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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篇和后面的一篇文章， 是作者1957年6月15日和17日在民建会和全国工商联常委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他的发言摘要发表在1957年6月16日、18日《人民日报》上。——编者 我今天发言没有准备。刚才听了大家发言，对我的热情我很感激，但讲道理还不能说服我。这是老实话，假如不老实的话，今天也可以来一个假检讨。现在就几个问题谈谈： 一 同志们反映：现在下面的工作不好搞了，说是我的言论挑拨起来的。我不同意。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自从党提出了整风运动，主张思想改造和风细雨，又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下面的情况，是在党的领导下自然发展起来的。什么地方可以证明这一点呢？请诸位把最近一期《工商界》月刊翻一翻，其中发表文章的人并不是没有代表性的，这些文章的内容绝大部分是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讲过的，都是在我的文章发表以前讲的，时间不妨可以查一查。在我的文章发表以前已经有人讲了那么许多话，这说明下面的情况是在党的整风运动号召下发展起来的，不是我的文章挑拨起来的。 二 在这时期，我们作思想教育工作会不会遇到新的困难呢？肯定是要遇到新的困难和新的问题的。思想改造工作现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从过去的压服转到说服的阶段。说服必须要有相当高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才能做到。下面的情况，说是我章某人几篇文章挑拨起来的，不但时间不对，还没有看到思想改造的总形势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大家是自然而然地把过去闷在肚皮里的话都拿出来了。我诚恳要求我们工商界的领袖人，对思想改造负有责任的人，应该把这个形势发展认识清楚。目前是处在思想改造的新阶段，思想改造工作更复杂，正是发展过程，而不是我章某人一个人挑拨起来的。 三 两条路线问题，就是拥护社会主义与离开社会主义的问题。我在资本主义时代是要社会主义的；在社会主义时代反而要离开社会主义，那真是奇怪。我曾讲过，看我这个人，看五年看不清楚可以看十年，直到死我也不会离开党，离开社会主义的，若再不相信，可以在死后把我的骨头烧成灰看看有没有离开社会主义的反动成分。我曾想写篇文章自我表白一下，但想到在这个时候不应该写，于是没有写。离开不离开社会主义问题，我认为今天我们的革命已胜利，政权已巩固，这情况和革命没有胜利前是不一样的。革命没有胜利前有领导权问题，有政治路线问题，今天，革命已经胜利，宪法已经公布，政权已经巩固，不可能再有领导权问题、政治路线问题了。尽管有少数人发表一种大家认为反动的言论，那是发牢骚。如农民有时候也是有一些牢骚的，尤其对我们的粮食工作有意见，对我们的干部骂得很厉害，但是，发牢骚是一回事，对领导权不发生问题。我过去曾说过，不怕资产阶级造反，资产阶级不可能造反，也不会造反。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肯定的，路线上没有任何人动摇。两条路线问题，今天与革命胜利前是不同的，而且有很大的不同 焚例来说，当革命没有胜利，还进行斗争的时候，欧洲国家中有社会主义政党，也有社会民主党，小资产阶级也有它自己的政党，那时领导权没有确定，路线也没有确定，必须进行坚决的阶级斗争。可是，在革命胜利之后，在今天，我们应该把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分开来。在理论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一直在继续着，一时一刻也不能放弃。但在政治上却不是如此的。例如，一个佛教徒说：“佛教要世界大同，但过去只能思想上想，走不通；现在共产党领导革命胜利了，走上社会主义，将来一定能够走上世界大同，在共产党领导下走通了，因此我拥护社会主义，但我是从佛教立场上拥护社会主义的。”又如一个基督教徒说：“基督教本来是要走社会主义的，现在共产党领导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基督教要走而没有走上的路，因此我们拥护社会主义。”又如有的老国民党员说：“我是三民主义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失败了，共产党领导革命不但实现了三民主义，而且超过了三民主义，所以我拥护社会主义，但不是从马列主义立场而是从三民主义立场来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以上三种人，如果从哲学理论上来讲应该批判；但是从政治上讲应该举起双手欢迎才对。不这样做，我们的民族大团结会受到阻害。如西藏信奉喇嘛教，他们要走社会主义，要不要他们呢？应该要的，走的慢也欢迎。总之，今天和革命胜利前是不一样的。是离开社会主义还是拥护社会主义，要从政治上看。戴大帽子是违反实际，违反宪法精神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是大家一致拥护的，但在具体作法上有些问题可能有不同的认识，这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范围之内的，不是什么离开社会主义的路线问题，不能这样乱戴帽子，乱说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有这样一点认识。 四 资产阶级两面性问题，在民建二中全会的时候我就肯定两面性主要是思想作风上的问题，没有一句话否定两面性，从来没有说过两面性不存在。我从前讲过的话和今天所写的文章差不多。正因为两面性是思想作风上的问题，所以改造更困难，是个长期的任务；民建和工商联的工作也是长期的。我从来没有否定两面性的存在，希望大家看看我的文章。批驳一个人的文章不要不看就来批驳，不要认为是毒草就不看了，不要怕毒草，毒草也要先经过化验。 五 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问题，在我看起来只能是阶级合作的关系，只能是先进与落后的关系。从民族资产阶级来讲，它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比起工人阶级，是落后的，但不是反动的；以后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也是落后的，但不是要进行资产阶级复辟。所以，我认为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只能是先进领导落后。如果大家不同意“落后”这个提法，请大家提一个名字，是否叫做先进领导“反动”？ 六 阶级和阶级分子的关系问题，我肯定阶级是有本质的区别，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有本质的区别。至于阶级分子的本质问题，这要看大家怎样解释，如把本质解释为本能，那就是“先天”的了，那是站不住的。任何一种思想习惯都不能说是“先天”的。反动的人我们还可以把他教育改造过来。 阶级与阶级分子应当有所不同，这就是集体与个人的不同。从辩证法来讲，个人组成集体要起质变，阶级分子组成一个阶级也起质变。如资产阶级的形成过程，起初只有零零碎碎的资本家，没有什么具体组织，阶级本性尚不严重，当然那是处在上升的阶段。等到资本家组成旧商会，它形成一个具体的组织，阶级的恶劣本质就逐渐显著起来。再进一步资产阶级组成资产阶级政权，阶级恶劣本质的危害性更大了。更进一步组成国际资本主义，阶级本质的危害性就更加大。由分子组成集体要经过几个阶段，是个质变过程。一万个资本家组成资产阶级，并不等于一万个资本家加起来、它要起一种质变。任何分子与集体的区别，只有这样看才符合实际。由分子组成集体，不是一个数量上的积累，而是质量上的突变。所以，阶级本质是根本的，不可调和的；而人是可以改造的。人的本性和阶级本质不同，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也是完全符合理论的。 最近，《文汇报》上刊载了徐懋庸一篇文章，谈到人性问题时，说人性有阶级特性，也有共性，在阶级社会里，阶级特性掩盖了人的共性。马克思曾经讲过，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特性消灭了，只有人的共性了。 七 我最近参加了许多整风座谈会，发现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真是了不起。那些平时看起来很平凡的人，在整风运动中看出，他们的政治水平、理论水平、业务水平出乎意料的高。我认为毛主席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出党整风，是个很英明的号召。过去由于有“墙”有“沟”，许多力量都在互相防范、互相摩擦、互相戒备中抵销浪费掉了。这包括党与非党的关系，公方与私方的关系。如果在整风运动中，把“墙”拆掉，把“沟”填平，过去互相抵销的力量变成互相协作，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我想可以把社会主义事业加快二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完全可能的。我感觉到有些机关、企业里的“墙”和“沟”是个重大问题。我看我国的许多旧人员、旧知识分子和工商界的积极力量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潜在力还很大。这是由于过去的斗争遗留下来的副作用。当然，过去的斗争是必要的，而且有很大的成绩，但副作用也不能否定，必须消灭才行。如果经过整风，把“墙”拆掉，把“沟”填平，大家互相协作，都成为同志关系，这是社会主义的最大的利益。 八 关于我的几篇文章问题，不外乎是“是非利害”问题。“是非”就是是还是非；“利害”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还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我要问：现在工商界私方的主要缺点在哪里？主要缺点在于消极自卑。因此，我觉得用一种实事求是的方法，把这种消极自卑解除，把过去不大恰当的帽子去掉，相信在工商界思想改造中的重大问题消极自卑是可以改掉的。我相信党的整风就是这样的要求；先从“是非”来讲，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工商界的消极自卑是否是主要的缺点？他们现在是否已经把所有的力量都拿出来了？他们的积极性都充分发挥了？我看没有。我感到上层较好，中下层比较差一些，即说上层也不一定都积极。究竟是多数人提高了呢？还是少数人提高了呢？从“利害”关系来看，我从没有说过工商界不要改造。工商界是要进行思想改造的，但不应是压服而是说服。不要用几顶大帽子来压。要给工商界以平等的人格。是否有些同志对思想改造的要求有点唯心主义，假如要求工商界都变成马列主义者，这是不切实际的，是唯心主义的。思想改造到哪一天才能改造好？我可以回答：活到老，学到老，但是，这个回答不能解决那些要求脱掉帽子的人的具体问题。毛主席曾讲过，猴子变人工商界并不是都能接受。我认为对工商界的思想改造工作，不能好高骛远，应该先讲讲国家政策，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等等，由近而远。我很欣赏南京市民建分会和南京市工商联举办的伟大祖国讲座，不过，除了讲祖国的伟大外，还应把祖国建设中的困难也讲一讲，交待明白，使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家能够安于社会主义的按劳取酬，安于现在低工资制的待遇，让他们充分发挥积极性，这样才恰当。现在要把每一个人都改造成为马列主义者，成为圣人，是唯心主义的说法。到哪一天才算基本改造完成呢？只有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的那一天，才是基本上改造好，——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会有一些人的思想没有改造好的。思想改造脱离物质基础就是唯心主义。把现在的物质生活给大家讲清楚，使大家安于现在的生活是非常必要的。毛主席是很唯物的，他说不能让饿着肚皮接受改造。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是思想改造的物质基础，这是英明的，唯物主义的。今后民建和工商联应该把适当安排的工作做好，把前途的美丽和前进中的困难讲清楚，这才是唯物主义的；好高骛远是唯心主义的。所以我说对工商界工作的缺点有两句话，一是估价不足，二是对思想改造的要求过高。思想改造工作应该一步一步来，要随着物质基础的改变而逐步提高。 1957·6·15·下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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