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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势变迁，胡风这个名字，对现在的读者来说似乎是相当陌生的；本传记前面几章所描写的有关中国大革命的历史，有关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内部纠葛，以及抗战中知识分子在各种政治压力下从事进步的文学活动，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恐怕也是难以理解的，就仿佛是有人在说一段古老的神话传说，让人似信非信，疑疑惑惑，甚至觉得不知所云。不过不要紧，只要读者耐心地读下去，慢慢地，一些令人感动的东西就逐渐清晰地显现出来——它就是历史，一部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通过胡风这么一个现在似乎陌生的名字而得以流传。 从50年代开始，胡风的名字在中国就成了不祥的象征，一个知识分子罪恶的代表。但从本传记可以看到，胡风一生所追求的，恰恰是与历史所加在他身上的罪名相反，他虔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在五十年代初，他还欢欣鼓舞地写了长诗《时间开始了》来歌颂毛泽东。可奇怪的是，他所有的追求、赤诚和歌颂都未能取信于当局，反而被视为异端，一再遭到不应有的批判、否定和怀疑，就像历史上的屈原，“信而被谤，忠而见疑”。由于对建国以来文艺实践状况十分忧虑，而自己坚持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又遭到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歪曲和批判，便向最高当局上书“三十万言”，直陈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希望领导能过问一下文艺这领域。他万万没想到，这样做的结果却是，不但自己身陷囹圄，而且株连了家人和一大批知识分子，成了50年代我国许多文化灾难中的第一件大冤案。这个“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故事竟会发生在人类已经进化到现代社会的20世纪，实在是令人太遗憾了，因而也实在是令人大心酸了！ 本书写到胡风在1955年因“反革命”罪被逮捕以后，在监狱里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空中悉索听归鸟，眼里朦胧望圣旗”。这就非常典型地说朋了他的心态。可惜的是，这面“圣旗”，直到他生命的最后，还是在那儿“朦胧”着。传记里写到， 历史像变戏法似地在那儿变着， 可是胡风的遭遇却始终让人扼腕叹息：1966年，胡风的对手周扬一伙被打倒了，胡风并没有按照监狱当局的要求，对周扬他们落井下石，反过来“揭发批判”一通，因此，他的命运不但没有改变，反而罪加一等，由已到期的有期徒刑改判为无期徒刑。1976年，“四人帮”倒台了，胡风却因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有毛批胡风的“按语”，又被与“四人帮”挂起钩来批判，而且似乎比“四人帮”还要可恶，起码是罪行不下于“四人帮”；“拨乱反正”以后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一般文艺界的冤假错案都得到了平反，而胡风却仍然不能出席，直到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不得不被平反时，还对他的“政治历史”的问题和文艺思想问题留下了“尾巴”，甚至在他死后，一篇小小的悼词， 还闹了许多的风波，以至在去世7个月后，追悼会才得以开成！这么一件明摆着的政治迫害事件，却要平反三次，可以说是极耐人寻味。尽管有些当初迫害胡风的人后来自己也受到了迫害，可在这些人眼里，他们的受迫害是真正的冤案，而胡风却是活该！这种政治上被视为异己的滋味，在今天政治观念普遍冷漠的读者看来，似乎很难体会，但对胡风来说，这精神上的打击却是致命的，正应了前几年流传着的一句民谣：道路曲折走不完，前途光明看不见。于是，胡风从期望到绝望，从自信到幻灭，以至精神分裂，在幻觉中不断感到有人在迫害他，摧残他。但即使病到了这个地步，他心中真正期望的还是这面朦胧的“圣旗”，这面他至死也没有真正望到的心中的“圣旗”。在这个意义上，当我读到传记最后，胡风夫人梅志将胡风死后三年才给以彻底平反的一纸通知送到老胡灵前那段时，我的眼睛不觉模糊起来了。 我说这本传记越写到后来越精彩，还有另一个意思。作者晓风是胡风的女儿。她也是个命运坎坷的人，生于战乱的逃难途中，书中写到四川的老鼠将婴儿鼻子咬破一节，这婴儿就是晓风。长于患难之中，才念中学，就逢1955年的大难，可以说是家破人亡（梅志的老母亲死于忧患中），没能受到高等教育，不得不在农场劳动了20年。苦难伴随了她的大半生。直到冤案逐渐平反，政策逐渐落实，她才调到胡风身边，担任胡风的秘书，帮父亲整理著作，编出了好几本有历史价值的书籍。这次写《胡风传》是她第一次执笔写长篇著作。看得出，前半部分的材料主要得之于她父母的文字材料，写起来多少有点距离，但写到后来，逐渐地把她自己所经历的一些感情放进去了，特别是最后几章，如胡风在监狱里的一些情况和出狱后的遭遇，可以说是用血写出来的文字，都很值得细读。记得抗战胜利后我来到上海，住在诗人覃子豪亲戚的洋房里，胡风带孩子来玩，走时将晓风留下陪我们。这时姑娘又瘦又小，病快快的，当晚就生起病发起烧来，我们夫妇没有带过孩子，急得不知所措，整个晚上就坐在她身边护理她；惟恐她病得太厉害。今天我读着晓风写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著作时，我眼前不断出现那晚上她烧得通红的小脸。这人世间许多不可捉摸的命运真是令人感慨不已。 1995年11月在上海寓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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