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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药眠先生离开我们已整整一年了！这一年来，他的音容笑貌时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一种缅怀与忏悔的情感常常涌上我的心头，不管我的笔头是多么笨拙，也要记下这点点滴滴。 我第一次见到黄药眠先生是在一次座谈会上。 大约是1949年5月间，在师大男附中的一个小教室里开了一个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座谈会，由叶丁易先生主持，参加的人不多，我们少数学生去旁听。记得黄先生和曹禺、杨晦、叶丁易等先生都讲了话。黄先生从座位上站起来发言，穿一身灰布衣服，头发花白，面孔白皙，声音柔和，显得很平静。我当时心想：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文艺理论家黄药眠！这次会后不久，叶丁易先生就让我们几个学生去黄先生住的宾馆拜望他，以学生的名义请求他来师大任教。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进了他的房间，他好像正在屋里徘徊，想什么事情，看见我们进来，漠然地站在那里，问我们有什么事。当我们说明来意后，他不动声色地说，等考虑考虑再说吧，显得很冷淡。我们像给浇了盆冷水似的，直觉得透心地凉。在回校的路上，我们几个人议论纷纷，共同的感觉是这位先生有点傲慢，不好接近。 在叶丁易先生的努力下，黄先生终于被请来了，给我们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西洋文学史，还指导我们一个小组的写作练习。他的讲课内容新鲜、条理清晰、语言简明、声调柔和悦耳，使我们第一次受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知识的教育，很快，我们就被吸引住了，对他的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上课爱提问，爱走动，爱跟年龄小的女同学开玩笑，显得活泼、生动、幽默。记得师母蔡澈先生当时在华大学习，他们结婚不久，有一次也来听黄先生讲课，坐在教室的后排。黄先生上讲台，发现我们小声谈笑，好像与他有关，他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衣裳，没有发现什么可笑之处，便奇怪地问：“你们笑什么？”我们都憋不住笑出声来，有几个同学说：“我们要吃糖！”这时他明白过来了，微笑着，习惯地用食指捂捂鼻子说：“噢！要吃糖，那没有问题，现在先上课吧。”我们都沉浸在欢乐友爱的气氛里，再也没有过去那种冷淡隔膜感了。 黄先生一身正气，为人坦率真诚，对学生貌严心慈，外冷内热，以他的崇高品格、精湛学识影响着哺育着我们。那时我在学生会工作，忙忙乱乱，学习抓得不紧。大概黄先生看出了我的毛病，有一次上课时提问我：“什么是典型？”我吞吞吐吐没说清楚。他当时没有说什么，下课后让我留下来，严肃地告诉我，学生干部在学习上应该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不能借口工作忙而放松学习。我羞愧地低下了头，内心充满对他的感激。在我上大学期间，还没有哪一位老师对我这样严格要求过。黄先生当时还兼管我们一个小组的写作，有一次他让我们练习写一篇人物速写。我写的是我们同屋的一位同学。他已结婚，而且有了小孩。他为人随和厚道，爱睡懒觉，大家都喜欢同他开玩笑，他也乐于同大家开心。我一向文笔笨拙，当然难以写得很像，但因为和他同窗几年，朝夕相处，还基本上写出了他招人喜爱的某些性格特征。这一点得到了黄先生的肯定，给了高分，但他同时又严格地指出文章所存在的毛病，说我对人物身上的缺点抱着欣赏同情的态度，流露出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他的这一教导，不仅使我认识到自己思想感情上所存在的问题，还使我懂得如何去体会作品里人物的思想感情和作者的态度。我上大学时的作业练习大都丢弃了，唯独经过他认真批改的这篇作业还保留着，它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 1952年院系调整后，黄先生勉强答应，担任了北京师大中文系主任职务。不久，他把我从教务处要回系里做秘书，并担任一部分课。那时他已年届半百，社会活动甚多，报刊约稿频繁，’校内各种会议也连续不断，但他仍然坚持上课，并和钟敬文、穆木天、彭慧等先生在全国率先招收研究生，表现出一种开拓事业的精力和气魄。现在这批人已成为高校教学科研骨干，有的已担任了博士生导师。当时正是蜕旧变新的过渡时期，教育战线也处于从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的全面变革阶段。师大中文系受教育部委托，起草全国高等师范的教学计划，并负责主持制定各课的教学大纲。为此，需要同有关院小翻常联系，征求意见，工作是很繁重的。那时系里只有教务员、办事员、工友三个人是脱产的，其余党政干部都是兼职。我不仅白天的时间全部用在行政工作上，有时连晚上的时间都得搭进去，因此备课时间没有保证，常常靠开夜车备课应急，影响教学效果。自己深感行政工作与教学的矛盾，曾想暂时放弃教学。当我怀着不安的心情把这一想法向他吐露以后，他并没有责备我，而是给以耐心地开导，他说，只抓行政工作不搞业务，是一种短视的想法，为人民服务要有实际本领，趁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努力掌握一门专业，否则将来会后悔莫及的。他语重心长的教导，温暖、鼓励了我这颗苦闷不安的心，对我后来能把教学工作坚持下来起了关键性作用。惭愧的是这30多年来我只做到了没有离开教学岗位，而没有在学术研究方面做出什么成绩，有负于黄先生的谆谆教导， 说起黄先生对学生严格而厚爱的教导，那是很多的。当时在青年教师中最受人羡慕的是他的两名助教。这不仅因为有黄先生这样的名家做他们的导师，更重要的是由于黄先生对他们的悉心培养。他为他们安排了具体的进修计划，认真地审阅批改他们的每一篇讲稿。有时他在外边开会回来很晚了，但他一定要赶着看完他们送来的讲稿，才疲乏地回家吃饭。令人感动的是，这种情况并不是偶尔一次两次，而是常常出现的，蔡师母也饱尝了等他回家吃饭的甘苦。 黄先生对研究生的培养，要求很严，方法也很高明。他不只注重系统的理论学习，强调把理论学习与作家创作研究结合起来，在研究作家创作的具体实践中学习掌握理论。我记得，他的第一届研究生就仔细地讨论过茅盾的小说和赵树理的《三里湾》，我曾旁听过他们的讨论。黄先生对他们的发言都做扼要的评点，有时批评很尖锐，但大家都心悦诚服。严师出高徒，他的这些弟子尽管也历尽坎坷，但现在大都是文教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有一段时间，中文系教师党支部个别负责人对黄先生的工作不够尊重，在选留助教、指导教育实习等问题上指指点点，与黄先生发生冲突，惹得黄先生很不高兴，要辞掉系主任职务。我感到问题严重，及时向学校党的最高领导人何锡麟副校长做了汇报。何副校长亲自到黄先生家里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并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有黄先生、中文系教师党支部负责人、校党委书记参加，我作为见证人也被指定出席。在会上，我没有偏向谁，对有关情况做了比较客观公正的汇报。何副校长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后，高度赞扬了黄先生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批评了党支部个别负责人的错误态度。辨明是非之后，黄先生接受了挽留，没有坚辞系主任职务，对我的工作也更放手了，包括李何林先生、许杰先生等与他往来的一些有关办学的信件也交给我处理。同他的接触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对党的领导是很尊重的，但又不是无原则的，对某些党员干部的不正确意见，他是坚决抵制的，表现出他那种坚持原则、光明磊落的倔强品格。 正当他辛辛苦苦参与制定高校体制改革方案，诚诚恳恳帮助党整风，想为革命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风暴降临到中国大地，一顶“大右派”的帽子扣到了他的头上。我不了解他当时受到如此重大的打击屈辱之后内心是怎样的痛苦，也不知道他对像我这样不辨是非、忘恩负义的愚昧之徒是怎样想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正面看他，更不敢同他接触，怕别人说自己同他划不清界限，怕自己不知道该同他怎样说话、说什么。当时我感迷惘和苦闷，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感情上很为他惋惜，而“理智上”则认为他是错的，犯了罪。因此，在批判他的大小会上我都努力紧跟，声嘶力竭地叫嚷。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理智”啊！当自己的老师在精神上人格上受到莫大的冤屈凌辱的时候，自己不但不去为他辩白，反而跟着错误潮流一起去侮辱他伤害他，这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理智，完全是一种丧失人性的愚昧：然而更可悲可恨的是一直到1979年给他平反以后，我才认识到他所蒙受的极大冤屈，才开始醒悟到自己的愚昧和罪过，才开始意识到长期以来那种歌颂“大救星”、鼓吹“驯服工具论”的封建奴性教育的可怕后果！ 给他平反以后，我怀着悔罪不安的心情到他家里去拜望他，准备接受他可能给予的轻蔑冷淡的待遇，也准备向他做一次发自肺腑的忏悔。然而迎接我的仍然是他过去那种严肃平静中蕴含着的祥和热情，没有丝毫的埋怨和冷淡。这反倒使我准备向他忏悔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以后每次去看望他，也总是这样，我所感受到的还是他的那一种严厉、耿直、仁爱的心怀，还是他的关切和鼓励，我还是一句忏悔的话也说不出来。我本来还有许多社会现实问题想请教他，但他这时身体已很不好，不便再打搅他。有一次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包子衍、彭绍发两位同志来京，为一些著名老作家录音，留作历史文献资料。他们想给黄先生录音，但不知他是否愿意。我先去征求他的意见，他没有推辞，并当天就抱病做了部分录音。他还是那样，人家求到他的事，他总是尽可能地给以满足。有一位曾在师大中文系兼过课的学者在历经坎坷之后要落实政策了，他给黄先生来信，要求出具证明，说明他在师大兼课的时间和职称。为此，黄先生特意把我叫去，问我当时的具体情况，是否有兼课聘书和职称。他还是那样认真负责，还是那样关怀别人，还是那样最大限度地满足别人的要求。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多么需要他的这种精神、这种品格啊！然而他已经走了，已经走了一年了，在他生前我还没来得及向他说一句忏悔的话，没来得及向他请教有关我们社会现实中的诸多问题，他就走了。这是多么不可挽回的损失啊！我们是多么想念他啊！然而再也见不到他了！我只有在忏悔中永远铭记着他的教导，学习他的精神，努力做一个正直的有头脑的中国人。 198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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