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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是1955年5月13日早晨，快八点钟了。刚要上班去，就接到了《人民日报》。我知道今天这张报纸十分重要。发表了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和《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这一《材料》是胡风写给舒芜的一批私人信件，按性质分类编列，并附有注释。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则在文前加有“《人民日报》编者按”。这是一篇八百字的按语，是毛泽东同志亲笔所写，报上排出的字体也比正文字体大一号。我翻到报纸二、三版所载这些文稿，立即把按语和《自我批判》看了一遍。按语看得仔细，《自我批判》则只浏览了一番。 不，《自我批判》浏览到近一半，我就再也不能容许自己粗略地匆匆而读了。自己作为当时《文艺报》的主要负责人，对胡风同志这篇检讨早已相当熟悉。正如编者按开头的介绍， 胡风此文是“在今年一月写好、 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就是说此文先后已有过一稿、二稿、三稿。发表的当然是三稿。然而我浏览了一阵就感到似有不对，便找出家中留有的二稿、三稿的打印件，再对照往下读 陡经反复查对，终于发现《人民日报》排错了胡风的文章。 我曾在华北农村生活了多年， 潜意识里早有个民间习俗中不祥的日子，即5月13日是关老爷磨刀的凶日。尽管这指的是农历，而34年前我面对的这一天是公历，但在我发现胡风的文章正是这天被错排之后，心里实在难过得不知所措，满脑子浮现的只是“凶日”和“不祥”。 这时来了电话。我拿起话筒，听出是周扬同志，他焦急而又意外严厉地责问我道： “康濯，你怎么搞的？为什么把胡风的检讨登错了？” “不是我错了！”我已经胸有成竹，便尽量从容地给周扬同志答话，“我已经查对过，是《人民日报》排错了。” “《人民日报》？那怎么回事？”周扬仍然焦急而严厉，“刚才胡风从电话上报告了周总理，总理马上就打电话责问我哩！” “你可不能反转来又打电话责问我哇！”我如实汇报了错排的具体情况，“刚刚查对过，我们《文艺报》送《人民日报》的胡风检讨是最后定稿，第三稿。可人家排的却是检讨第二稿再加三稿后面的《附记》。为什么会搞成这样？那只有问袁水拍了。” 袁水拍是当时《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他手上有胡风检讨的二稿和三稿，是我们编辑部先后交给的。 。九下电话我就去上班。到了编辑部，侯金镜也正在读当天《人民日报》的二、二版。他抬眼看看我说：“怎么搞的？《人民日报》登了个二稿加三稿附记！”我说：“是啊，我也查对了。”然后我就告诉了他周扬同志来电话的情况。他听到这件事周总理已经过问，便眉心打皱，苦着脸说了一句：“怎么办呐！” 当时《文艺报》具体负责编辑工作的，是我、侯金镜和秦兆阳三个常务编委，而秦兆阳正请假在写作。我和侯金镜已在前两天商量好，今天拿到《人民日报》以后开编辑部全体会议，现在当然按计划办事。关于《人民日报》登错了胡风的检讨，以及胡风向周总理反映后总理已向周扬提出责问的事，我们只给编辑部主任唐因、杨犁以及几位编辑组长唐达成、刘剑青等同志讲了一下，而没向编辑部全体宣布。我们向编辑部宣布的主要是说，现在胡风的问题已经成了“反党集团”，性质变了。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材料本来是由我们先发表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也早已排出了清样，但是现在已由毛主席另写了按语并决定改由《人民日报》先发表了。而我们这一期出版的日期是在后天，即5月15日，现在已赶不上再转载胡风检讨和好芜材料，因此决定这一期不出了， 而和下一期出合刊，时间仍在下一期5月30日出版。现在离发稿也只有几天，原来我们准备的批判胡风的稿件当中部没有提到“反党集团”性质的，因此现在我们必须紧急动员，全体出动组稿，主要是请党内外知名人士、包括政治方面的以及文化、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写对胡风反党集团表态的短文章。要注意找一些比较熟悉胡风的同志，请他们写写在胡风过去的言行中某些可以揭发的问题，要实事求是。总之，表态的文章不要都是干巴巴抽象地骂几句。组稿名单由编辑部拟出后，再同侯金镜同志商量决定，但是要快，今天上午就要外出，两天内希望能拿几十篇稿件回来。 我讲了这些，下面就由侯金镜同志主持会议，进行讨论并具体地落实，后来又有电话找我，于是我先离开了会场。 这一次来电话的，是《人民日报》社长邓拓同志。他在战争中的晋察冀解放区时是我的老上级，建国后也常见面。他在电话上对我说：“你看我们把胡风的检讨登错了，现在周总理要我们为这件事发表一篇检讨，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看看这个检讨怎么写呀？”我考虑了一下，答复道：“《人民日报》作为中央的党报，发检讨好吗？登错了文章，责任是在你们文艺部，却要整个党报来出面检讨，只怕不大合适吧。”他说：“那还有什么别的方式没有啊？”我说：“是不是可以由你们发表一启事，说明胡风的检讨你们登错了，责任主要是在文艺部，报社也有工作上的责任，这也就是检讨了嘛！启事最后还可说明，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以今年《文艺报》第九十期合刊的发表稿为准。”我请邓拓同志考虑我的意见，他说：“可以研究。” 。九下电话，金镜同志又同我商量了一下组稿的名单。我知道编辑部的同志们也已经分了工，马上就要出发组稿了，便一面催大家赶快行动，同时又赶着去接另一个电话。这次电话又是周扬同志来的，他告诉我：默涵、水拍二同志已在他那里，叫我赶快去共同商量一件事。这时还不到上午10点。 二 周扬同志在这个时候找林默涵、袁水拍同志和我商量的事，我估计一定是关于胡风《我的自我批判》一文应该如何处理。当时周扬同志是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林默涵同志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艺报》的工作，特别是当时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工作就是周扬、默涵代表中宣部具体指导的。 《文艺报》这一段集中力量批胡风，是从1954年秋、冬批评胡风在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开始的。1954年刊物22期发表了胡风的发言和个别对他提出批评的文章，二十三四期合刊以及1955年一二期合刊和二月的第三期，则有多篇文章对他的发言进行了比较集中的批判。而比较全面地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从1955年一、二期合刊附发《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开始。这份《意见》即1954年胡风向党中央三十万言上书中最主要的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另一部分是《作为参考建议》。从第三期开始，每期都以好几篇文章重点批判胡风《意见》中的文艺思想，到四月底为止，已经批判了六期。而胡风本人也早已开始写关于他的文艺思想的检讨，并于1955年一月交给了我们《我的自我批判》，以后我们都称他一月交来的这篇为检讨一稿。对这一稿，我们编委会和编辑部以及周扬、林默涵、作家协会党组的同志和文艺界一些领导同志茅盾、夏衍、冯雪峰等都认为不行，认识的错误不多，解释、辩护不少，于是把稿子退给了胡风， 诚恳地向他提了意见。2月胡风改写出了《我的自我批判》的二稿，这一次我们看了以后觉得进步不小，就由编辑部打印分发给了茅盾、夏衍等同志以及《人民日报》文艺部等有关单位，说明我们认为他这份检讨基本上可以接受了，但是也还想请胡风改得更好一些，并要求接到这份打印稿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然后我们又综合了大家的意见，转告了胡风同志，希望他能再修改一下，并尽快交我们发表。 于是胡风又在3月交来了他的最后定稿，也就是第三稿。这一稿我记得是以二稿为主，前面若干段几乎没有任何修改，后面修改了一些文字，更主要地是也修改了若干实质性的内容，同时并在文后加了一个附记。现在我已记不清楚，三稿到底具体修改了二稿的哪些地方；但有一点是印象深刻而明确的，就是三稿后半部确有不止一个地方改得比二稿肯定是有重要的进步。我们决定全文发表他这一《我的自我批判》三稿。 大概在同年的二、三月，《人民日报》的一位女编辑去约舒芜同志写批判胡风的文章。这位编辑同舒芜的夫人是同学，因此互相间也较容易谈得深一点，而舒芜也就这样交给了这位女编辑一批胡风过去给他的私人信件。《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同志看了这批信件都大吃一惊，认为这些信太重要了，就和舒芜商量如何处理。舒芜便拿了这批信件亲自交给了林默涵同志。默涵、周扬和文艺界的领导同志看了以后，感到信件确实很重要，但有一些隐语和暗号不容易看懂，于是又由默涵交给舒芜，请他分类编辑和注释。舒芜这批材料编写好以后，默涵又交给了我们，我们同样大吃一惊，但也认为材料很好。于是经过商量，决定将舒芜的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 同时在《文艺报》5月份的第九期发表。中宣部并决定《文艺报》发表这两篇文章后，由《人民日报》立即转载。 经过这样一系列的酝酿和准备， 《文艺报》编辑部于5月初发稿。当时我们的打算是发了舒芜材料和胡风检讨以后，再搞一两期发几篇对胡风检讨提意见的文章，然后结束这场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这个意见并已得周扬同志同意。因此，在发这两篇文章的同时，我们还特别发了许广平同志一篇驳斥胡风的文章，同时并约夏衍同志写了一篇对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再加批判的文章。夏衍同志这篇文章在胡风检讨发表前就已写好寄来，有八千字，我们并已打印、分送党内外有关负责同志征求意见。 《文艺报》发表舒芜的材料，用的题目是《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并在胡风《我的自我批判》的前面加了一个编者按。这个编者按是我写的，事先征求了周杨、 默涵等同志的意见。 现在已找不到这个编者按的稿样了，这些材料已在“文革”中和《文艺报》其他重要档案一起丢失，再三查找也没找到。根据记忆，我在编者按中写了这样几点是可以肯定的：一，胡风的问题按语中仍然认为是文艺思想和思想作风问题，就是说还是人民内部问题。二，按语中肯定了胡风自我批判中的进步。三，认为胡风的检讨仍然不够，有一些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实质问题还没有接触到。四，宗派小集团的问题严重，这只要对比舒芜的材料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可惜这一重要问题胡风认识很不够，而这当然极大地限制了他认识文艺思想的错误。五，希望胡风继续听取批评意见，并检查改正。我这一编者按大约四、五百字。 《文艺报》这一期排好的清样，于5月8日上午送给周扬同志。按照我们编务工作的程序是，周扬应于5月9日晚上退回清样，10日由我们修改后交工厂付印。13日就要装订好出厂，14日送到书店，15日期刊就已按时出版、发行、零售了。当时这是最快速度，是为了批判胡风的这一重要任务，经邓拓同志同意，刊物交由《人民日报》印刷厂印的。 但是这一期清样周扬同志9日晚并没及时退回。 我在编辑部等到快半夜，就打电话催问。周扬同志答复我说，清样他已看过，认为我在胡风检讨前加的编者按弱了一点，是不是还有点右？我说：“我是征求了你的意见的，你可以修改嘛。”周扬说：“我是改了两个字。”我很唐突地冲口而出：“改一两个字就不右了吗？”周扬同志很了解我的坏脾气，没有理会我的唐突，他说：“问题不在这里，我考虑批判胡风是毛主席交下来的任务，因此我想，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材料还是要送主席看一看才好。”我忙说：“那当然太好了，但是那就要快！要争取主席明天晚上把清样退回。否则，我们刊物就要脱期了。”周扬同志最后说：“我马上就送去。”过了一天，10日半夜，主席还没有退回清样。到了11日的一点多钟了，我再一次打电话催问周扬同志，得到的答复是：“主席看过了，也退回中宣部了，恐怕变动很大，天明以后上班时，默涵会带原件去找你，你在编辑部等他好了。” 我心绪不宁地睡了一觉，天明上班后早早就和侯金镜一起坐在了办公室。大约八点半钟，默涵来了。他拿出原件，我首先看到的第一页，是周扬同志写给主席的这样一封信： “主席： 胡风的自我检讨和舒芜的揭露材料拟在下期文艺报（即本月十五日出 版的）一同发表，胡风文前加了一个编者按语，我送上清样，请你审阅。 同期文艺报还有一篇许广平驳斥胡风的文章。附告。 此致 敬礼！ 周扬五月九日” 在周扬同志这同一页信上，有毛主席看过清样以后的回信： “周扬同志： 按语不好，改写了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 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 毛泽东 五月十一日” 回信还有两段话，一段是： “如不同意，可偕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 再有一段： “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 这是主席退回的原件第一页，第二页就是主席另外写的那个八百字的编者按。再后面是胡风《我的自我批判》，文前我那个按语，主席画了个框框，中间打了个大叉。最后是舒芜的材料，毛主席把这个材料的题目改了，原题《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改成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我还发现，主席看清样是很费力的，我们排的新五号字，很小、很密，主席一边看，一边拿了一支铅笔，每一行每隔三、五个字都要旁边画一点，一直画了两万多字。 这就是前天、11日上午默涵带来的材料。我们抄下材料上主席新写的按语，并和默涵商量了《文艺报》应该采取的措施以后，默涵就带着材料去了《人民日报》。当时中宣部已同《人民日报》商定，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材料13日发表。 默涵走后，我和侯金镜有一段谈话。开始我们两人都有些发懵，因为我们经手了将近半年的批判胡风文艺思想这件事，突然变成了揭发反党集团的斗争，难免一下接受不了；同时问题的性质一变，我们刊物的工作自然也就必须有根本性的变化。过去我们准备的批判稿件恐怕都不能用了，而最近这个第九期也无法出版了。因为我们的清样已不能用，况且批判稿也要改，这是两天时间无论如何也赶不出来的。于是我们商量以后决定，已经排了的第九期刊物不要了，干脆编一本九、十期合刊，晚半个月出版。并在后天《人民日报》发表主席的《按语》和《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以后，立即动员编辑部同志组织一批揭发胡风反党集团和表态的短文，在九、十期合刊上发表。 接着，我打电话给周扬同志，汇报了《文艺报》改出两期合刊和组织新的稿件的措施，得到他的同意。然后，我向他表示，主席的按语把胡风问题的性质变了，变成反党、也就是敌人了；并说：“我一时还接受不了，侯金镜同志也和我差不多。”周扬说：“不应该接受不了，而应该努力认识主席的指示。”又说，他也没有想到主席会这样改变性质。我说：“主席提得太高了。”他说：“不是主席提得高，而是我们的思想同主席的思想距离太远、太大，我们应该努力提高自己，尽量缩短同主席思想的距离。” 这就是《人民日报》发表胡风检讨和胡风反党集团材料的前夕发生的情况。也是我今天、 5月13日上午，应周扬同志电话之邀去他家开会之前，脑子里又回忆一遍的情况。 当时周扬同志住在东四头条老文化部的西院，我到他家的时候已过了十点钟，到后就开会。周扬同志让袁水拍先讲，水拍说： “康濯同志是讲得对的，我们《人民日报》排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是没有按《文艺报》清样上的胡风三稿、也就是最后定稿去排，而的确是排的胡风二稿加三稿的附记。” 下面，水拍讲了他们错排的经过。他精神负担很重，情绪很低。讲话声音都很小。他说，一两个月以前，他接到《文艺报》寄去的胡风检讨二稿以后，又听到我告诉他胡风这一稿基本上差不多了，这样，他就把胡风二稿早已送工厂排出了小样，这个二稿的清样并经过他们文艺部好几个同志仔细校对，他也亲自校对过；这一次，昨天晚上发稿，他的错误是没有亲自主持此事，只把原来排好的二稿清样和《文艺报》最后的清样交给文艺部几个同志，要他们再好好校一遍，然后发稿。谁知道他们并没有校对完， 他们并不知道胡风还有个检讨的三稿， 便只是把二稿的清样和《文艺报》的清样对照着校了一部分，结果发现每一段每一个字都相同，他们就以为《文艺报》的和他们二稿的校样是一个稿子，而他们的二稿又是校对过多少遍，没有错误的。偏偏不知道胡风的三稿是在二稿的后半部还有不少改动，于是便没再校对下去。 他们只是翻到《文艺报》 校样的最后，发现还有一个附记，于是便把《文艺报》三稿的附记加在了他们二稿的后面，就这样发了稿。 水拍讲完以后，周扬同志问我和默涵有什么意见。默涵说：“这件事的具体责任还是在水拍，这是个政治责任心的问题嘛。”我说：“这么大的事，水拍你怎么能不自己亲自参加，到晚上交给部里就撒手不管了呢？太不应该了。” 水拍说：“我接受同志们的批评，这的确是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刚才报社开编委会议，叫我参加，在会上，有的编委质问我：‘这是搞的什么政治阴谋……’”他说不下去了。 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后来默涵说：“水拍错误是严重、阴谋倒不是嘛。” 周扬同志表示同意，并说：“不谈这些了，商量一下《人民日报》的检讨怎么写吧！发表检讨是总理的指示，报社又叫水拍起草，我们来帮帮水拍的忙，给他提点意见。” 大家谈了一些各式各样的意见，后来我也讲了邓拓同志给我打电话征求意见时我所表示的不用检讨形式，而用启事，在启事中做几句检讨，再说明胡风《我的自我批判》一稿以（文艺报》九、十期合刊的发表稿为准，就这样也可以了。 我这个意见都认为也可以考虑，但发表正式检讨却是总理的指示……因而最后没有任何一个意见大家一致同意的。这样直商量到快十一点半钟，周扬同志最后才说： “我看，稿件清样既然经过了主席，现在的处理最好还是再问一下主席。我现在就去问一问，你们等一等，我回来以后再谈。” 周扬同志然后起身，马上去找毛主席。我们三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出去吃一顿饭再来。往外走时水拍说： “事情是我搞起来了，这顿饭应该是我请客。” 我表示不反对。默涵也说：“可以吧！”由于东四附近只有一些小吃。默涵提出到东华门大街一家西餐馆去吃西餐，就是从王府井往西拐弯，路北不远的一家。今年五月我同默涵谈起当年的事，他还记得那家西餐馆。 吃完饭回到周扬同志家，已经下午一点多了。周扬同志不久也回来了，他告诉我们： “主席说，什么二稿三稿，胡风都成了反革命了，就以《人民日报》的稿样为准，要《文艺报》按《人民日报》的重排。” 这又是一个预料不到的决定，我听了脑袋又一懵，默涵、水拍也半天没讲话，周扬说：“主席定了，就这么做吧！” 后来我们当然这样做了。以至于现在不能不又留下一个历史的空白，就是胡风《我的自我批判》的三稿、也即最后定稿，终于也和我写的那个编者按一样，现在找不到了。当时《文艺报》排出的三稿清样，本来和胡风的原稿一起还存在编辑部的档案里， 但是“文革” 当中丢失，至今再三寻找，也无着落。由林默涵转交给《人民日报》文艺部的那一份《文艺报》清样，《人民日报》也没有找到。胡风本人原也留了一份底稿。但在逮捕他以后抄家时也弄丢了。现在留给历史的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就是他那个二稿加三稿的附记，这么一个不三不四和稿子。这使我们很对不起胡风同志，对不起文艺界，对不起历史。 当时在周扬同志家，听他传达了对胡风检讨稿的最后处理决定后，我们正要走，周扬同志又把我叫住了。他说：“主席讲，胡风是要逮捕的，不过他是全国人大代表，必须经过人大常委会批准以后才能逮捕，这件事已经同少奇同志和总理商量了。还得要几天才能办妥。”少奇同志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下面周扬又说：“因此，主席认为：这几天还要派人去看看胡风，稳定他一下。”然后，周扬要我今天晚上就去看一看。我当即表示不愿意去，并说：“他的检讨文章是交给我的，现在的发表稿登错了，我们又不改正，那我去了怎么对他讲呢？”周扬说：“还是你去合适，水拍、默涵都不好去，这又是主席交下的任务；你不去叫谁去呢？至于胡风的检讨稿，你当然只能说没登错了。”默涵也认为我去比较合适。我还是不同意，最后提出实在要去，就再找一位同志和我一起去。周扬同志让我提名，我提了严文井同志，他当时和我同是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还是《人民文学》的主编，而胡风则是《人民文学》编委。周扬同志表示同意，并马上打电话告知了严文井。这样我们才回去。 四 我回来后稍微休息了一阵，下午三四点钟才到办公室。随即向侯金镜传达了主席关于胡风检讨文章处理的决定，他听了也默默无言，和我一样感到不知说什么才好。过了一阵，我说： “当然，已经给胡风定了性，他的检讨更正不更正，是不可能改变性质的了。因而从对敌斗争的需要和大局看，主席这一有胆量的决定也是可以的。不过，是不是有点儿过分？” “总理原来是主张更正胡风检讨稿，还要《人民日报》做检讨的。”侯金镜想了一阵才这样说，“而且主席在决定反党集团这么一件大事情上，事先好像也很可能并没征求总理和少奇同志的意见。” “现在要抓人了，主席已经同少奇同志和总理商量了。”我介绍了刚才周扬同志讲到的情况。 这时编辑部几个同志来汇报，他们谈到三个情况。一个是出去组稿的同志回来反映，文化、文艺界的知名人士看了主席的按语和舒芜的材料，几乎都一致感到很气愤，胡风在给舒芜的信中，对党外文艺家的态度，实在极不友好，极尽讽刺、挖苦、打击、嘲笑，有时甚至是敌视。再经过主席按语的分析和揭露，自然更会引人愤慨。组稿的同志讲，约了稿的几乎都答应写，并将很快交来。 再一情况是大家谈到反胡风的形势，认为从文艺思想批判发展到政治批判，很快会急转直下。有一批原来准备发表的稿件，比如巴金同志批判胡风的文章，刚收到不久，当然应该发表；但现在问题性质变了，巴金同志文章中的口气也就非修改不可了。而退回去请作者本人修改也来不及，恐怕只好我们代为修改，同时向作者写信表示歉意了。 另一情况是，主席的按语发表以后，中央和北京市的各单位已经开始向同胡风关系密切的一些人搜集信件，并听说文化部系统已经从路翎那里搜出了大量胡风给他的信，从这些信中发现了更多比致舒芜的信还重要的内容。此外，当时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同志正在武汉出差，头一天晚上我已同他通过长途电话，告诉了他主席写的编者按，特别强调了编者按中主席几句话：“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和销毁更好些。”刘白羽同志听到这些话以后，我相信武汉同胡风有关系的一些人，大概也不得不交出密信了吧！ 这一天和以后一阵胡风和他一批朋友的具体情况， 我们了解不多。 去年江西《百花洲》第四期发表了李辉同志一篇近三十万字的长文：《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其中详细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至于1955年5月13日，我在晚上找严文井同志商量了看望胡风的事，决定他当红脸我当黑脸，后来我们就一起到了胡风的家里。《文坛悲歌》中所记胡风当天的日记：“《自我批判》在人民日报上加上按语发表，同时发表了舒芜底《材料》。”最后还有一句：“康濯和严文井来。”就是记的这件事。 文井当时见了胡风，一直笑嘻嘻地问他最近身体怎么样，饭量好不好，酒还喝得多不多。可是胡风不大理他，而是死死抓住我问：为什么把他的《自我批判》登错了。我只好板着个脸生硬地答复他：“没有错！没有错！交给《人民日报》的稿子是我再三校对了的，怎么会错呢？”我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心里很不是味道，但又不得不如此。幸亏严文井在当中调和、打岔，这样空气才稍缓和了一点，我也才有点空隙抽烟、喝水。胡风则是一直狠狠地抽烟，情绪十分暴躁。他这种心情当然应该得到理解，但是那时候谁又能向他公开表示理解呢？ 这一次我们去看望胡风，感到他还在为自己的问题力争，认为他有错误，但是并没有严重到那种程度。我们也就放心了一点儿，觉得他还并没感到自己会被捕，当然更没有自杀一类的迹象。按当时的话说，他是还在顽抗；其实这也有个理由，因为他从电话中向周总理报告检讨登错了以后，总理曾认为《人民日报》不对，此点他当然会有感觉。不过从历史过程来看，他显然是比较坚强的。当时我们谈了一个多钟头，走时他还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门外。 接着几天的情况是胡风和所谓“胡风分子”们陆续地或被捕、或被隔离审查、反省、停职反省。文艺界召开各种会议，揭发、批判、声讨胡风。从党内文艺方面的负责同志到知名的作家、艺术家以及大多数中、青年文艺工作者，对胡风都表示愤怒和激动，在一些会议上提出撤销胡风的一切职务，开除作家协会会籍等等。唯一的例外是，一次会上被认为同胡风很接近的吕荧居然上台发言，说“胡风同志不是政治问题”，替胡风讲好话，当然他很快就被大家哄下台去了。对于这个吕荧，很多同志都以为他会要被逮捕。但结果是只受到报刊批判而没被捕。这使大家很感奇怪。据我所知，是由于党的宣传部门一位很负责的同志讲了话，保护了吕荧。说吕荧是个有成就的翻译家和美学家，和胡风的关系只是认识问题，要给予帮助。另外，吕荧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又主要是在家中从事翻译和写作，很少上班，也很少参加文艺界的活动，同大家接触少，出版社社长冯雪峰同也就保护了他。 当时党的负责同志还实事求是地很早就主动保护过其他的作家。大家知道艾青和田间都是同胡风来往比较多的，但他们只是文艺上的关系和一般的朋友关系。揭发胡风的反革命面目以后，也有人提到过艾青和田间同志。当然胡风被捕的抄家当中也查到过他们给胡风的信，他们手上也有胡风的信。在那种政治运动的高潮中，他们被牵连上虽也不难理解，但其实显然是完全不应该的。因而周扬同志很早就主动站出来，在一次会上讲过：“艾青和田间是我们党的两位诗人。”还讲过：“反胡风也要实事求是，不要搞得打击面很大，不要把不该牵连的同志牵连上。”这就保护了一些同志。 不过当时整个反胡风的斗争来势迅猛，打击面还是很大的，几乎所有同胡风有过一些接触的同志，至少都在内部受了批判、作了检查。关系比较多的绝大部分都曾被捕、被拘留或被停职反省。湖南的“七月派”诗人彭燕郊同志同胡风关系并不密切，被所在单位也报了“胡风分子”并开除公职，在街上劳动了许多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时才查清，他这“胡风分子”的帽子并没被公安厅批准，竟冤枉戴帽25年。还有一位老诗人天蓝同志，他抗日战争初期就在延安，是我在鲁艺的同学，和胡风主要只有过投稿和通信的关系。1955年他在中央党校当教员时，不仅同胡风已没有什么来往，而且还在当年第三期《文艺报》上发表文章批评了胡风。但是到了五六月揭发胡风的反革命面目，天蓝竟也受到严厉的批判，后来虽没划成“胡风分子”，但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时候，由于天蓝对把他牵连到胡风身上进行严厉批判这件事提了一些意见，再加上其他的事，就给打成了右派分子。可见当时反胡风打击面的确是比较大的。 至于揭发胡风的反革命面目以后《文艺报》的编辑工作，当然也立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人民日报》相继又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第三批材料》，更揭发了胡风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攻击，对周恩来同志也有攻击，这就使他的民愤更大，《文艺报》的编辑工作也就更需要改变。过去留下的谈文艺理论和学术思想的文章几乎都不能用了。夏衍同志早已写起的批评胡风《我的自我批判》的那篇八千字文章，在揭发胡风反党反革命面目以后，他又改了一下寄给我，问我是不是还可以用一用；经过我们研究，并得周扬同志同意，还是没有用。这以后，我们主要只组织发表了三类文章。一是政治揭露和批判的，主要带有表态性质。这些文章有的也写得不错，有的还揭发了一些胡风的材料，不过这些材料最多也就是对党和党的个别负责同志不满，讲的话很难听，但总谈不上反革命性质。于是这类文章就只好骂胡风恶毒、凶狠、疯狂、阴险等等，以致弄得编辑部的同志都纷纷诉苦，甚至侯金镜同志也向我诉起苦来了。我对他说：“你还可以用狠毒啊毒辣呀猖狂啊这些词儿嘛。”其实当时我也在修改这一类文章，也感到很难办。因此，这一类文章我们虽然发了六、七十篇，从郭沫若、茅盾、楚图南、钱伟长、沈兹九、曹孟君、梅兰芳直到刘绍棠、李学鳌以及少数民族作家和一读者都发了，并转给了因来不及而没组织到更多稿件的《人民日报》几十篇以及《人民文学》几篇这类稿件，但我们自己也只发了四期，到十三期就打止了。 再一类文章是揭发胡风集团的一些人在各个单位和各种工作岗位上的反革命活动的，这些文章发的不少，直至十九期为止。不过今天看来，这都主要是若干宗派性质的活动，反映了一些同志对组织、对领导和对文艺界的不满，对个别党的领导同志的不满，乃至于对党的某些不满。这类问题有的确实比较严重，但是问题的出现也有领导的原因，况且不管怎样，说到底也还绝不是反革命性质。 还有一类文章是分析批判胡风的思想发展和哲学根源的，这一类文章发到本年第二十期为止。其中有的称胡风思想为反动思想或反革命思想，乃至国民党的法西斯哲学。还有的系统揭露、批判了胡风反革命理论的前前后后。这类文章不管根据是否充分，倒总还讲了一点道理。我自己也在这时写了一篇《路翎的反革命的小说创作》发表，这是在不去深想只按个人崇拜习惯相信路翎是反革命之后，把我认为他作品中的缺点、不足和值得研究之处统统上升为“反革命”的挖空心思之作。尽管此文也同样讲了点道理，不过很明显，这一类文章终归也都无法联系到反革命的问题上去。 五 《文艺报》这一段批判胡的工作。如前所述，是从1954年11月底的第二十二期刊物开始的。1954年，毛泽东同志作了一次专门的指示，指出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以及《文艺报》对待《红楼梦研究》和其他问题上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严重错误。《文艺报》从当年第二十期起，即开始按照毛主席指示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10月、11月间，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了多次联席扩大会议，讨论、批评《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的错误。胡风在其中的两次会议上做了长篇发言，发言稿随即在《文艺报》发表。从当时来看，他的发言有正确的部分，但在以下几方面则表现了明显的不足和缺点错误。 一是对《红楼梦》，认为主要是写妇女解放，而抹杀了其重大的更为深广的意义。 二是对虽在学术上犯了胡适派唯心论错误、但在政治上仍要求进步的俞平伯同志，以及过去的政治情况人所共知、但解放后不论政治上、学术上都要求进步的朱光潜同志，不是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态度，而是似乎不屑一顾地近于蔑视。 三是对于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胡风虽也承认毛泽东所指《文艺报》打击李希凡、蓝翎，但他话锋很快转到不仅《文艺报》，而且是文艺界党内外主要领导和《人民日报》都打击、压制了他的好友和志同道合者阿垅、路翎。同时路翎也在大会上做了四万字的长篇发言，全面批驳了过去对他作品的所有批判。阿垅也从天津赶来参加了大会，发言重提了过去《人民日报》对他的批评并进行了反驳。 大会上，对胡风两次发言，有一个同志公开表示了“基本同意”。对路翎的发言也有认为部分正确的。不过不少同志却对胡风的发言提出了批评，有些同志甚至认为他是转移目标，趁火打劫。他的发言在《文艺报》发表后，刊物又连着六期陆续发表了一批批评他发言的文章。路翎的发言则于1955年一至四期发表。这期间，党中央、毛主席于1954年12月交下了胡风在当年夏天向党中央的三十万言上书，即《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并指示《文艺报》发表其中主要论述文艺思想和文艺建设的两部分，同时组织讨论、批判。《文艺报》便在1955年第一、第二期合刊以附册形式发表了他这个上书中的主要两部分，同时就开始了对胡风同志文艺思想的讨论和批判。 对于半年来的批判所集中的胡风文艺思想，周扬同志在批判之前口头传达过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说，胡风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又说，胡风的文章很不好看，大概是由于他的观点有很多矛盾，他标榜的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又是宣传唯心主义，这就不能不把文章写得隐晦难懂。不过，周扬同志又一再强调说，胡风的上书和论文中，也的确抓了我们一些辫子，他批评我们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批评我们简单化，我们也的确有这些毛病。周扬同志以及丁玲同志都在闲谈时向我说过，胡风总还是比较懂得创作的。因此周扬曾不厌其烦地向《文艺报》指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一定要避免简单化和庸俗社会学，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抓他的根本问题、大问题，不要纠缠鸡毛蒜皮。 当时由我来主持《文艺报》的工作是有很多困难的。我主要搞创作，理论懂得很少，组织上决定了要我负责，我也只好干。我们三个常务编委分工，由侯金镜主要抓日常编辑工作，秦兆阳首先被分配写了一篇批判胡风思想的文章，后来在1955年第四期刊物上发表了。我则除了主持《文艺报》的整个工作，参加作协、文联的有关会议以及有时也列席中宣部、文化部的有关会议外，就日以继夜地看了胡风过去几乎所有出版的著作和全部“三十万言上书”，也看了过去一些批评他的文章以及有关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哲学著作。原来我对胡风的文艺观点当然也有一些印象，经过这一段的阅读和研究，也就比较明确地感到，他的文艺思想应该说是还有一些正确的东西。但是他又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走过了头，或是走偏了，这样便又时时陷入了矛盾。根据我这样的一个印象，也就感到批评他并不太容易。何况从今天来看，我们当时又带着“左”的影响，这样以“左”的思想去批判右的过偏过头的观点，显然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事实上，当时发表的一些批判胡风的文章，我们也的确较少满意。当时比较好的文章，主要是黄药眠、张光年、杨献珍、秦兆阳、陈涌等同志的，尽管这些文章我们也感到都有不够之处，却总还颇为满意。而周扬同志则几乎对这几篇文章都不太满意。前八期批判胡风的文章，周扬同志几乎每一篇都看过。我们是在同作者商量、修改，有的还是经编辑部再三修改后，才送给周扬同志看的。我和侯金镜在修改过程中总一再强调不要有简单化和庸俗社会学，但是每一次周扬同志看了我们送去的稿件后，几乎总还要说文章仍然有简单化，甚至还有庸俗社会学。因此，有的文章他总要我们拿回来再改，有的甚至是他自己动手修改的。 以上情况说明，尽管当时从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想上批判胡风的文章，在今天看来比较正确的、得以留下来的恐怕可能是极少的了，但从当时来看，我们的批判总还并不是主观上简单地打棍子，而是至少态度上是比较严肃的。至于为什么这样严肃的态度而没有能够写出多少可以留下来的文章，在我来说，除了当时“左”的思想影响外，主要是水平不够。至于周扬同志，他在理论上当然也有局限，但主要恐怕还是“左”的思想的影响，态度上应该说他还是尽可能在作到严肃和实事求是的。 六 到了发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以后，要我们从以上思想批判的态度，不搞简单化和庸俗社会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马上转到政治揭发和声讨反革命的态度，这当然是一个极大的转变，这个弯自然也是很不好转的。那么我们当时到底是怎样转这个思想弯子的呢？也就是说，我们到底是怎样终于把胡风和他那批人在思想上当成反革命的；或者说，我们到底是怎样认识毛泽东同志为什么会把胡风打成反革命，然后我们又紧跟的呢？ 第一，这些年来常听到有同志说，胡风是因为向党中央递交了三十万言上书，因而被打成了反革命。这种说法当然不对，这是由于很不了解情况。毛泽东交下胡风的“三十万言上书”，让《文艺报》发表并组织讲座和批判，定的性质只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这是周扬同志明确向我们传达过的。现在我们还知道， 在“三十万言上书”即将发表之前，胡风已感到事情不妙，曾于1955年1月14日找到周扬同志，要求不要发表他这一“上书”。此事过程，周扬曾很快写信向中央汇报： 定一同志转呈 主席： 昨晚胡风来谈话，表示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 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致发展到与党所领导 的文艺思想对抗。他说他现在从根本上认识了问题，故感觉很“轻松”， 他说他从来都是“乐观主义”的。他再三询问我对他现在这个认识及对他 个人的看法。我说他对自己的错误思想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好的，但认识 和批判自己的错误，并不是很容易的，是要经过痛苦过程的，他应当准备 听取别人对他的更多的批评。至于为人，各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个性，但 做人总以光明磊落为好，不要存阴暗心理。他又称赞我政治上很强，我说 并不如此，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等的错误思想我都没有及时地 进行斗争，就是证据。我的话说得比较婉转，以避免给他任何压力的印象。 这些话不过是开场白。他最后向我提出希望不要发表他给中央的报告， 如一定要发表，他希望作些修改，他说有些话不是事实。我说发表出来公 开讨论有好处，你如对自己的观点和所举的事实有修正，可以再写文章， 我们也可以发表。他说他的检讨已写好，并在下星期三可以交来，希望能 连同报告同时发表，我说恐怕来不及，可以下期发。他说如果这样，希望 在卷首附一声明，随即将他的书面声明交我，我说我们可以考虑他的意见。 很显然，他要发表这个声明的目的，是想藉此来在读者群众中造成一 个他已承认错误的印象，可缓和与麻痹群众的情绪，模糊他们的认识，抵 制他们的批评。我们觉得发表这个声明，是于我们不利的，拟以书已印好， 无法补上这样的理由回绝他。并只可以告他，他的声明既没有具体说明错 误究竞在哪里，他所举的事实究竞有哪些不确实，这样笼统的声明，对于 读者没有好处。 以上是否妥当，请即指示。附上胡风的声明抄件，请阅。 此致 敬礼 周扬 一、十五 陆定一同志当天在信上的批语是：“建议将胡风声明送作协主席团传阅，同主席团决定给口头答复，’即：内容太不具体，决定不登载。只要文章写得有内容，不论反驳别人，或自己承认错误，在讨论的时期里都可以登载的。陆15／1” 毛主席也在当天批示： （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 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 起来。 毛泽东 一月十五日 现在知道，当时也曾有个别负责同志表示是否可同意胡风要求，返回“上书”交他修改后再发；这当然未得同意。刘少奇同志当时也曾就此说过，胡风的“上书”是维吾尔姑娘的辫子，我们不正好抓住么，怎么还能再退给他呢！ 不过尽管如此，当时毛泽东的指示、陆定一的意见、刘少奇的话以及周扬的信，都并没正式传达过。我只听周扬同志讲过主席曾说“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但并没研究过应如何具体贯彻这一批示，因而在前八期刊物的批判文章中没明确出现过“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这一帽子。并且不管怎么说，即使有这里所引的批示，当时对胡风最高也就是个反动的文艺思想吧，而绝没因“上书”便提到反党集团的性质上去过。 第二，还有同志说，党中央、毛主席反胡风，是从批判《红楼梦研究》开始搞的阳谋。这就是认为毛泽东部署批判《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思想，并批评《文艺报》，是在看了胡风“三十万言上书”之后，将这两件事做通盘考虑的。也就是“吴三桂借兵”，先借胡风之力批（文艺报》；同时又对胡风“引蛇出洞”，在文联、作协批评《红楼梦研究》的会议上让胡风发言，然后把批判的矛头转到胡风身上，再进一步批判胡风“三十万言上书”，最后更进而定为反革命，这样一步一步给胡风设的陷阶，搞的阳谋。这种说法我也以为并不确切。毛泽东同志提出批判《红楼梦研究》 ，同时批评《文艺报》，这是在1954年9月，同胡风并无关系。毛泽东当时对《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的错误十分气愤，把这样一个学术上的错误批给了党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讨论，可见对此的确非常重视。也正因为这样，批判《红楼梦研究》就成为建国初期继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后文艺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又一重大的批判运动，这两次同随之而起的批判胡风因之也成为有名的三大运动。从以下事实，更足以看到当时党中央对这一批判的重视和这一批判的规模，及其同批判胡风并无联系。 一是当时批判《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并不止召开了上述文联、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这一有郭沫若、茅盾、周扬、老舍、丁玲、冯雪峰、邵荃麟、胡风、黄药眠、钟敬之、刘白羽以及老中青作家、评论家、研究家二百来人参加的大规模重要会议，而是同时召开了三个会议。另一会议是中宣部召集的部务会扩大会议，文联、作协、文化部许多党员负责干部参加，陆定一同志主持，开了多次，主要批评了《文艺报》负责人冯雪峰、陈企霞以及前期负责人丁玲，周扬同志也受了批评，他们并都做了检讨。再一会议是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支部大会，当时全作协统编了一个大支部，我是支部书记，主持了这次也连续开了几个晚上的会议；这一会议主要批评了陈企霞同志，也涉及了丁玲、冯雪峰等同志，他们同样做了检讨。至于前两个会议我也都曾以支部书记和党员作家身份到席，并都曾发言。现在依稀记忆中想到的，一方面是这三个会议，特别是中宣部和作协支部两个会议矛头都主要直指《文艺报》，火力之盛是我所未曾料到；再一方面是即使两主席团会议上在胡风发言之后，矛头也仍末马上转移。我是在胡风发言之后才发言的，发言稿也于同期《文艺报》刊登在胡风发言稿之后，但我就全部是批评《文艺报》，没有一个字涉及胡风同志。记得发言之前的会议休息时，周扬同志曾随便问我：“你要发言了吧？你涉不涉及胡风的发言？”我说：“不涉及，我对他的发言没研究，我也认为现在会议重点还不应转移。”周扬同志点头同意。可见当时三个会议批评《文艺报》，并没有、 也并不需要借用胡风之力； 同时批《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更没有“引蛇出洞”即诱胡风登台这类阴谋。批判胡风发言是在两主席团会议的后期，在他的发言希图转移会议目标而这一点又被不少与会者发觉之后。 二是当时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思想展开学术批判的规模同样很可观。文艺界共召开了大大小小几十次不同的讨论、批判会。《文艺报》是从1954年第20期开始发文批判， 到1955年第6期打止，总共11期中发表50来篇批判文章，集中批判虽是在1954年， 但1955年仍有多篇内容充实的重点文章发表，并于1955年第5期发了俞平伯同志的检讨。 再看批评《文艺报》，也是从1954年第20期到1955年第4期，共9期中发了20来篇文章以及数10位读者的批评意见，并在1955年第3期《编者的话》中作了刊物的检查报告。也正是这样大的规模才形成了一个永载文学史的运动，而这一切当然都同胡风无关。 三是当时一件具体事也可说明问题，即《文艺报》新的编委中有王瑶同志。本来北大中文系教授王瑶同文学界联系较少，参加活动不多。提名并决定他参加编委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他发表的一篇批判《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唯心论思想的文章受到了毛泽东的表场，而在一次重大运动中受到领袖表扬自当很快成了盛传一时的大事，于是不大知名的立即知名了，按照当时的习惯自己也有幸参加《文艺报》编委了。记得名单决定后是邵荃麟同志和我去找王瑶同志通知了此事。他问知我当时34岁以后说：“你身体不好，我40岁，也还年青，又身体好，看稿、跑腿的事我可以多干。”以后除了参加编委会，他和另一编委黄药眠同志确实都做了不少看稿、改稿和退稿回信工作；而黄老家我倒去过几次，王瑶同志家后来便没再去过，也确实他跑腿来编辑部多一些。至于他的进编委当然同胡风无关，只证明批《红楼梦研究》运动在当时确是文艺界压倒一切的大事。 四是当时毛泽东对《文艺报》很不满意，但并不等于对《文艺报》负责人都很不满。我就从丁玲同志处听说过，毛泽东曾对冯雪峰编剧的电影《上饶集中营》表示好感，要他身边的警卫人员都好好看看。丁玲同志大约是1953年前后还在担任中宣部文艺处长，时常出入中南海的情况下，了解到这一情况的。至于雪峰同志原任《文艺报》主编，那其实是兼职，他主要是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党的关系也不在作协。《文艺报》受批评后他也认为自己实在无法再兼职负责下去了，这才在改组编委会时免去了他的职务，但仍任编委，参加活动仍多。这就是说，批评《文艺报》并非是要一棍子打死所有负责人，更不需要借助胡风之力。 五是胡风“三十万言上书”乃1954年夏天交上，是他亲自交给当时中宣部长习仲勋同志的。不久，习仲勋离开中宣部到国务院文教办，陆定一同志仍任中宣部长 份我的记忆， 这份“三十万言书”交上不久，周扬、默涵同志即在作协党组内提起过此事。大概材料先后经过了文艺处、周扬以及习仲勋、陆定一、胡乔木等同志，送到主席手上，或许按胡风交毛、刘、周的要求再经过少奇、恩来同志，那就显然不可能很快。我记得是在1954年11月，文联、作协主席团会议结束前后，大约是我列席作协党组会讨论周扬同志在两主席团会议最后的讲话稿时，听周扬同志谈到，胡风的两次发言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他还具体了解了此事， 并由此而注意到了“三十万言上书”，已经开始在看胡风的上书了 洞毛泽东是1954年11月开始阅读胡风上书，并于12月批示发表、讨论、批判。这就合情合理，同批《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显然没有联系。 第三，还有同志谈到，毛主席把胡风定为反革命，是因为胡风集团在他们的密信当中，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骂成是“屠杀生灵”的“图腾”。这当然是一种推测， 不过我以为这种推测并没有多少根据。首先，毛泽东是5月11日凌晨对胡风的第一批材料写按语定为反党、反革命性质；而公布胡风集团把《讲话》污蔑成“屠杀生灵” 的“图腾”这些密信，在5月11日之前谁都还没有看到，这些信是毛泽东在第一批材料的按语中指出胡风集团的人要交信件后才陆续得到并发现，又直到6月10日的第三批材料中才发表。 毛泽东怎么会在没有看到这类信件的情况下，就根据不了解的情况来定性呢？其次，毛泽东一、二、三批材料中都写了不少按语，但是对于诬蔑“屠杀生灵”的“图腾”这几封信却恰恰没有写按语。有一封信为此写了按语，但又并非毛泽东所写，而是周扬和默涵同志商量写的，只不过他们写了以后经毛泽东看过，自然表示了同意，不过这也根本不能看作是把胡定为反革命的根据。再次，我们现在已知由于梁漱溟先生在一次会议上公开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以至和毛泽东发生了尖锐冲突，可以说是很激烈地吵了架。而梁漱溟以后又一直不肯认错，因此那一次以后，毛泽东再也不同他来往了，他们几十年的老交情也就这样断了。但即使如此，毛泽东也并没有把梁漱溟定为反革命。毛泽东同志尽管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然而到底仍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不排除他对胡风污蔑《讲话》确有不满，但也是丝毫不足以据此便认为是这样把胡风打成了反革命的。 七 那末，毛泽东究竟是根据什么把胡风定为反革命的呢？我认为这主要还是因为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造成的。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个人的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这段话指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的十年，即1956年到1966年这一期间，但是问题在1955年前后显然也已开始出现。这一时期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制定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出了当时国内主要矛盾已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1954年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1955年批判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脚女人”，以及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和随后的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显然就都是当时阶级斗争实践的表现。其中反对高、饶的斗争是正确的，反对“小脚女人”就不那么正确，反对胡风则是搞错了。不过当时我们并没有这种认识，而是个人崇拜的思想严重，开始对毛泽东把胡风定为反革命还接受不了，但因为把主席所有指示都看成是英明正确，所以后来就努力不断地提高认识，使自己逐步接受毛泽东的思想，也逐步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接受了胡风是反革命的结论。这又可以从政治上、组织上和客观反映上三个方面来加以阐述。至于思想上——文艺思想在1955年至少还保持了不会上升为反革命的命运，而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就连这种命运都难以为继了。 现在先从第一个方面即从政治上、首先是政治面目上看，当时的材料使我们确实惊心动魄地看到，胡风和胡风集团当中的不少人原来政治历史问题非常严重，政治面目十分丑恶。这就是第三批材料中未经严格查证而抛出来的情况，说阿垅是国民党“反动军官”，绿原是“中美合作所特务”；胡风本人既有“严重的历史问题”，又同国民党“特务有不少联系”，等等。其实这些情况后来证明都系虚构。况且这个第三批材料中的揭发，是在第一、二批材料已把胡风定为反革命之后。因而自然可以想象，第三批材料很可能就是按第一、二批材料定的调子，挖空心思去找的所谓根据，甚至为此不惜捕风捉影，能够找到任何一点反革命根据的踪肌吠赶快肯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个人崇拜的影响到了这种地步，哪里还管什么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和反复查证呢？但是这样一来，《人民日报》公布的材料大家当然相信，包括我们在内尤其会相信，试问当时又有几个人会不相信，或者敢不相信呢？ 同当时胡风政治面目有关的还有个情况，这就是：由于胡风参加过共青团，据他自己说还曾一度参加过党，30年代以来，他又一直在左联和革命文艺界从事活动，和他关系密切的同志当中也就有很多共产党员。胡风和这些党员同志之间的关系有一些当然是正常的和比较正常的，但也有不正常的。其表现是有的党员把一些只属于党内的意见给胡风讲，甚至把对党的不满和牢骚也向胡风发泄，这当中有的虽然问题不能算很大，但有一些就确实是问题。特别严重地是有的党员还把党内的机密透露给胡风，甚至把党的机密文件也偷偷拿给胡风看。这些情况在1955年批判胡风时确是不断有所发现。还记得1955年时一次陈毅同志从批判胡风事问及和提到一个有关胡风的机密情况，而很快胡风便知道了此事，并找有关方面做了解释。以上这种种迹象当然要引起党的警惕。特别在胡风被捕以后，很快就从他的日记上发现，1954年上半年，党中央刚刚在很小的范围内传达了高岗、饶漱石问题；党内很多高级干部还不知道，胡风却很快就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呢？这自然也不能不成为当时必须深究的一个问题。 原来情况是党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部分高级干部会议传达高、饶问题时，那两年正在中宣部工作、和胡风很接近的绿原同志办公室就在怀仁堂隔壁的庆云堂内。据说绿原发现那天晚上怀仁堂外边小汽车很多，而且戒备森严，连他们中南海里面的干部也不能随便行动，便预感到党内可能出了什么大事。于是他很快就打电话告诉了胡风。这以后没两天，胡风的老朋友聂绀弩同志去看望他，胡风突然问道：“绀弩，前两天你在怀仁堂听了什么重要报告？”这当然是胡风懵他喽！因为绀弩是二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负责干部，胡风估计他可能听了那个报告，事实上绀弩也确实听了那个报告。经不住胡风三问两问，绀弩就把高、饶问题告诉了胡风。这件事在今天看来也许不算什么问题，胡风一直同党很接近，又是绀弩的老朋友，按照今天党总是同党外知名人士及时通报重要情况的制度，党内发生了重要问题也是会向胡风这样的同志正式通告的。但是当时党的情况以及党同党外的关系还远没有发展到今天这一步。聂绀弩同志向胡风透露那样机密的重要情况，当然是严重问题了。因此党发现以后，就拘留了聂绀弩同志进行审查。当然不久就释放了他。但是这件事当时一方面总是聂绀弩的严重错误；另一方面，由此而把胡风至少当作反革命嫌疑加以审查，以便搞清楚他究竟是个什么人，在当时阶级斗争的“左”的空气下不也是颇为自然的吗？ 类似的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党的一位老文艺理论家刘雪苇同志，同胡风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他1955年春天从上海调到北京文化部系统工作，当时他也对批判胡风搞不通，因此到北京后不久，党内就开小会对他进行了批评帮助，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但是会才开了两次，还没开完，刘雪苇就被拘留了。原因是当时党内正在开展审查干部的工作，发现刘雪苇解放以前被国民党拘捕过，大概是有叛变的嫌疑吧，就把他抓了。后来证明他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当时所谓“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情况下，像刘雪苇这样同胡风关系密切，观点又比较一致，而又被怀疑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同志不止一个，这就不仅是这些同志要受到审查，而且自然也会要怀疑胡风为什么偏偏同这些党内有严重问题的高级干部关系密切，会要怀疑胡风到底是什么人。这样的怀疑对于当时把胡风定为反革命，或许也可能会有影响。 八 由于1955年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而把胡风定为反革命，从当时《文艺报》所见的另一方面是在组织上，即胡风同他接近的同志之间的确可以看成是有个小集团；当然他们这个小集团并没什么政治纲领和组织机构，这主要怕也同当时“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左”的空气下往往不适当而又司空见惯地所定的各种“小集团”略无二致。固然也有不同之处，这就是胡风等同志主要是在文艺、学术上主张和爱好相近的一伙，他们接触和往来多一点，甚至形成了一个有核心、有书刊出版活动并有着流派、社团一类无形的组织；而这样的情况显然并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在于胡风等同志形成的小集团却又是宗派性质比较明显的，这里不妨略提一二事实。 有些问题上他们就往往表现为当面和背后的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他们也表示拥护党和毛泽东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拥护党的领导，但在他们的往来信件中又把毛泽东的《讲话》 说成是“屠杀生灵” 的“图腾”，甚至还把党中央称呼为“董事会” 。 把党在文艺界的一些领导同志以及一些党员作家、艺术家，称呼为“马褂”、“市侩”、“帮闲”等等。就是对于一些党外著名文艺家，像鲁迅、郭沫若、茅盾、闻一多、巴金、老舍、曹禺、黄药眠、杨晦等，往往都加以轻蔑和反对。对于一些优秀的作品，像赵树理的小说、老舍的剧本等等，都一概瞧不起。而在他们互相接近的同志、朋友之间，却又往往互相吹捧，互相发泄种种不满，如果他们的文章受到‘点批评，那就要跳起来叫骂。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不论他们在哪一个部门、哪一个单位工作，大多要另搞一套，同领导的关系总搞不大好，他们总要力图实现他们自己的一套主张，既有文艺观点、文艺理论方面的主张，也有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上的主张，他们把党在文艺界的领导，看成是长期的“教条主义统治”，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这个“教条主义统治”，要由他们、或者至少由他们成为主要参与者来领导文艺。以上这种种情况，今天看来说到底也仍然不是反革命，何况他们理论上和组织上的有些主张还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至于他们这些方面的确有着很明显的宗派小集团错误，但即使这一错误十分严重，也还并非反革命吧。然而在当时“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思想指导下，在给他们当中有些同志戴上了政治历史问题的种种大帽子之后，这样打成反革命在当时也就并不奇怪，而是相当合理的了。 还可以提到我们亲自所见的一些事实。我个人同胡风同志是1949年春天北平解放不久之后认识，以后有点工作往来和私人接触，互相间的关系属于一般性质，至今我仍认为双方的交往都是没带任何个人的感情色彩的。1949年春天筹备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时我是文件起草委员会秘书，国统区报告由茅盾同志作，并成立了个起草小组，胡风是成员之一。然而第一次起草小组会上胡风就生了气，会后向我表示再也不参加小组了。我莫名其妙，根据党的指示几次去北京饭店他的住址拜访，请他一定继续参加。有一次还碰见党的老一代文艺家、胡风的老友冯乃超同志也去动员胡风继续参加报告起草的讨论，但他始终不同意。不过冯乃超同志在场时我总算搞清楚了胡风一怒而坚决拒绝再与会的理由所在，是由于第一次会上茅盾同志发言中讲过一句，说是可惜邵荃麟、林默涵等同志还在香港而没到北京，不然这个报告的起草当会更顺利一些这样的话。这个话我记得，但却不懂，冯乃超同志向我解释，说因为邵、林等同志在香港批评过胡风，所以胡风一听茅公提到此话，就以为是指如果邵、林来了，报告中就能更顺利地批评他胡风了。后来我曾委婉地向茅公转述胡风意见和顾虑，茅公说他不是那个意思，而主要是说邵、林对国统区桂林和重庆时代的文艺情况还熟悉，并说只要胡风来参加起草小组会，他可解释说明。然而胡风的态度始终不变。这不能不使我感到他确有点长期形成的宗派情绪。于是我只好表示，他即使不参加起草小组会议，以后报告稿出来我一定送他审阅。但由于定稿出来时已是大会开幕的头一天，匆匆交印刷厂印出后已是大会开幕之后了，因此起草小组成员都没来得及再看。而胡风终于还一直记着这件事，在1954年“三十万言上书”中并以之作为党排斥他的事例之一顺便提到，可见成见之深——这当然不是对我个人的了。 胡风同志1953年从上海全家迁京，住到地安门内太平街以后，我曾以中国作协机关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去看望过他。同他是老熟人，同夫人梅志同志是初见。落座后梅志泡茶去了，胡风递烟后又把烟收回去说：“等等，我还有两盒好烟。”便也起身进屋去找。这时他们一位六七岁的男孩走进客厅，闪着眼站住看了看我，忽然问道：“你是胡风派，还是周扬派？”胡风夫妇听后赶快惊呼笑嚷着跑来把孩子打发走，这时我正拉着孩子的手回答他：“我是共产党一派，你知道不？”这是一个小插曲，但总也是可引起一点思索的。 在1955年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时，《文艺报》曾约请若干同胡风关系密切的作家写批判稿件，并很快收到了一些稿件，其中鲁藜同志的一篇当即发表了，也还有两篇准备陆续发。但不久以后从收到的密信等材料中发现，鲁藜等写文章原来是胡风他们共同研究后的部署。他们之间进退一致，甚至写什么和怎样写都有默契，而鲁藜同胡风关系的不太一般由此也可见。 当晚鲁藜的表现自然只是一件具体事，更主要地是后来我们就已知道，最近李辉的《文坛悲歌》尤其详尽记载着，胡风的“三十万言上书”乃是他们全国各地几乎所有志同道合者十分机密地共同搜集材料、共同研究、共同准备而写成的，并经过向各方征求意见，才最后于当年七月下旬交上去。接着就静等喜讯。果然十月公布了毛泽东批示批判《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胡风同志等过分天真地以为喜讯果然来到，以为这是毛泽东看了“上书”并同意了他的意见，开始采取措施从批《文艺报》打开缺口，来击败文艺界党内多年以周扬为首的主要领导者，并从而解决胡风多年攻击的所谓“教条主义统治”问题。特别是随后文联、作协两主席团会议上他和路翎作了长篇发言，看到两个发言都在《文艺报》先后发表，又听说“三十万言上书”也将发表，胡风和他的战友简直惊喜交加，兴奋不止，各地奔走相告，以为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而几乎要感激涕零于胜利在望了。然而不久他就受到强烈反击，而他还曾以为这是有人妄图改变毛泽东的部署，曾想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但终于很快就一步步看到自己错了，于是又各地联络，承认“被乐观估计所蔽”，并决定退却。他清楚了解自己并不怕与周扬等对峙，但同毛泽东冲突可就不敢为、不敢想了。因而这时虽然有些朋友反对他写检讨，他仍主张写，加之另一些朋友同意，最后决定咬牙反省，并由路翎执笔，绿原、欧阳庄等帮助抄写，于1954年11月11日即写出一万多字的《我的自我批判》草稿。然后将检讨要点分达各地征求意见，到1955年1月才修改并交上《我的自我批判》 的一稿。这时“三十万言上书”即将发表，胡风在交上检讨一稿之前，如上所述，还曾找周扬同志当面承认错误，希望不发表他的“上书”，或让他修改后再发，如非发而不同意修改，则希望在“上书”前面登一份他当即交上的“声明”。这显然是希图不受批判或减轻批判分量，同他交去“上书”一样都是煞费心计的。 由此可见，胡风和他的朋友们之间一切进退、取舍，确都是有目的、有计划的，甚至他们在对外保密上还颇有纪律。而胡风也确有一套长期坚持的、有自己特色的观点、主张和理论，为了贯彻他的一套而几十年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从来都没有过任何自我批评；但是在一旦形势对己不利时，却又可以不计一贯坚持的观点，而俨然很快就有认识似的写出检讨，粗看时检讨还写得不错！由此难道不足以说明，在当时“阶级斗争尖锐化”和“左”的思想影响下，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在组织上不确是很充分地至少具备了被扩大化到打成宗派小集团乃至反党集团的性质和条件了吗？ 至于以上这些事实当时大会汇报给毛泽东同志，怕是肯定无疑的。就象胡风的小儿子问我是胡风派还是周扬派这句话，我向周扬同志汇报后，随之便听到党和文艺界一些主要负责同志提起过。还记得周扬同志在三批材料发表后和一次小会上讲过，说主席听了胡风集团一些人的情况后曾问到，鲁藜发表过批胡风的文章，他有没有事？周扬答以鲁藜怕不行了，主席啊了一声，没再说话。大家知道，鲁藜当时同毛泽东是很近的亲戚关系。这里既说明毛泽东不管对鲁藜的亲或对胡风的恨都并没影响他个人的好恶，他认为对谁该定什么性就定什么性，而一般地并不掺杂感情成分；此外这也说明了上面的种种事实对毛泽东把胡风集团定为反革命性质显然会是深有影响的。 这里也应联系提一提，在谈到胡风等同志所谓宗派的同时，如前所述胡风等对文艺界党内外一些负责同志和重要作家是从30年代开始就有了宗派情绪的，以后直到建国初期这种情绪显然越来越有所发展。不过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文艺界有的党内外负责同志和重要作家对胡风他们恐怕也不能说没有一点感情用事、个人意气和宗派情绪。据我的理解，这种情绪恐怕是互相的，而不只是胡风一方面的；不然的话，如“二十万言上书”中所说的事实，胡风在建国后一再要求党在宣传、文艺界的负责同志同他谈话，为什么这样的谈话就很难实现，而且即使谈了一下吧，也总表现为简单、生硬，不欢而散？为什么领导同志不能同胡风同志更加开诚布公、虚怀若谷、坦诚相见地好好谈几次呢？当然要跟胡风同志真正谈得找到共同语言，也的确不容易，这我有过前面曾经提到的实际经验；何况双方在理论观点上又确有很大差距，并且双方的观点又都由于各自主观的以及各自所受或“左”或有的影响而难免各自都有矛盾，因此也就必然更难谈得拢。不过，“三十万言上书”中胡风不是也谈到，1952年林默涵曾在中山公园同他有过一次最长最亲切的谈话吗？更不必说从“三十万言上书”中看到周恩来同志是怎样不厌其烦地许多次关心胡风，不必说当时曾给胡风三个工作而他竟一个也未能挑上并认真干下去。试想想，如果我们能够更加虚心、诚恳地承认胡风、路翎等的成绩并听取意见，谈谈看法，那就即使胡风态度再不好，群众也将会并不同情于他了。而现在给人的印象则是胡风多次要求谈话，领导同志不是不谈，就是谈而不耐烦，以致使人感到至少是双方都不好，也使人感到胡风虽然宗派情绪很严重，我们党内有的同志对胡风只怕或多或少也总有一点个人意气、成见，或是有意无意的宗派情绪了。 胡风同志的宗派情绪，以及我们有的同志也可能存在的意气、成见或宗派，其来源自很复杂，起源于30年代某些观点和看法上的分歧和争论，包括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这两个口号的分歧和争论，典型问题的争论。以后战争时期大家分处解放区和国统区，环境的极大不同，地区的完全阻隔，往来的几乎断绝，这就使得大家互相更不了解，以至于因为种种确切的、不大确切的和完全不正确的信息与传言而造成的误解和成见，显然都很难避免。这当中又经过关于民族形式问题、关于主观的问题以及关于胡风整个文艺思想问题在重庆、在解放区和在香港的讨论批判；再经过建国后1952年北京小会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讨论批判，其后又公开发表了林默涵、何其芳二同志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两篇文章；这样一系列的理论、观点论争再加上人事关系和工作关系等等很长时间的复杂历史情况，产生一些意气、宗派和成见，也是很难责怪的。前不久我和默涵同志谈起这一问题，他也同意我的看法，认为由于历史的积淀，我们有的同志恐怕也不能说对胡风就完全没有宗派情绪。不过这一问题今天来看虽然不难理解，在1955年所谓”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就不好掌握了。当时的阶级斗争不仅“尖锐’’到批评了胡风同志，而且也批评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评了胡适思想，还批评了梁漱溟先生和梁思成同志，这些批评《文艺报》全都发表了文章。因此不难想象，我们的同志对胡风当时哪怕有一点不完全实事求是的成见和偏激的、 宗派的意气和情绪， 那就很难说对于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高潮和热点上，当这些情况通过种种渠道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以后，会对把胡风定为反革命这件事没有丝毫影响了。 九 在1955年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把胡风定为反革命，从当时《文艺报》所见的再一方面是在客观反映上。这首先是我们编辑部曾碰到许多意外情况。 一个情况是1955年初批判开始不久，编辑部的夜间值班室就连着许多个夜晚，半夜总要不断接到一个人的电话。由于我们是几个女同志轮流值夜班，打电话的总是骂一些脏得很难听的话，女同志实在不愿意接，但有时半夜难免会有周扬、林默涵同志的电话，有时也有工厂的电话，以及外地的长途，不接又不行。这件事直到我们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公安部门才在那个人正打电话骂我们时当场把他抓获。原来那是一个书店夜班守仓库的人，他的父亲在我们镇压反革命当中被杀，这样他就有了仇恨。他自己供认，他是看了胡风的有些文章感觉到出了一口气，因而对批判胡风很不满意，于是就打电话骂（文艺报》。这件事今天看来当然要做分析，要区别那个人的父亲到底是不是该杀，该杀或冤案当然不一样；不过即使这个人称得上反革命分子，恐怕也不能说胡风他们的言论就是同反革命一鼻孔出气的，而只会是他借用胡风的不满和牢骚，加以适应、补充从而发泄自己反革命的嚣张气焰。但在当时的气氛中把这件事作为反革命事件，并看成是批判胡风所引起的阶级斗争的反映，不是很自然的吗？ 当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编辑部经常收到一些匿名的和化名的文章和信件，为胡风讲话，而对《文艺报》和文艺界批判胡风表示很不满意甚至坚决反对。这些文字有的还讲一点道理、谈一点理论，有的则干脆是谩骂。记得还有一封署名为“几个三八式”干部写的信，也就是一批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干部写的信，说他们都不是文艺工作者，但都认为批判胡风是错误的，而且还一条一条讲了许多道理，甚至引用了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上的话。这些文章和信件有的还写得很有杂文笔法，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我们的编辑看了很激愤、很生气，以至于不得不分配两位水平高的同志专门处理这些文章和信件。这两位同志写的复信和退稿信往往也写得很精彩，有时在编辑部朗诵，总受到大家的鼓掌称赞。大家都认为这也是在批判胡风中的阶级斗争，这样的认识在当时不也是合理的吗？ 上面这些打电话和写信骂我们的情况，我们都曾向默涵、周扬和中宣部汇报，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同志还曾把那几个三八式干部的来信说成是“三八式纲领”，他在一次我列席参加了的部务会议上说：“文艺工作上党和毛主席有一个纲领，胡风有一个纲领，现在又出了个‘三八式纲领’。这个‘三八式纲领’我看也可以公开发表，进行讨论和批判。”后来为了不分散精力，没有发表这封信并进行批判，而只在复信中驳斥了他们。不过这些情况当时自然是通过中宣部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去了的，而这一类当时的所谓阶级斗争反映，我估计对毛泽东把胡风定为反革命可能也会有影响。 客观反映上的另一个情况是，胡风的三批材料公开揭出来后，在文艺界和广大群众当中引起的激动和愤怒确实很大。当时由于党和毛主席在广大群众中有极大的威信，因此《人民日报》揭发的胡风反革命面目，读者们大多是坚信不疑的。这里我只举两件事实，一是曹禺同志在当年《文艺报》九、十期合刊上发表了一篇《胡风是走的那一条路》这样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他看到胡风的第一批材料之前所写。他在文章中说：“有一个时期我很迷惑，胡风究竟是怎样一种人？他是拥护为工农兵的方向，还是一个口是心非的、别有用心的‘批评家’呢？他是如他一再声明的拥护党的领导和党的文艺政策的，还是一个日夜梦想着占据山头、另树旗帜的人呢？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工作者，还是一个隐藏在马克思主义文艺阵容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代理人呢？”在这篇文章写完以后，曹禺同志又写了《后记》，这恰好是发表第一批材料的五月十三日。后记里说：“今晨刚刚写完这篇文章，就看见《人民日报》上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两篇文章，从舒芜先生揭露的胡风给他的密信里，我才更看出胡风的恶毒、阴险的面目。原来一个人是可以伪善到如此地步的，我们还是太天真了。这样的反党集团真是无法容忍的，这样对党对人民的仇恨，是必须揭发，必须加以彻底的清算的。 ……把党的文艺工作中的负责同志们称作‘官方’ 、‘权贵’、‘老爷’、‘钦差’ ， 把党和非党的进步文艺工作者指为‘豪绅’、‘马褂’、‘市侩’、‘蛆虫’，并且说要‘警戒’党员作家们和党领导的进步文化工作者们。读了胡风给舒芜先生的密信，再看另一页上胡风满篇虚伪的《我的自我批判》，我简直无法再看下去。”从曹禺同志所说这些话，可以看到胡风给舒芜的信的确是使人气愤的，当时曹禺同志不完全是讲的真话吗？ 这里显然涉及一个私人之间的信件可不可以公开，并以之提到政治上来判断其性质的问题。本来私人之间、好朋友之间背后说一些私房话，发点牢骚，表现一些不满，也是常有的事。正因为是私房话和私人信件，往往就不会说得很全面。写了对某人某事不满，很可能只是一面，而另一面、也许还是主要的一面对某人某事又是赞扬的，或许这不满的一面又只是一时一地的看法。因此，把私人信件所写都提到政治上来作结论，显然不妥。这就还有个私人信件该不该发表的问题了。今天来看自是不宜发表，否则将是违背宪法所规定的通信自由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考虑问题：如果某些人已是证据确凿的特务、内奸、反革命，而他们私人通信中又进一步提供了反革命罪证，则必要时完全可以发表其私信。但是如果并非证据确凿，而仅仅要公开发表私信中一些不确切的或至多只是思想反动的言论以之来定性为反革命，这怕就处置不当了。况且即使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扩大化到发表私人信件中只属于思想反动的言论以定为右派， 但那也一般并不同于逮捕、 判刑的反革命。然而在1955年当时的思想指导下发表了胡风他们的私人信件，而且在以上种种阶级斗争和个人崇拜的气氛中又从这些私人信件作出反革命的结论，这对我们当时确实一步步而至迟在看了第三批材料上那些“特务”、“反动军官”之后是不再有怀疑的。至于由此而像曹禺等同志写的批判文章，当时自然也就更是完全正常的了。如果说当时确有个别同志表示发表私人信件是否妥当，而今天来看确也并不妥当，特别是胡风问题已彻底平反；那末根据私人信件而写这些文章的责任也就不在曹禺同志等作者了。 另外一件是巴金同志的事。巴金同志近年间的名著《随想录》最后一篇文章是《怀念胡风》，此文的最后一节谈到，反对胡风集团的斗争中，他写过三篇文章。其中第三篇批评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的，巴金同志在文章里说：“稿子写成寄给《人民文学》，我自己感到一点轻松。形势在变化，运动在发展，我的文章在刊物上发表了，似乎面目全非，我看到一些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政治术语，更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权力随意给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看得出有些句是临时匆匆忙忙地加上去的。总之，读头一遍我很不满意，可是过了一晚，一个朋友来找我，谈起这篇文章，我就心平气和无话可说了。我写的是思想批判的文章，现在却是声讨‘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倘使不加增改就把文章照原样发表，我便会成为批判的对象，说是有意为‘反革命分子’开脱。《人民文学》编者对我文章的增改倒给我帮了大忙， 否则我会遇到不小的麻烦。 ”巴金同志在文章中又说：“用全国的力量对付‘一小撮’文人，究竟是为了什么？那么这个‘集团’真有什么不能见人的阴谋吧。不管怎样，我只有一条路走了，能推就推，不能推就应付一下，反正我有一个借口：‘天王圣明’。当时我的确还背着个人崇拜的包袱，我想不通，就不多想，我也没有时间苦思苦想。” 巴金同志的确是十分真诚的。只是这里讲的有一点有出入，就是他这篇文章原来是寄给我们《文艺报》的，当时由于批判胡风的主要责任在《文艺报》，因此我们组织的文章也比较多，后来第一批材料发表以后，《人民日报》来不及组织多少表态文章，我们曾经给了《人民日报》一批知名人士的稿件，同时也给了《人民文学》几篇稿子，巴金同志这篇文章就是我们转给《人民文学》的。转去以前，的确由我们改了一下，并由我写了一封信向巴金同志说明和表示歉意。巴金同志还回了信。在“文革”中我大批信件丢失的情况下，巴金同志这封信倒是意外幸运地留下了。信是这样写的： “康濯同志： 六月一日来信收到。文章迟发表，没有关系。我当初想用这篇文章参 战，后来出国开会，拖了将近三个月，刚写好，情况已大变，文章也失去 作用了。你们删改，这是对读者负责的表示，我当然同意，请不必客气。 此致 敬礼 巴金 6月8日。” 30多年前的这封信和三十多年以后的《怀念胡风》一文，思想感情完全一样，巴金同志真诚的自责十分严格，很值得我们学习。其实他文章中所表露的“天王圣明”、“想不通就不多想”这种个人崇拜的心理，我们当时也都有过，甚至还要严重，而这“天王圣明”的一点，不也正好反映了当时把胡风定为“反革命”的一定的客观基础，正好反映了当时文艺界对于把胡风定为“反革命”因而大多也就并不怀疑、完全相信的情况了吗？ 十 对于胡风和胡风集团这一建国以来文艺界最大冤案，颠倒了敌我，株连到一大批优秀作家和文化人，时间又长达二十四五年的大冤案，在作了以上有关情况的回述以后，或许还有必要略加若干概括。 第一，关于胡风的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即使在1955年“左”的思想影响和我个人又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如前所述，我内心里也并没有认为他是完全错误，倒觉得在一系列问题上他还有些道理；当然即使在那时我也仍然“左”得把他的主要方面看成是错误的。今天冷静回思，虽然我没有再去翻读胡风的著作，但内心中却不能不认为胡风的文艺理论在我国新文学运动史上，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能够比较系统地提出并不断充实这样一整套观点，尽管他的理论中还存在不少矛盾并有着一些不足和缺点错误，然而总也实在仍是很不容易，很值得珍视的。 胡风在理论上显然是曾经追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立场，追求人民大众的“爱爱仇仇”与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追求通过作家和文学作品的“主观战斗精神”，帮助人民去掉旧社会加给他们精神上封建的、历史的负担，这就是胡风说的去掉人民身上“精神奴役的创伤”这种负担。胡风提倡“到处有生活”，谈到客观对象时又强调“日常生活”；然而他自己一到解放区就忙着访问英雄模范，访问工厂、农村的先进人物，访问战斗英雄和后来的志愿军英雄。胡风不主张提重大题材，然而他自己解放后下笔就是英雄模范和开国大典。可见他也仍然并不是反对先进的斗争生活和题材应有主流的。特别在艺术上他提倡作家的主体性即他的“主观战斗精神”，比较深刻地指出了作家创作过程中应努力追求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并提倡学习世界上先进的文学思潮、文学经验和文学形式，这怕都是应予肯定的难得的方面。也正因为这样，前面提到周扬、丁玲都讲过胡风是比较懂得创作的。 当然他的有些观点也有混乱、矛盾和不足。他的现实主义主要只强调真实性而比较轻视世界观、党性、倾向性和民族形式，甚至把民族形式只当成五、七字句和简单、落后的旧形式；他的“主观战斗精神”又要求在创实践中“自我扩张”思想改造，从而忽视了斗争生活的实践和革命的倾向性；他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则过分强调了人民群众的自发性、疯狂性而比较轻视人民勇敢、勤劳、智慧这主要的一面。但是不管怎样，革命民主主义的文艺观、美学观和他在理论实践上的真知灼见恐怕还是值得称道，如果付诸实践，或将很可能会推动我国创作和理论批评较好一些地发展的。即使退一万步说他的观点基本上都不正确的话，也是学术问题，可以批评讨论。然而当时却完全不是这样，而是批得一无是处，一棍子打死。这里还可以讲一点我当时的内心活动，批判胡风开始，我曾想大概批他几个月结束以后，总还是可以大家都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同胡风团结，让胡风在工作中发挥他的作用，也让他的理论和创作发挥作用的。谁知不久以后我就感到自己错了，对胡风的理论恐怕是会要一棍子打死了的。怎么办？正如上面所引以巴金的话那样，我当时确实是只好想不下去就不想算了。 第二，在学术和理论的斗争当中，最后搬出私人之间的信件作为反革命政治定性的根据，如前所述，这在今天看来显然可以肯定是不妥的，这正如不能把私人之间聊天谈话中随便讲的一些话都当作每个同志政治表现的根据那样。当然胡风他们的私人信件确实特殊到有一些攻击党的文艺方针路线和党内外文艺家，以及议论和商量他们应该如何对付文艺界领导之处；他们私人信件中有些话孤立来看，也的确可以称得上恶毒。但是不管怎样，到底也只是私人通信，即便对于这些特殊信件应该认真对待，那末为什么不能也采取特殊方式在内部来讨论、批评和处理呢？现在看来，当时的方式恐怕只能说成是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特殊条件下，为了特殊的政治需要而采取的，不计后果和并不妥当的措施了。 第三，关于胡风集团作为一个文学上并无固定机构、固定组织的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志，这种集团对文艺学术的发展一般地说怕还是有好处的。至于胡风集团之间经常研究文艺问题，直到写三十万言上书和《我的自我批判》，都是十分机密地集体搜集材料、征求意见，这一些本来也未尝不可。问题是他们的确有着程度不同的宗派情绪，有时对党的文艺方针和党内外文艺界领导同志与各方面的工作，也确实有一些完全不应有的谩骂和攻击，偏激的乃至不问是非的看法，以及对待策略上的背后商议；并且有时也确有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有的共产党员可以泄露党的机密而却为他们保密，这却显然都是不足为法的。而且这样一来，难免就连那些本来不是问题的事也变成问题了，乃至把这个小集团完全当成宗派集团了，把他们说成是有纲领、有目的、有计划的进攻了。而没有考虑到要说宗派情绪，对立的方面也并非完全没有，这正如1988年6月，党中央为胡风彻底平反的补充通知所说： 文艺界的宗派问题，历史情况的极为复杂，涉及面广；牵涉人员也多， 不宜简单下结论。从胡风的一生总体来看，在政治上他是拥护党中央的， 本着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精神，这一指责也予以撤消。 这也就是说，1955年由我主持的《文艺报》把胡风定为宗派小集团，从今天来看也是并不妥当的了。 第四，当时的三批材料是在把胡风定为反党、反革命集团以后，又挖空心思地找他们的政治背景，以至于捕风捉影，把他们搞成同国民党及其特务组织有联系，有的人甚至干脆被搞成本身就是特务；而当时这样作的第二、三批材料，又是在公安部的参与下编写，这就当然更是严重错误和严重教训。当时还由于这样而把同胡风有过长期的朋友往来的几个党内老同志，也仅凭这一点就予以拘留审查，甚至打成反革命。并且又反过来由于这些党内老同志同胡风的关系，而把胡风的问题看得更加严重，这自然也同样是极其错误的历史教训。 第五，批判胡风时社会上的反映，在当时阶级关系还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当然会是各式各样的，其中难免也会有个别坏人对被批判者表同情，为被批判者说话，这都并不奇怪；但是当时把这些都以为阶级斗争的反映，又由此而把胡风的问题看得更严重，甚至还给问题升级，显然这也是深刻的教训。 第六，《人民日报》把胡风《我的自我批判》一稿登错，对此周恩来本是主张改正的，以后却由于更大的政治需要而决定不予改正。这从特殊的政治利益考虑，或许也未尝不可；但从长远的历史来说，则显然是应予提出、澄清和纠正的。 我这里所谈的不少问题，都还只是提纲性质，只是想扼要介绍一下《文艺报》和胡风冤案大致的关系，其中有些情况可能还将另文论述。最后还想提到一九八八年六月，中央为胡风彻底平反的《补充通知》中的一句话，就是上面引述的“从胡风的一生总体来看，在政治上他是拥护党中央的”。我要补充的是，1936年丁玲同志逃出南京国民党的监视以后，跑到上海，代表党去接丁玲的就是胡风。此后抗日战争中胡风在重庆，也为丁玲同湖南老家她母亲的往来做过联系。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胡风还曾为党秘密传递过一份极端重要而机密的情报并受到我党中央军委的来电奖励。对此，我引用当事人张执一同志1981年发表的一段回忆录。张在五、六十年代是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地下党工作。这段回忆录是从荒煤同志1987年发表的《告慰丽尼》一文中转引的： “文学家丽尼（郭安仁）在解放战争期间曾在国民党军委首脑机关任 英文翻译，乘机弄到一份蒋军整个作战计划，找不上党的关系，只好到上 海找到作家胡风，胡风找到在宋庆龄先生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廖 梦醒同志，廖再设法转交给我，上海局密电报给了中央军委，军委曾来电 奖励，认为对我军作战有很大的帮助。” 对于这样重要的贡献，“文革”中含冤逝世的丽尼同志从没公开过。这是怎样一种高尚的品质啊！ 我是直到1985的的元旦这一天，在作协四次代表大会休会期间，才约好了上胡风同志家去看望了他，这是整整30年之后，我第一次同他单独会见，这之前只通过信和在作协四大会上见过。他给我的信写得还很好，思想仍然相当敏锐；另外我也知道他谈起他的文艺理论时曾经讲过“借用张志新烈士的—句话，‘观点不变’”。但是这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却大吃一惊，我告诉了他，1955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他那篇《我的自我批判》，确是把稿子登错了，并讲了发生那一错误的经过。当时他的夫人梅志同志听了很激动、很难过。我对胡风同志说：“发表文章的那天晚上我去看你，你很严厉地责问我，责问是完全对的。我当时说文章没有登错，那是讲的假话。”向他表示了检讨。可是他却木然地、呆呆地说：“那时候，我还敢，敢有意见吗？我不敢哪！”这已经完全不是原来的胡风了。正如巴金同志《怀念胡风》一文所说：“一个有说有笑、精力充沛的诗人，变成了神经木然，生气毫无的病夫，他受了多大的迫害的折磨！”当年为登错了他文章，即使已被打成反党集团，也还要不断尖锐地责问我；现在却说是“当时我哪里还敢，敢有意见哪！”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把一位杰出的理论家和诗人，生生变成了似乎是一个呆子，一个完全听话的工具，这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过去的事难道仅仅说一句历史的大悲剧就可以结束吗？历史还在往下写，不论是谁，不是都有责任尽自己的力量把历史写得好一点吗？ 1987年6月19日初稿，7月7日修改，10月5日再改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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