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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作者在1957年7月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我是一个犯错误的人。我的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的确，在解放以前，个人英雄主义对我是起了一些有益作用的。那时我正处在社会主义的理想与资本主义的现实环境的矛盾中。依靠党对于我的领导，也依靠我那不与当时环境同流合污的个人英雄主义，我才能脱离泥坑，走上革命。在一九五二年，我曾经批判了我的个人主义。我认识到：即使它在旧时代曾经对我有用，今后是无论如何都要不得的了。我认识到：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同个人主义是恰好对立的。在以后的三年多的时间内，我的个人主义有所克服。但，从一九五六年春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的个人主义又有所滋长。更因为自恃不争名夺利，没有什么个人利己主义，反而助长了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 愤体表现在同许多方面的工作关系上甚至家庭关系上，都发生了不协调的情况。而这次在言论方面所以发生的错误，正是同我的个人主义和片面乐观观点分不开的。那就是说：我把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估计得太乐观了；同时，由于文章是从一系列反教条主义的争论当中发展起来的，带来了许多个人主义的意气，也就带来了片面性；还有，发表而不慎重估计影响，又犯了自由主义的作风。 在学习了毛主席的讲演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后，又得到许多同志的热情帮助，我在思想认识上有所提高；现在先就以下几个论点，加以检查纠正和澄清： 一、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我本来说：定息从私方人员的个人来说，是不劳而获，而不是剥削；从整个民族资产阶级来说，则是剥削的残余。这是根据过去已经有人肯定：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而引伸出来的。现在毛主席的讲演分析了：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之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这一分析是十分正确的。从而，他在下文所说的：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也是十分正确的。我应该否定我本来的错误说法。 二、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我的原文把“本质”解释为“本能的、先天的”，“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这种解释是片面夸张、脱离实际的。因而，根据这种错误解释而得出没有本质区别的结论，当然是错误的。一般对于“本质不同”的解释，应该是剥削同不剥削、反剥削有本质的区别。这种本质的区别当然是存在的。 三、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我并没有说，社会主义必然带来官僚主义。恰恰相反，我认为“只要肃清‘三害’，就成为标准的社会主义的企业、机关”。但，某些右派分子已经把社会主义与官僚主义甚至“三害”之间画上了等号，我的说法容易同他们的说法混淆起来。我应该否定我的说法。 四、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我没有这样说。我说它有两面性，但内容已经改变。我的说法还会有错误，当继续检查改正。 五、工商业家不经过改造就可以爱社会主义——这不是我说的。我在《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文内，单在（二）、（三）两段内，就有三次提到了党和政府的改造政策的胜利，而且还强调提出，“存在决定意识”，要看到“大存在”——人民力量的强大、社会主义经济力量的强大、祖国史无先例的统一与兴盛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日益团结与繁荣。 其他还有需要纠正的错误论点，容我继续检查。对于理论上的错误，一经搞清楚，是可以毫不顾惜地加以否定的。 我坦白承认，我极力主张缩短人民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以利于团结和工作 队上了我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社会主义改造的过分乐观的估计， 片面强调提高他们的积极性的一面，就很可能带来混淆阶级界限的副作用。但我绝对不会愚蠢到认为资产阶级比工人阶级高明，资本家比工人好。我一贯主张工商业家需要在长时期内进行人的自我改造。我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估价，总的是四句话：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长有所用，死得其所。是说它在我们的时代里能够发挥一些有益的作用，最后能够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消灭自己；这是好的。我不认为这是美化资产阶级。我始终认为它是比工人阶级落后的阶级。一个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他在思想战线上肯定是属于右派的。但我经深刻检查，我同那些在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 许多同我接近过的人都可以证明，我经常是一个革命乐观主义者。我曾向许多人说过，解放以前，有三种威胁经场防缠着我：一种是政治威胁——反动派随时可以杀害我；另一种是社会威胁——反动派可以指使流氓迫害我；还有一种是经济威胁——企业随时可以破产，陷于失业。解放后，这三种威胁都完全消失了。我现在只有一条心——做好党和国家交给我的工作；学习也是为着工作。我每天工作和学习的时间，往往超过十小时，为的就是社会主义。 八年来，我的言论和行动同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确是毫无相同之处的。第一，我从来没有夸大国家工作的缺点，抹煞国家工作的成绩。刚刚相反，我经常为每一点一滴的国家工作成绩而引以为荣；因为那当中有我的极其微末的贡献。第二，我坚信党和国家的强大，绝不相信匈牙利事件会在我国发生，而且从来也不打听学生可能闹事的消息。如果要检查我的思想的片面性，那只是片面的乐观，而绝不是什么悲观。第三，我参加各项工作、各种会议，以至到各地去视察，一贯地都是以主人翁的自觉，帮助领导上解决问题，而绝不遇事生非，到处点火。第四，对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我一贯表示最友好、最真诚的态度，没有丝毫违背“一边倒”的精神。第五，我从来也不搞什么小组织，从来也不争取私人的权利；对于国家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和待遇，经场孵得已经过高，从来没有丝毫不满。因此认为必须夜以继日地劳动，做好工作，才能对得起党和国家。第六，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对党所提的意见，没有超过批判“三害”的范围，所指的只是某些和部分党员的缺点，而绝没有涉及全党和党中央的地方。我相信，目前一些对于我的流言，都会逐步得到澄清。 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不但没有怀疑，而且往往还觉得是出于意外的好。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体工作的做法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的意见的，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与党员的合作共事关系，绝大多数也是和谐的；但对于少数党员的态度、作风是有批评的。我愿意问清楚道理，要求讲清楚道理，态度往往是直率的。在工作上，我觉得许多党员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我自己也觉得不应该自外。态度的直率也自以为是从党员那里学来的；可能加上了一些自己的个人主义，就不够端正。 自从学习了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展开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以后，我提了一系列有关非党人士对党员态度不够正常的意见。我认识到，中共是一贯反对个人崇拜的；但，我们一部分非党人士却违反了党的意旨进行个人崇拜。如政协全国委员会，就曾经通过一个设立毛泽东大学的议案，当时我也是举手赞成的；这个议案是因为毛主席的反对才没有实行的。一个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使别人同享幸福”的基础上的党，一个努力于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与全人类的解放斗争中来解放自己的党；它被迫进行战争，为的是永远消灭战争，它实行专政，为的是最后消灭专政。这一系列大公无私的伟大精神是容易使许多人体会不了或者体会不够的。对革命领袖以至对党员的尊敬是应该的，这是经过鉴别基于理智的事情。这同神化革命领袖，以至对党员进行盲目的个人崇拜，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公报要求党员警惕资产阶级的无原则的捧场，认为那是糖衣炮弹。我曾经批判了那些用无原则的捧场和个人崇拜腐蚀党员的现象。显而易见，这与所谓“丑化党员”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本来，我有什么理由丑化党员？我每天和党员在一起工作，怎能丑化党员？坦白地说，我的确丑化了一些对党员进行阿谀奉承的人。也很可能，我在这上面态度又有些过火了。 我绝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到死都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立志、下决心，是每一个人的主观可以决定的。哪能设想，一个在黑暗时代，在敌人千方百计的威逼利诱之下，都不肯表示反共的人，今天反而要反党？不能设想，一个在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在今天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如此辉煌胜利的时候， 反而要反社会主义？8年来，我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要依靠什么政治资本搞争名夺利的勾当。我一心依靠党，愿在党的安排下做一名自食其力的普通公民。 居然有人说我参加了章伯钧、罗隆基在全聚德召开的会议，而且答应在他们所策动的未来的反动组织中担任职务。我必须声明，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近两年来，我一共只到过四次全聚德餐馆，都是有关方面宴请外宾的场合。我的行动是众目共见的，是可以调查的。王造时上次来京的时候，我曾和他谈过一次话。当他提到要恢复救国会，征求我的同意的时候，我即一口回绝。我说，第一，我在重庆时就离开了救国会，救国会解散我也没有与闻，今天没有资格主张恢复它；第二，我对民主党派工作没有兴趣，参加了一个民建已经嫌多，屡次想退出，哪有心情再搞第二个？第二，我和救国会的某些同志过去合作得不好，今后也不能希望合作得好。哪能谈得到什么担任职务呢？ 某些人相信： “众口可以烁金”；“曾参杀人”，重复了3次，慈母也为之动摇。我认为，这是旧时代的事情了。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 我始终认为：我的问题只是思想的问题；我的错误只是理论上的错误。当然，如果我的理论错误已经造成了超出时代思潮影响所可能引起的波动，那我应该负责。我请求领导上结合动机和效果，加以检查，给我以应得的处分。 显而易见，会有许多人带着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进入社会主义，但我，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却不应该再有个人主义思想。我一定坚决克服我的个人主义思想。希望同志们继续帮助我！ （原载《人民日报》1957．7．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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