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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政治运动，造成了中国55万人的右派命运。20年后，中国为“右派”平反。在当时的知名“右派”中只有以下几位未获平反，他们是：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 彭文应、陈仁炳、林希翎。除林希翎是年轻学生外，其余5位均是1949年以前就很著名的知识分子。1986年10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北京举行纪念大会，隆重纪念罗隆基先生诞生90周年，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阎明复到会讲话，对罗隆基一生作了评价， 算是用特殊的方式为罗隆基恢复了名誉。 他称罗隆基是“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并进一步指出“纵观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1] -------- [1] 《人民日报》，1986年10月25日。 出身清华 罗隆基（1898－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1913年考入清华学堂，1921年夏天毕业，秋季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192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离美赴英，入伦敦大学研究。回国后历任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教授、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暨南大学政治经济系讲师、天津《益世报》主编、北平《晨报》社社长、《新月》杂志主编。 罗隆基一生对现实政治抱有浓厚兴趣，这使他较早地离开了大学讲坛而投身现实政治，也使他终身在著述上不够丰厚。1923年，罗隆基、闻一多、吴泽霖等人在美国芝加哥成立了大江学会，这是一个以留美清华学生为核心的政治性团体，鼓吹国家主义（nationalism），以“对内实行改造运动，对外反对列强侵略”为宗旨。当年的29名成员中[2] ，如吴文藻、吴景超、吴泽霖、顾毓琇、梁实秋、闻一多、潘光旦等，后来都远离了现实政治，而走上学术道路。虽然后来他们各自的命运都很坎坷，除了离开大陆的几位，几乎全成了“右派”，但以罗隆基的命运最令人深思。 -------- [2] 闻黎明：《闻一多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页82。 世纪初成长起来的这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清华出身的这批人，可以说对政治都抱有热情。当年罗隆基引以自豪的是“九载清华，三赶校长”，可以想见青年学子的行动。当时清华的入学规定是“考生年龄不超过14岁为限”[3]。可以设想，当一个不足14岁的少年在清华这样的留美预备学堂中呆够八年之后，他们身上究竟是传统的影响重，还是西化的影响强？可以说他们是从小即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特徵就是早熟的自由和民主观念，这直接表现在对政治的热情上。罗隆基是将年轻时对政治的热情一直保留下来的一位。他的老同学浦薛凤曾说过，在清华辛酉级（即1921年毕业班）同学中，有兴趣与能力搞实际政治的当推罗努生、何孟吾与吴峙之三位。浦薛凤说：“努生有其学识，具其口才，弄其手腕，但他至多是一位自觉得意的政客，而非一位真正的政治家。”[4] 1922年春天，浦薛凤曾和罗隆基直言相互较量性格，并预卜前途。罗隆基说：“逖生，你有你的才识，但只是一个书生，不够现实。除非你改变作风，恐你成为一位政治理论家而非政治实行家。”当罗隆基要浦薛凤对他直言批评时，浦含蓄地说：“努生，我只觉得你读‘子’书多于‘经’书，你喜欢‘法’家甚于‘儒家’。盼你将来官运亨通，但慎防宦海风波。”[5]罗隆基的最后结局，终于被他的同学言中了。 -------- [3][4][5] 浦薛凤：《忆清华辛酉级10位级友（上）》，《传记文学》，第47卷，第2期，总第279号（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85年8月），页19、20。 《新月》时期的政治言论 1928年， 回国不久的罗隆基才30岁。是年3月，《新月》月刊创刊，而“新月书店”亦先后在北平和上海开张。这时罗隆基显得非常活跃，很快便进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心。他积极参与了《新月》的活动，先后担任了《新月》3卷2期至4卷1期的主编。《新月》本来是一个纯文学刊物，但罗隆基接编后，陆续登载了不少讨论政治问题的文章。这时南京方面延揽过他，胡适曾将戴季陶的一封信转给罗隆基，从他给胡适的回信中可以看出他对仕途的热衷，他说：“惟原函中所谓在院服务，并未言明何项职务，所谓党校教书，亦未言明何项科目，令人实难答覆”。最后他告诉胡适“何去何从，当以考试院之职位而定耳”[6] 。虽然后来罗隆基并未赴考试院，但他热衷现实现政治的性格已非常明显。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香港：中华书局，1983），页502。 《新月》时期的罗隆基著述颇丰，是为《新月》写稿最多的作者之一，而所做文章都在政治学范围内产生很大影响。他的言论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以自己深厚的专业知识，介绍英美的政治学理论：二是以自己对政治学原理的理解，来批评政府行为的不合法性。 1929年，罗隆基在《新月》发表《专家政治》一文。这篇文章是罗隆基一生思想的重要代表。罗隆基热衷现实政治，不仅是性格使然，也有很强的理性支配。他信奉“最好的政府是最好的行政”的原则，并明确宣称，要说政治，我的座右铭是：只问行政，不管主义。”[7] 罗隆基对中国政治结构的评价是行政比政体要紧，有了好的行政，无论在哪重政体下，人民总可以得到幸福，反之，如果没有很好的行政，无论在何种政体下，人民都会遭殃[8]。罗隆基关于专家政治的想法来自美国，他当时已经注意到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必然导致行政上的专家政治 愤体说，就是行政人员的选拔制度很落后，罗隆基回国不久，即介绍美国的吏治法与吏治院，其着眼点即在如何能将真正有才干的人选出来。罗隆基认为，中国当时的行政处在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这两种恶势力的夹攻下。他又认为，不经过选举、考试而靠推荐、援引、璘缘，苟且产生出来的全国官吏，是一种分赃制度，所以他力主“要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最要紧的是专家政治”。要实现专家政治，消极方面是要先除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积极方面，则是先实行选举制度和考试制度[9]。 -------- [7][8][9] 《新月》，第2卷，第2期。 《新月》时期，罗隆基发表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是《论人权》。他指出，人权简单说就是做人的权利。不过罗隆基的人权观却不止于此，他认为衣食住行、温饱小康固然是人权，但他特别强调言论自由是人权的应有之义[10]： -------- [10] 《新月），第2卷，第5期。 言论自由是人权。言论自由所以成为人权，不因为他可以满足人的欲 望，不因为他是天赋于人，不因为他是法律所许，根本原因是他的功用。 他是做人所必须的条件。 是一个人，就有想法。有思想就要表现他的思想。要表现他的思想， 他非要说话不可。他要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说旁人要他说的话，这就是 发展个性，培养人格的道路。 除此以外，罗隆基还分析了人权与国家的关系。他引述一位外国政治学家的话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认为从政治哲学上立论，国家不是一个强迫人民服从其意志的团体。国民之所以为国民，就是他有检查政府一切行动的宗旨及性质的责任。政府的行动，不能以其出诸政府，即成为天经地义 厄单地说，国家不能产生人权，只能承认人权。国家的优劣，在任何时期，即以人权得到承认的标准为准[11]。说到人权与法律的关系，罗隆基认为法律保障人权，人权产生法律。他亦认为人权有时间性与空间性，因时因地而不同，有时偏重经济，有时偏重政治。在文章的最后，罗隆基以“我们要的人权是什么”为题，开列了35条，可以说为中国起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人权宣言，这个宣言今天读来仍然振奋人心[12]。 -------- [11][12] 《新月），第2卷，第5期。 罗隆基还发表了《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甚么样的政治制度》等文章，直接批评国民党一党独裁和“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等。他认为，思想不能统一也不必统一。而且以人类的经验论，自有政党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党外无党”这回事，更没有过“党内无派”这回事。政党本来是与民主政治交相为用，相辅进行的。以民主主义治党，就不怕“党外有党”，民主的功用就在于调剂党内的派系、党外的党，使一切意见主张的纷争，走上光明正大轨道，而不趋于革命流血一条狭路[13]。 -------- [13] 《新月》，第2卷，第8期，第12期。 此外，《论共产主义》是罗隆基在《新月》时期集中阐述对共产主义看法的一篇论文，文中对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经济到政治都给予了批评。他在援引一位英国教授的观点时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是历史学家永远的疑团，这种无逻辑的、愚呆的主义，何以能在民众的心理上发生如此有力且深远的影响，并且藉由民众所受的影响而反过来影响历史自身[14]？之后，他又写了《论中国的共产》一文再次阐述自己的观点，这篇文章的副题是“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并建议他们“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15]。罗隆基在文章中集中分析共产主义何以会在中国壮大，他认为国民党应负主要责任。第一，国民党宣传共产党的主义。共产党有今日的地位，共产主义在一般青年的头脑里成了时髦，谁也不能否认这是孙中山、汪精卫以及许多国民党领袖的功劳。第二，国民党采用共产党的制度。如今国民党有党的组织，其党治的策略，由党而产生出来的政府，哪一项不是师法共产党、热衷共产党、整个的模仿共产党？第三，国民党协助共产党实际的工作。先知先觉的遗教，为共产党主义作宣传，后知后觉的组织，为共产制度造实例。同时国民党下级党员的一切工作，又直接间接的为共产势力实现制造机会。他进一步认为，政治失败、党员失德，是一党政治的必然结果。在一党专制下，人民没有组织和言论的自由，亦没有监督、指责党局及党员的机会，独裁政治的结果，自然是专政者的腐化，政治日趋腐化，人民日趋叛离，这就是如今共产党发展的机会。 -------- [14] 《新月》，第3卷，第1期。 [15] 《新月》，第3卷，第10期。 整个《新月》时期，罗隆基发表过许多文章，他还用“鲁参”、“卤”等笔名写过许多书评。综合来看，这些文章都是围绕人权、宪政、约法等政治学理论的观念有关。他接近共产党，是由于它当时的政治地位还没能将“党在国上”的观念体现出来。 罗隆基与“党天下” 1949年，罗隆基留在新政权内，这时的罗隆基已不同于年轻时期。40年代末期，在国共两党军事、政治激烈交战的年代，他作为第三方面的代表，一直帮共产党的忙，而当时共产党为了尽快获得政权，在民主政治方面曾许下很多诺言，对于民主人士也表现出尊敬和宽容，这些因素对罗隆基的政治选择可能都有影响。 1950年，他和朋友吕孝信交谈时，曾对吕的抱怨解释说：“我怎知道国民党这样不堪一击？连大江以南也守不住？如果能守住江南，平分天下，共产党也不致有这样高的气焰。”[24]当吕劝他申请出国时，他说：“你不知道，如申请不准，以后将被歧视，认为思想不良，那份罪可大了，又怎能不怕呢？”[25]可见，罗隆基对自己在1949年的选择是有所不得已的。 -------- [24] [25] 吕孝信：《忆一对欢喜冤家——王右家与罗隆基》，《传记文学》，第24卷，第1期，总第140号（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74年1月），页38。 1949年后，罗隆基一直对自己在政治上的才能抱有足够自信，并曾幻想以自己当年所做的贡献，可能会成为外交部长或驻英大使的人选[26]。虽然同时代的人公认他具备实际的行政能力，但在对共产党的认识上，他的书生气就流露出来了。他渴望成为新政权中的一名阁员、一名部长，但他最终获得的职位不是外交部长，也不是驻外使节，而是森林工业部部长。以他留美的政治学教育背景，公认的中英文水平，加上出众的辩才和口才，结果也只能管管木头。千家驹对罗隆基的评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被任命为政务委员，没有当上部长，一直牢骚满腹。”[27]看他在《新月》时期对政治、国家、政党、民主、自由等的看法，想他在1949年以后的不适应也是情理中事。 -------- [26] 吕孝信：《忆一对欢喜冤家——王右家与罗隆基》，《传记文学》，第24卷，第1期，总第140号（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74年1月），页38。 [27] 千家驹：《70年的经历》（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2），页239。 1949年，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留在大陆，情况比较复杂。出于种种原因，当时中共对知识分子还表现出一种欢迎态度，再加上国民党的腐败已使他们绝望，1948年底，大批知识分子由香港进入解放区。1950年左右，全国的安定局面使他们一度兴奋。可是正当他们对新政权产生好感之际，中共却制造了一个知识分子原罪论的神话——改造资产阶级的思想为无产阶级的思想，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居然相信了这个神话。罗隆基甚至说过：“周总理是南开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28]一方面说明他有想不通之处，另一方面则说明当时的社会意识已渐趋以“无”为荣，以“资”为差了。在新的环境中，罗隆基的心情并未感到舒畅，而是越来越感到压抑，他所预想的一切都没有出现，而他万万想不到的事情却很快发生了。1957年的到来，将这位复杂的、充满个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仅剩的一点梦想也打破了。 -------- [28] 《大公报》，1957年8月11日，吴晗发言。 1957年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储安平以民主党派成员和新闻界著名人士的身份与会。6月2日，《人民日报》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表了储安平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这篇发言即是著名的“党天下”论。 储安平在发言中首先指出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已经成为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何在？在储安平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他还说：“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党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储安平在1957年夏天的言论是妇孺皆知的，但最早使用“党天下”这个说法的应是罗隆基。 1930年2月10日出版的《新月》杂志，第一篇文章是罗隆基写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文中批评国民党“党在国上”，他说”： “党在国上”的影响，尚不止这一端。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 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当不可抄国民党的文章，把党放在国上，秦始 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刘邦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曹操、司 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国民党革命 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他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 上”。这当然成了继续不断的“党天下”。 说到“党天下”的说法出自罗隆基，自然不可避免地想到他和储安平的关系。罗隆基长储安平11岁。储安平的经历与罗隆基大体相似，他从上海光华大学政治系毕业以后， 留学英国，思想都受著名的费边主义者拉斯基（Harold J．Laski）的影响。罗隆基在《新月》前期比较活跃，而储安平在《新月》晚期比较活跃。 罗隆基曾任光华大学政治系系主任，教授比较政府及政治思想史。1932年，储安平于该校毕业，是罗隆基的学生。从各种联系上讲，储安平与罗隆基的关系应该是很近的， 储的许多思想都直接受罗的影响，但储对罗是有看法的。1946年9月，储安平在上海创办《观察》周刊，列为该刊“撰稿人”的前后共有78人，多数是国内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在这个名单中，没有罗隆基，而且在《观察》存在的近三年时间内，罗隆基没有为《观察》写过片言只字。原因何在？是因为储安平对罗隆基的品德有看法。 1957年春天，储安平拜访过一次罗隆基。共产党批判储罗二人时，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章、罗和储安平密室策划一证》[30]，说储安平和罗隆基如何如何，显然是将一般性的拜访和交谈上升到政治活动中去了。储安平后来在《向人民投降》一文中承认了与罗见面。另外，在当年的民主人士中，罗隆基和毛泽东、周恩来的个人交往是很少的[31]。罗隆基在1957年的遭遇除了政治上的直接原因外，与毛周个人的疏远或许也是一个因素。因为即使在“反右”、“文革”当中，毛周出于个人情谊或其他考虑，也保护过一些知识分子，如章士钊、梁漱溟等人。在“反右”之前，罗就曾说过：“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对这类自高自大的‘士’，亦确有一套领导的艺术，即所谓‘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等等。”[32]然而这种声音在已经获得政权的人听来，已经很不顺耳了。 -------- [30] 《光明日报》，1957年7月7日，第3版。 [31] 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 和1988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书信选》中，未收一封毛周给罗的信，这在当时的民主人士中是很特殊的。另外孙琴安、李贞著：《毛泽东与名人》（江苏人民出版社，1953）；卢之超主编：《毛泽东与民主人士》（华文出版社，1993）等书也未列毛罗交往的资料。 [32] 罗隆基：《加强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 据说，在罗隆基成为右派之后，香港曾有人邀他办报。周恩来为此约见了他，转告了这个消息，并对他说：“如果你想去的话，随时都可以去，不论去香港，去美国，都可以。我想，你是不会去台湾的。”罗隆基回答：“总理，谢谢你的关心。我哪儿都不想去。我死，也死在这里。”[33]这与他当年对吕孝信说的“如果申请不准，以后将被歧视，那份罪可大了，又怎样不怕呢？”是一致的，作为“右派”的罗隆基还能怎么回答呢？申请离开，那不是更可怕的事吗？罗隆基没有走，1965年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纯粹的学人，但他自觉地走上了仕途，一切悲剧都由此而来。书生参政，好像都是这个结局。 -------- [33] 叶永烈：《沉重的1957》（南昌：百花州文艺出版社，1992），页34；70。 （本文编入《思忆文丛》时被删去一节，若干注释虽有内 容并未被引用，如有需要可参考谢泳原著——扫校者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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