。于是我带着作者跑到一个有拖拉机的农场里去，请拖拉机队长给我们讲破坏拖拉机的窍门儿，如是，就算我帮助作者深入了“生活”。 我这样做，曾想过这完全不是艺术吗？当然也偶然想过一下。但那时想的最主要的根本不是什么艺术不艺术，而是任务。这个时代，给我的任务就是编出这样的书来，使它像个故事。我是一个补鞋匠。记得有一本书叫《东风浩荡》，写一个“资产阶级思想”的工程师和一个无产阶级思想的工人的斗争，一开始就是两个人整整空论了一章 。我一看，这样多空话，读者看得下去吗？劝作者删一删，这就是我的“艺术加工”了。 浩然的《金光大道），是当时的范本，因为他能编得比较像个故事。其中当然必须有阶级斗争，又必须有故事，他就编了一个“范克明”，地主化装远出当炊事员，搞阶级破坏。自从他这一招问世，于是纷纷模仿，有男地主化装为女人的，有用烟头破坏自己的脸化装为麻子的，所谓“十八棵青松”都是如此栽成。几位作者听说阶级斗争要提得越高越好，不能只写些农村土地主，于是就提高到局长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又提高到“苏修”和国民党直接派进来的特务。既然一定要写这些东西，而作者对这些又实在毫无知识（不是说生活），于是要编辑帮忙。我实在无法，正赶上文化宫有公安局办的特务罪行展览会，我就出主意，带着二位作者去参观。也真亏他们的脑筋灵，看了两回就有了故事，后来小说居然出来了。 这样的小说，那时还多的是。像：《伐木人》《铁旋风》《无形战线》《朝晖》《晨光曲》《钻天峰》……一年好多本，完全不能算作艺术。但是，是这些作者有意逢迎上级，破坏艺术吗？不是，有几位作者很有生活，例如森林生活、农村生活、学校生活，有的段落写得很真实，很动人，但是整体构思却完全是捏造的，作者不得不随波逐流地去捏造。如果现在我不说出这真倩，我将永远都对不起他们。 我记得当时的大作家浩然，他那个《金光大道》的架子实际上是由编辑帮他搭的，先卖公粮，后合作化……前边我不清楚，到写第二卷时，我从干校奉命调回社来，接任责任编辑。管这部书的编辑组长，是由外单位调来没当过文学编辑的一位造反派，他看了稿子就说：“书中写的那个时候，正是抗美援朝呀！不写抗美援朝怎么成？”但这一段故事，实在与抗美援朝无干，作者只好收回稿子。还是把抗美援朝添了进去。那编辑组长再次提到，在四五页稿子上，每页均加上“抗美援朝”，又把小标题《堵挡》，改成颇有战斗性的《阻击》，把《让房》改为《让房破阴谋》。记得浩然苦笑着对我说：“我不同意他这么改，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还想保护一点点我的艺术创作……这个人像念咒似的一句一个抗美援朝……” 还有一位中学教师胡尹强，写的中学生活，主题是按照当时的教育思想，反对死读书，要动手做，内容还是真实活泼，符合生活的。我又是在半中间接手这本书。书中的老校长，可以看得出是一个热爱教育。一心教好学生的人。但是到了我接手时，已经被改成了一个“走资派”。作者写他为了让学生及时回来参加毕业考试，自己连早饭都不吃，拿着两个包子亲自跑到水利工地去找学生，这实在叫人不忍说他是“走资派”。可是怎么办呢？他的性是定了的。作者最后无奈，改成发了洪水，全县生命财产危在旦夕，这校长竟为了学生成绩，把正在战斗的学生从堵洪水的大坝上硬拉走了。我说：“不行，如果全县发了这样大水，县委也得下令各单位先停止业务，大家抢险。这么改说不通。”但是没办法，必须让这个校长当当“走资派”。我也别无他法，竟同意了——同意把一个艺术形象砍杀了。 有一本我奉派去延安组织插队青年写的，歌颂“第一号英雄人物”的小说。我物色到了两个下放插队的姑娘，文笔不错。“第一号英雄人物”选定为她们插队青年中一个挺泼辣能干的姑娘。第一稿，老实说是不错的。写这些青年想法儿改善那穷得要命的陕北农村，做种子改革实验，和不卫生的习惯斗争，自己冒险学做医生，救活农民的孩子……大概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糟糕就糟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找出一个地主来做斗争对象。但是。陕北土改已经过去五十来年了，又是真刀真枪干的，不是和平土改，那时候人人知道的口号是肉体消灭地主。到了这时候，哪里还找得出地主？不是杀光也是死掉了。说陕北还有土地革命前遗留的地主，当地农民听了也会诧为奇谈。我主张可以写一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作为斗争对象，闹一次反贪污就完了（作者原来有写贪污案的意思）。但陕西文化局派来指导的同志认为，这样的阶级斗争还不尖锐，坚持用地主，于是把这地主编成是从外地偷迁来的。最后要生死斗争，是地主开闸放水，女英雄拼死堵闸门。作者说：“我从未见过这种水闸。”那位同志就领着作者去参观并讲解，最后这样照写了。年轻的女作者对我悄悄地说：“我实在不愿意让我的女主人公（也就是真实生活中她的同学）去和那个老地主在水里肉搏一番，那成什么局面？怎么下笔……”我懂得她的意思，这不是叫她创作，这是侮辱她。干脆说，侮辱一个作者。但是在我们那天开会“集体创作”中还是通过了。我也屈从了。天，我干了什么事情！ 这类事情我还遇见过多次。起初是斗地主，后来提高为斗负责干部、老干部、知识分子干部。记得那部写伐木人的，起初是说那个局长在育林指导思想方面有错误（主张大伐，而不主张着重多育），这还说得过去。到后来追他的思想根源，原来那位正确的书记是工人出身，这位错误的局长是知识分子出身。再追下去，当年他参加革命不是真的，参加学生运动也是骗人，甚至他还偷偷做过出卖人的事，说什么老干部全是假的……这还有什么说头呢？ 接二连三，都是这类情节。一个很难得的蒙族工程师硬要搞保守，只有工人出身的技师（技术员）才肯搞创造；一个现在北京的大学教授、学术权威，原来是个大特务，在指挥破坏矿山……当小说已经写到凡知识分子全是坏蛋的程度之后，我起先觉得，这无非就是按照现在的大字报给我们满脸涂黑而已，我本人只当登台陪斗，看着书中人物挨骂却无能为力，叫我有什么办法替他们一个一个翻案？ 到后来，看稿看得多了，渐成习惯。好似看那些诬陷别人的刀笔吏的讼状，知道它反正是假的。只有一点难过之处，就是我自己必须参加帮忙制造这种刀笔吏的讼状。这里面有些文章，说的那些罪状，好似过去我确曾见过的某些人的罪行，都是通告了的，罪大恶极，而实际上竟不是那么回事。 记得一位比我早三级的同学熊大缜，平时不大活动，很用功，从抗战开始，他这个书呆子便抛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大学助教不当，跟到冀中参加革命。他是学工科的，在部队主持科研工作，制造了炸药、手榴弹，还跑北平为部队采购药品和电台，谁想到，这个人后来竟以特务罪被枪毙，而且正式通报，明正典刑。同学们见到都既惊讶又传以为戒，一提起他就是“隐藏的坏人”。又是谁想到，过了几十年后查清，原来是场冤狱！ 还有一位，北平“一二·九”运动中的知名人物，北平市学联的常委王文彬，1938年还在武汉负责筹备全国学联大会。会散后，领导上留他在武汉工作，他却执意要回山东微山湖拿枪杆子抗战，说：“我们给国民党帮忙帮得够多的了，我要回去拉我们自己的队伍去了。”这样一个人，却在微山湖的“湖西肃反运动”（闻为康生领导）中，被定成“反革命”，枪毙了！可能因为他是学生运动中的名人，消息开始传来的时候，都没有人告诉我们真情，只听说他是抗日“牺牲”了的。所以杨述曾写过追悼他的诗，还说是：“我闻君就义，矢志与君同。”到后来才知道是这么一个死法，早知如此，是决不能“与君同”的。 这些人，他们的身份就和当时我们那些小说里写的知识分子坏蛋一样，公布的罪状也一样。但是，这是多么可痛可恨的捏造，多么无耻的罗织诬陷啊！这也能叫做“文学”吗？我为什么特别喜爱朴素的真实的作品，而一见到想以编造一鸣惊人的作品就往往自然地反胃，非有他也，就是这点病根。 由此我联想到当时很多很多小说，凡写知识分子的几乎全坏，凡写工农兵出身的全好——这就叫“歌颂工农兵”（自然也不是真的工农兵），否则叫没立场。当然，知识分子也有投敌的，也有怯懦的，也有庸庸碌碌的。各种人都有，都可以写。但是，让我们这些当编辑的掌握这么一条按阶级出身划分清浊的标准，而且一概按此执行，这是什么？这不是作者给人物抹黑，也不仅是当编辑的自己陪斗，这是人对人的基本态度！ 后来我想了很多很多该忏悔的事情。我为什么抛弃了学业和舒适的生活来革命呢？是为了在革命队伍里可以做官发财吗？当然不是。是认为这里有真理，有可以救中国的真理！值得为此抛掉个人的一切。那么又为什么搞文学呢？自然也不是为了挣稿费或出名，是觉得文学可以反映我们这队伍里一切动人的、可歌可泣的生活，叫人不要忘记。但是现在我在干这些，在当编辑，编造这些谎话，诬陷我的同学、朋友和同志，以帮助作者胡说八道作为我的“任务”。我清夜扪心，能不惭愧、不忏悔吗？这一点自知之明，我早就有了。 “四人帮”垮台之后，我才忙着下令，让当时正在炮制中的这类“青松”式作品赶快停工。但是有许多部作品正在进行中，有的编辑单纯从业务出发，觉得半途丢掉太可惜，还有的已经改完了，发排了。为了这些事，我和一些同志争论过。同时，我尽力帮助一些好作品，反映真实的作品，能够出版，和读者见面，这实际上都是一种忏悔自己错误的行为。后来有的同志写文章，对于我这样当编辑颇有褒词。而我还能有别的改正自己罪过的做法吗？我有罪过，而且没别的改正的做法了。十年内乱，自己受的苦固然有，也应该把自己的忏悔拿出来给人看看，不必那么掩饰吧。我这么想的。 有人说自己当时是“拉车不认路”，真的吗？真是看不见路吗？让我们想想当时暗路两旁的状况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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